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纪曼是我党潜伏在国民党内部的红色特工中军衔在少将以上的唯一一人。他早在 1930 年就曾经担任过军统头子的私人翻译，但此后他一直以“社会身份”游走于三教九流之间。
直到 1947 年，范纪曼才经人引荐，入职到了国民党的国防部二厅。不过他一上任，就被授予了少将军衔，比起当时的军统头子毛人凤的军衔还要高上许多。
在国防部二厅的位置上，范纪曼为我党提供了大量重要情报，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然而，范纪曼的生命之路却充满了戏剧性。就在他翘首以盼全国解放之时，却是在解放前夕，他因叛徒的出卖而被捕入狱。之后他便被关押到了国民党的看守所中。
不过他并没有坐以待毙。相反的是，他通过使用自己的智慧，在一块木板上成功逃出了看守所，如此也堪称是中国谍战史上的一大奇迹。
那范纪曼他又是如何潜入到国民党高层的？他又是如何用木板逃出去的？功绩又有哪些呢？
范纪曼1906年出生于四川梁山县马家场名门望族，自小展现出惊人的多才多艺，琴棋书画更是样样精通。
19 岁时，他考入了黄埔军校武昌分校，与开国大将罗瑞卿成了同学。在黄埔学校那段日子，范纪这是也是曼首次认识到了马克思主义，他对其的信仰日益加深，毫不犹豫地加入了当时还很弱小的中国共产党。
凭借在黄埔学校的优秀表现，范纪曼一毕业就被分配到了叶挺独立团担任排长，不久以后，他又跟随着叶挺参加了北伐。
在著名的汀泗桥战役中，范纪曼更是身先士卒，冲锋在前，配合着主力部队成功夺取了这一交通要地。
然而，范纪曼也身受重伤，只好暂时脱离部队，去往了武汉进行救治。
在他伤愈后，党组织考虑到范纪曼熟悉四川的情况，把他调回了家乡，负责基层党组织的创建工作。
后来的范纪曼也果然不负重托，仅是用了一年时间，就在国民党眼皮子下，创建了万县、梁山县、合川县三个县级党支部。这时的党组织也发现，范纪曼此人确实是个有地下工作天赋的人，于是就将他派往了上海，让他从事起了情报工作。
不过，初来乍到的范纪曼，却是刚到就被叛徒出卖，他也因此被捕入狱。
好在叛徒对他并不熟悉，这才没有暴露身份。后来在亲友的营救下，范纪曼在关了不到三个月后，敌人放他出狱。
为了与党组织恢复联系，范纪曼便决定离开上海，沿着京沪线一路北上，来到北平后方找到组织。
然而，北平的党组织也无法联系到上海方面，去核实他的信息，因此也最终没能为范纪曼恢复组织关系。
不过北平党组织还是破例允许其参加党组织的活动，这也使范纪曼成为了共产党的“编外人员”。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全国学生爱国热情空前高涨。
为更好地开展学生运动，范纪曼考入了北京大学。
后来，他在党组织的运作下，成功当选为北平大中学校抗日学联主席。为了能够逼蒋介石抗日，当时的范纪曼联合其他学联领袖，共同组织了请愿团纠察队。
他则是自任为总指挥，带领着 5000 多名学生，南下去往了南京，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之后经过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的报道，范纪曼也成了当时有名的新闻人物。
北平期间，范纪曼意外得知他的老乡曹策被敌人逮捕，曹策正是组织委任的天津市委书记。这让他如何可以不救。
范纪曼决定尽一切努力去营救曹策。
于是，他找到了自己军校中的同学陈恭澍，此时对方已成为蒋氏集团秘密刊物的主编。范纪曼向陈恭澍求助，称曹策是自己的亲戚，被人诬陷，希望陈恭澍帮忙。陈恭澍答应了，但却是一直没有行动。
范纪曼敏锐地察觉到陈恭澍似乎有所保留，于是他问：“我能为你做什么吗？”陈恭澍犹豫了一下，终于提出要求：要范纪曼替他抄一份美国公使馆的文件，并翻译好后再给他。
对此范纪曼自然是答应了，不过这时的他并不知道这份文件的内容，心中也是忍不住有些担忧。
然而，事情的发展却超出了范纪曼的预期。
接到文件后，范纪曼惊奇地发现，眼前的这份文件竟然是记录蒋氏与日本秘密谈判的情报，而这份情报的重要性不言自明。陈恭澍得到情报后，却不懂得外语，于是让范纪曼帮忙翻译。范纪曼稀里糊涂地成为了蒋氏特务组织内部的一员。
为了不上当受骗，范纪曼将这份情报复制了一份，转交到党组织手中，使得我方可以全面掌握了蒋氏与日本秘密媾和的阴谋。
