说这个问题之前，首先要说明的是，从法理上讲“江东六十四屯”一直都是我国的领土，因为没有一个条约上讲“江东六十四屯”是割让，至于现状，只能说是强占。
江东六十四屯位于黑龙江中游左岸，南北长一百四十余里，东西宽七八十里。
江东六十四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这里很早就布满了中国居民的村屯。因为最多时曾有六十四个村屯，因此人们都习惯称为“江东六十四屯”。
江东六十四屯不仅土地肥沃，同时也是当时整个黑龙江北岸人口最稠密的地方，更是重要的战略要冲，是沙俄入侵我国东北腹地的重要通道。
因为这里太过重要，因此沙俄对这里一直虎视眈眈，早在1858年中俄《瑷珲条约》签订前，沙俄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就大肆叫嚣，要派兵占领江东六十四屯，将该地居民尽行驱逐到南岸。
为了获得江东六十四屯，在1858年的瑗珲谈判中，沙俄就在单方面提出的中俄边界条约草案中写道:“黑龙江左岸中国居民，限三年内移居右岸”，但这个无理要求，受到中国代表的驳斥。
最后，沙俄为尽快签订割占黑龙江以北地区的条约，表示同意江东六十四屯原住中国人“照常准各在所住屯中永远居住，仍著满洲国大臣官员管理，俄罗斯人等和好，不得侵犯”。
这就说明，虽然整个黑龙江北岸割给了沙俄，但依然保留了江东六十四屯。
不仅如此，在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里有同样的记述：“遇有中国人住之地及中国人所占渔猎之地，俄国均不得占，仍准中国人照常渔猎。”
当然，看上去中俄《北京条约》规定的范围似乎更广，意思是只要是中国人住的地方，中国人正常渔猎的地方，不得占领。
但谁曾想，老毛子说一套做一套，条约上的墨迹还未干，他们就悍然闯入江东六十四屯，蛮横地发布通告，宣称当地中国人是居住在俄国的领土上，必须接受俄国的保护，甚至公然以武力威逼当地居民脱离中国，臣服沙皇。
不仅如此，他们还竟越过黑龙江，到南岸种地盖房，仅1861年年至1864年，沙俄就往黑龙江南岸八、九个地方非法移民，非法种地几百垧。更是将位于主航道我方一侧的江心滩地占为己有。
清政府看到沙俄太过分，于是在1864年6月2日照会沙俄，称“查此项江滩紧靠黑龙江右岸，实系中国专管地方，缘和约统以黑龙江左右分岸,自当以江身大流为断，该滩既靠右岸，自与俄国无干”，因此，要求俄国饬令俄民退出。
清政府所谓“江身大流”，就是指黑龙江主航道，意思是以以主航道为界，沙俄此举无疑是越界了。
面对此举，做贼心虚的沙俄官员不得不对中国官员立下“字据”，发誓“下年不再违约耕种”。谁知，到第二年，不仅没少，反而侵占的更多了。
就这样反反复复，除了照会几下，清政府没有任何实际行动。
除此之外，自《瑷珲条约》签订后，俄国虽然在条约上写的清清楚楚的，说不占江东六十四屯，但实际情况确实恰恰相反。
条约上的墨迹还没干，他们就大肆移民，在紧靠江东六十四屯一带设立村屯，妄图以俄民挤走当地华民，实现其霸占江东六十四屯的野心。
刚开始，他们还只是在相距五六十里的地方建房，可没过几年，已经有二三十个村子紧挨着江东六十屯一带了。
到1879年，俄国人就直接开始明抢了，强硬的将江东六十四屯中最大的段山屯村民的牧场占为己有，且有加剧蚕食的现象。
当地居民不甘忍受俄国侵凌，纷纷向地方当局上告，最终，在江东六十四屯人民的强烈要求下,清廷不得不派员与俄交涉，先后于1880年，1883年，1889年，对该地区进行三次勘界，设立“封堆”，开掘“界沟”，双方也立了字据，俄方也保证“永不侵占”。
但是根本就没有用，俄国人依然我行我素，不久便推倒木桩，越过“封堆”侵占了段山屯以北直至精奇里江边的大片领土，并开始由北向南渗透。
他们经常派兵闯入各屯，无故枪杀居民，大肆掠夺财物，甚至公然否定条约规定，粗暴干涉并妄图取消清政府对江东六十四屯的管辖权。
