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进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后，李大钊即立志深研政理，以求挽救民族，再造中华的良策。对政治的热情和关注使他从十月革命后，开始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拯救中国的导星”，而专门研究社会主义革命。可见，政治观是他整个革命思想的核心内容，是他整个思想的出发点也是归宿点。

从接受马克思主义后，他就将一贯追求的自由观念，从原来精神层面而移向物质层面，开始关注真正实现自由所需的物质基础，从这个意义出发而转向了主张实施彻底的阶级革命。他指出，“经济上的自由，才是真的自由”，又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不自由的本质，民主不是单求推翻一种君主的国体，而是要实现社会主义。他对民主含义的理解添加上了阶级的色彩，将Democracy看作是可以打破特权关系的平等，将精神的自由扩大到政治的、社会的民主，是人民民主思想雏形的最初孕育。

1919年李大钊于《新青年》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是公认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真正开端，他是第一个从比较完备的意义上开始介绍、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李大钊比较准确的阐释了唯物主义和阶级斗争学说，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伟大历程。尤其是相当完整、清晰的分析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特殊历史意义，李大钊根据中国的文化环境和现实需要，将他早期革命辩证法因素融入，对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理解中。

在李大钊看来，根据唯物史观，历史的进步不只要承认进化的作用，而且要承认革命的作用，进化是为了进步，革命同样是为了进步。经济制度的演变可以依靠社会组织的进化、改良来实现，更需要以革命的方式来创造全新的、将来的历史。这样，李大钊便把历史进化与社会革命论统一在唯物史观中，阐明了历史进化与社会革命的辩证关系。

对唯物史观讲的经济的决定作用，李大钊是完全接受的，“相信这经济变动是必然的”，并称它为唯物史观的“第一说”。李大钊运用经济决定作用的观点，去分析中国历史变化的内在必然性，指出经济的变动对于社会思想的变动具有决定作用，这反映了历史规律的必然性。

同时，李大钊以他早期的辩证法思想来理解马克思主义，这使得他比较准确的把握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即在首先重视经济决定作用这“第一说”的同时，还发现唯物史观还有“第二说”，即“阶级斗争”说，这与他早期即有的对意志能动性作用的坚定认识相一致。

尽管因为时代和个人理解的局限性，李大钊直率的批评了他认为唯物史观，所包含的机械决定论和宿命论，抛开局限不谈，恰反映了他对阶级斗争理论毫无保留的认同和接受，他认为阶级斗争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一个绝大的功绩”。

因为它符合李大钊革命思想的内核，即坚信广大人民作为无产阶级的联合斗争，是争取自由的最有力手段，印证他认为的实现社会主义，决不可能离开人民的作用。他深信只有阶级斗争理论，可以协调决定论和能动论二者的冲突，并使之取得有机统一，从此他开始用阶级斗争的理论，来研究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

从早期产生的革命思想以来，他即特别强调人的能动性，主要反映在思想的觉悟和实践的作用，他反复重申发挥人在历史中的主观能动作用，而不是没有自我意识的完全的客体。他不认为对历史规律必然性的信仰会与作为个体的人的自觉行动之间会存在矛盾，既承认历史有必然的发展趋势，又坚信人可以发挥作用改变历史。在他看来，确实存在历史规律，但它是通过客观物质作用与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相统一而发挥出来的。

1922年他在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上，发表了题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的讲演，运用形象的比喻对革命与进化的辩证关系做了说明。他说社会主义革命恰如鸡子在卵壳里要诞生一样是势不可挡的，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他反驳胡适时指出，问题和主义是不能分离的。

他认为，人们解决社会问题是，通常首先必须产生一种自觉的观念，或将这种观念灌输到他们中去，使他们能靠共同的信念，把自己的一个个的具体问题，与社会大多数的共同问题连成一片，让这一待解决的社会问题，变成社会上人们的共同问题，才会有被解决的可能。

正是在这个环节中，主义发挥着一种必不可少的作用，因为它使人民拥有了“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这使社会问题才有机会能被理解和解决。于是，胡适所谓的实用主义才真正是不切实际的。但李大钊认为，他和胡适争论的焦点，其实并不在解决问题的务实态度，他一再强调革命也是需要脚踏实地的做工作的，“纯理论的讨论是无效的”。

从表面一致的务实观点，两人的结论却完全不同。胡适其实强调知识分子应安于理论研究，不讲政治，认为只有脱离政治领域，才可能冷静地研究“实际问题”，可见这才恰恰是一种消极的、不革命的态度。

而李大钊历来充满了对付诸政治上的实际行动的渴望，李大钊不仅始终明确的强调要投身“实际的方面”，实施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运动，并且表示要继续宣传科学社会主义，并将这一社会理想应用于中国的实际。

可见，李大钊与胡适争论的核心和实质，并非理论和实践关系这一哲学问题，而是集中在认为中国问题，究竟是要用政治革命的方法来解决，还是要通过非政治的、缓慢的、进化的社会改良的方法来解决。胡适主张用一点一滴渐进的改良，反对采取暴力革命的社会变革方式。李大钊始终坚持他的观点，即只有彻底的政治革命，才是达到创造解决一个个具体的社会问题的先决条件。

运用马克思唯物史观，李大钊提出“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而经济问题的解决要靠社会经济组织的改造，社会经济组织的改造又离不开政治力量，最终又离不开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用阶级斗争作工具去实际努力，才会有根本解决的可能，他从经济解决的逻辑最后转向了政治解决。

他其实是坚持了要进行社会革命的态度。于政治的重要性，当时的中国，处在深沉复杂的政治、社会与文化的多重危机中，这种情况自然会使人们想要求根本性的解决，从而彻底克服这种整体的社会危机。以马克思主义来为根本解决的工具来接受，李大钊对“根本解决”的革命态度的坚定信仰和有力论证，加速了马克思主义融入中国社会变革的主流这一历史进程。

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的科学真理都是抽象与具体、绝对与相对的统一。在论战中，李大钊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观，认为马克思主义天生就具有真理的普遍性，所以它会对世界各国家、民族的社会主义运动以指导作用。他明确的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中应有的指导地位，并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应该进一步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李大钊对社会主义的实现理解为三个层次，首先要在“知”和“情”的方面，对现存的秩序进行批判，尤其是从阶级的角度，而最终社会主义的实现就是在“意”的层面，即现存世界中以工人阶级，对政权的掌握来取代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这是他后期革命思想的核心，即主张在政治上实现劳工阶级的专政。李大钊在系统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研究中国历史国情的过程中，确立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化的理论基础和核心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