然而，这也让范纪曼陷入了危险之中。不久之后，他再次被捕。幸运的是，他的女友伸出援手，使他得以重获自由。
出狱后，范纪曼虽然处于无组织状态的“单干户”，但他依然决心为革命事业尽心尽力。
于是，他开始寻找机会，参与日本驻北平公使馆的招待会，以结交各色人等。在这个过程中，范纪曼结识了刘尊棋、刘逸樵，他们都是地下工作者。后来，刘逸樵还为范纪曼准备了一个工作室，对外称范纪曼是美国一份报刊的远东记者。
在当时，记者相当于“无冕之王”，影响力极大，渗透力也极强，可以获得许很多的情报。就这样，范纪曼开始游走于北平的谍报圈中，并且他还担任了军统北平情报站的站长。而此时，毛人凤还不过是范纪曼手下一个角色。
1935 年，范纪曼揭露了蒋介石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之间签署卖国投降的协定。
之后蒋氏后又出卖察哈尔河北两省，导致日本人在继兵不血刃侵占东三省后，又准备继续蚕食华北地区。
得知情况的范纪曼立即便将这个秘密报告给了组织，党组织立即大张旗鼓地揭露了蒋氏的卖国行径。后来刘逸樵因为有其他任务，不得同范纪曼道别，范纪曼则是去往了上海，继续与敌人做着着战斗。
在上海沦陷后，范纪曼被派往上海收集日本的情报。每次得到日本侵略者的情报后，他不仅会把这些重要情报传递给国民党政府，还会另外抄写一份传达给我们的组织。
后来，范纪曼在为我党收集情报的时候，不幸被日本人抓住了了，虽说他说受到了日本侵略者的严刑逼供，不过范纪曼却是硬是没有向日本人透露一个字。
之后来，国民党政府成功将范纪曼营救了出来，也是从这件事以后，国民党当局也对是范纪曼更加信任起来，认为范纪曼为了“党国”差点丢了命，即便这样，他都没有出卖同胞，那此人绝对是一个忠心耿耿的人。
不过国民党并不知道的是，范纪曼实际上是在为我党传送时情报时，才被日本人抓住的，而绝不是为国民党传送时情报时被日本人抓住的。
在范纪曼被营救出来后，国民党当局对他的信任进一步加强。他们甚至安排范纪曼与国军二级上将陈诚见面，向他推荐。陈诚赞赏范纪曼的才华，认为他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还出身黄埔军校，应该得到重用。
1946 年，国民政府发生了一场巨变。他们发现了内重要军政人物张子羽竟是地下党的一员。国民党政府迅速出动大批军警，企图将张子羽同志捉拿归案。
与此同时，范纪曼接到了党组织的指示，要求他积极营救张子羽同志。在收到指示后，范纪曼花了几天时间研究该如何将张子羽送出城去。最后，他决定采用一个大胆的方法：亲自开车将张子羽同志送出城去。
当天范纪曼开着他的车，大摇大摆地驶出了城。而车上搭载的，正是国民党内部的地下党员张子羽。国民党军警根本没想到他会这么做，因为范纪曼身为国民党少将，享有高级将领的待遇，他们非但不敢阻拦，还都得向他敬礼。
国民党军警无论如何也没想到，这位国军高级将领竟会是共产党员，而且他还在国民党内埋伏了 19 年之久。
在著名的淮海战役期间，解放军取得了节节胜利，歼灭了大量国民党军队，解放了大片土地。而范纪曼在幕后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当时，国民党将领黄百韬正与解放军激战，黄百韬无法抵挡解放军的攻势，处境危急。
蒋介石顿时就心急如焚，赶忙下令派去了大量援军去增援自己的爱将黄百韬。
范纪曼得到这个情报后，立刻将情报传递给党组织。党组织迅速采取行动，最终使得解放军大败黄百韬。
在之后的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期间，范纪曼同样为党组织提供了大量重要情报，为取得这些战役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49 年，国民党的溃败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黎明即将到来。然而，在这个黑暗的黎明前的时刻，国民党却陷入了疯狂，竭尽全力地制造流血事件。在这些落入敌人手中的情报人员中，沈寒涛便是其中之一。
沈寒涛主要负责的是情报工作，他曾与范纪曼有过接触。当敌人搜查他的住所时，发现了一本范纪曼送给他的书，便要求沈寒涛说出范纪曼和他的关系。沈寒涛最终选择了背叛组织，他最终还是供出了范纪曼的真实身份。