为了彻底获得江东六十四屯的领土主权，1890年沙俄又制造了“苏忠阿垦地事件”，妄图为侵吞该地区打开缺口。
苏忠阿是江东六十四屯一位老户，早在《瑷珲条约》签订前，他曾在补丁屯西南的游牧草地上开出一片熟地，已耕种了多年。
在1880年至1889年三次勘界时，苏忠阿的垦地均在江东六十四屯的界限以内，俄方从未提出任何异议。
可是到了1890年代，沙俄阿穆尔总督却突然无中生有，捏造事实，诬指苏忠阿非法越垦，说他的垦地不在江东六十四屯的范围之内，勒令他必须向俄国交了租税之后才能种。
对于俄国人的这一做法，当地百姓自然强烈反对，纷纷上告向瑗珲副都统衙门呈文。
清廷接到黑龙江将军的奏报后，感到“苏忠阿垦地事件”事关重大，认为一旦开此先例，俄国的无理之求必将接踵而来。
于是，一面饬谕黑龙江将军据约驳斥，一面指令使俄大臣许景澄照会外交部。
在接下来历时两年多的交涉中，许景澄据理力争，态度强硬，但是，由于腐败无能的清政府企图利用沙俄遏制西方列强的总方针不变，致使许景澄采取的严正立场难以坚持。从1892年5月20日至1893年7月期间，许景澄与沙俄交涉苏忠阿垦地进行得十分被动和困难，但也没让俄国得到好处。
而苏忠阿的垦地自被俄占后，始终未还，一直到1900年沙俄武力强占江东六十四屯全部土地。
沙俄在“苏忠阿垦地事件”中没有捞到多少好处，转而开始明抢。
不仅在1893年春制造了补丁屯“烧酒惨案”，还不断派遣武装暴徒闯入江东六十四屯，肆意烧杀抢掠，屠杀无辜。
最终，在爱国将领时任黑龙江镇边军统领寿山的强硬交涉下，俄国军队被迫撤出江东六十屯。
但是沙俄吞噬江东六十四屯的野心不死，一直在等待机会。
1900年，沙俄趁“八国联军”大举入侵中国之机, 声称“布拉戈维申斯克遭到射击”, 出动大批军队屠杀了海兰泡的中国居民，制造了“海兰泡惨案”, 并趁机大肆驱赶、屠杀江东六十四屯的中国屯民, 将其完全占领, 进而又占领了黑龙江右岸的我国东北地区。
1902年9月，虽然中俄双方签订了《交收东三省条约》，其中第一条就规定俄国“允在东三省各地归复中国权势，并将该地方一如俄军未经占据以前，仍归中国版图及中国官员治理。”
也就说，俄国应将归属黑龙江瑷珲副都统管辖的江东六十四屯地区归还清朝，并允许原屯民返回江东居住。
但是，沙俄却声称“凡离开我方河岸的中国居民, 不准重返结雅地区, 他们的土地将交与俄国移民专用”, 竟无耻的宣称中国屯民是“自愿离开”的, 不许中国难民返乡, 并大量移民俄国人占据江东六十四屯地区，拒不交还江东六十四屯地区。
自此, “江东六十四屯问题”由单纯的条约问题上升至战争遗留问题。
但中国政府一直未承认沙俄对此地区的占有，到1935年，当时的国民政府还曾就此问题多次与苏联交涉, 但未有结果。
直到1945年签订《中苏友好条约》，中方在江东六十屯的问题上就更加无能为力。
新中国成立后，鉴于中苏两国特殊的关系, 很长时间以来未涉及领土问题。
中苏关系恶化之后，中方于1969年宣布：在考虑现实的基础上谈判解决中苏边界问题，并不要求收回沙俄根据不平等条约割占的领土。
意思就是，在现状的基础上进行谈判，历史遗留问题先不谈，这说明我国在中俄勘界问题上是做出巨大让步的。
一直到2001年中俄双方签订《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及《中俄关于国界东段的补充协定》确认了双方相互没有领土要求，并解决了边界走向问题。
条约虽未明确提及江东六十四屯问题，但根据条约的划界描述，中国未能收回这片被沙俄抢去的土地。
“江东六十四屯”的历史正是中国割地丧权历史的缩影。
虽然现在我们坚持和为贵，强调睦邻友好，但我们绝对不能忘记这段屈辱的历史，更不能忘记在这段屈辱的历史下丢失的包括“江东六十四屯”在内的整个美丽而富饶的黑龙江乌苏里江地区，以及西北的巴尔喀什湖等地区。
因为他们有一个统一的名字叫“中华故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