保密局得知这个消息后，由于陈恭澍与他的关系，并未直接实施抓捕，而是把这个消息先汇报给了陈恭澍。
陈恭澍在与范纪曼见面以后，便与他说明了情况，但范纪曼矢口否认。陈恭澍也并未继续与范纪曼争辩，只是告诉他，只要他没什么问题，到时候去保密局说明一下情况就行了。
尽管说陈恭澍口里说得云淡风轻，不过很明显他对范纪曼是不信任的。这一次交谈过后，他便直接让人将范纪曼带往了保密局。而当时保密局办公室副主任兼第二处处长的叶翔之，也并未拐弯抹角，直接将沈寒涛押到了范纪曼面前，让他其与之面对质。
范纪曼面对沈寒涛的指控，临危不乱，否认了一切对他不利的指控。他痛骂沈寒涛血口喷人，让叶翔之无机可乘。叶翔之手中也没有铁证，加上范纪曼的身份是再怎么讲也是国民党少将，态度又还那么强硬，叶翔之只好以“等待查清”为借口，将范纪曼留在了保密局中。
范纪曼在被押到看守所的时候，他还身着少将军装，并佩戴着领章与肩章。而他的此举很快就引起了看守所长徐少元的极度不满，当即就要求范纪曼将领章和肩章摘下来。范纪曼闻言顿时勃然大怒，：军阶是蒋校长给我封的，说完这句他顿了顿，接着又质问徐少元，“你小子有什么资格将我的肩章拿下来？”
见状徐少元有些心虚，立即就换了一副讨好的嘴脸，劝范纪曼这段时间最好还是先把领章和肩章暂时拿下来，但他再次遭到了范纪曼的拒绝。
徐少元无奈，只好不再提及此事，将人带到警备室暂时住了下来。
在此之后，南京国民党方面多次派来军官对他展开审问，但是范纪曼一直都是守口如瓶，有时他还会拿出国民党少将的气势，对这些来审讯他的军官讲：“戴老板和毛人凤都都是相信我的，偏偏就是叶翔之这些人敢欺负老子。”
眼瞅着几次审问都没有结果，范纪曼也是毫发无损，他的态度反倒是变得更加强硬起来。这也让看守所的人更不敢去为难范纪曼了，平时不仅对范纪曼客客气气的，无聊的时候还会与他约出来一同打打牌。
1948 年 4 月 18 日，看守所所长徐少元收到了一份紧急命令，要求他将范行（范纪曼）、刘希有、张文远三个“共党嫌疑人”押解至南市看守所。
然而，十分不巧的是，就在当天看守所的囚车却是坏了，需要赶紧修理，因此徐少元便在这三人的名册上面备注了三个圈。
看守所里的我党同志——周黎阳在当天将这个消息透露给了范纪曼，范纪曼得知这个消息后，变得满脸惊惧。他对周黎阳说道：“南市看守所，那就是个鬼门关，去了必定会死，不行我得赶紧逃。”
周黎阳看了看看守所附近，如今这四周全是半人高的篱笆墙，要想翻出去倒是容易，不过对面 182 号门前，却是有持枪哨兵站岗放哨，一旦让人被发现，就会开枪。想了想他便对范纪曼说：“这竹篱笆墙用不上力，一翻就会有动静，万一要是被对面发现开枪，你就逃不了了。”
范纪曼也陷入了沉思，过了片刻，他下定决心说：“不论如何我还是得逃，逃不出去，敌人也会打死我，要是我逃出去了，或许还可以绝处逢生，一旦我到了南市看守所，那到时候可就是铜墙铁壁，他们会把我绑好拉出去枪毙，那才是真的死不瞑目了。”
随后，两人商定了逃跑计划。由于范纪曼是少将身份，所以在看守所里，他一直住在看守办公室。看守他们的人不算很严。第二天凌晨，天还没有亮，周黎阳便大喊着自己肚子疼，看守班长出去给周黎阳打来了热水，让他赶紧服药。
等到看守刚一出门，范纪曼立就到了厕所旁，将往日里犯人放脸盆的板子给悄悄的搭到了竹篱笆墙上，然后他便悄声向上爬去。第一次爬的时候，范纪曼没注意到给滑了下来，他也因此跌伤了面门，鲜血不断的流淌着。
随后他强忍住疼再次向上爬，这才悄然翻出篱笆墙外，随后他便猫着身，趁着夜色走远。
当看守回来之后，没看到范纪曼，以为他这是逃跑了，便要准备去示警，周赶忙上前掩护道：“刚才他说自己肚子疼，我估计应该是去厕所了吧，你先去找找，人家好歹也是一个少将，再怎么讲，也不会逃的。”
等看守找了一圈以后，这才确定范纪曼这是逃跑，不过这个时候却是已经过去十几分钟了。
随后看守所迅速就炸开了锅，赶忙让人前去追，不过这时候却是已经再也找不到范纪曼的半点踪影了。
当天范纪曼在逃出虎口以后，便找到了民盟成员冯和法。在此之前，他在工作中也清楚冯和法是一个同情革命的进步人士，因此，范纪曼冒险找到他，便恳请他能帮助自己找一个安全些的地方。
不久之后，在冯和法的安排下，范纪曼这才躲过了国民党特务的追捕通缉，一直平安地等到了上海解放。
后来，范纪曼知晓了另外两名被押解到南市的革命同志，他们最后都被反动派给枪杀掉了，假如当初他没有逃出，或许也难逃一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