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美龄自从抗日战争开始，就利用自己在美国的各种资源介入外交，主要的任务就是到美国要各种援助。说不好听点，就是各种卖惨，然后要饭。要饭的成果还挺出色，她还真拿到了不少援助。

尽管援助那么多，国军依旧丢了大陆，只能躲到那个东南海岛苟延残喘。可宋美龄搞外交上了瘾，上岛以后，依然动不动就往美国跑。当然，此时她搞外交的目的不是为了抗战，而是为了“反攻大陆”。

1965年，宋美龄跟蒋家大公子蒋经国跑到了美国，继续游说美国政府支持他们“反攻大陆”。此时大陆还没有恢复联合国合法地位，台湾在美国依然派驻了所谓的外交大使。这一年，新任大使周书楷刚刚上任。

这位周书楷上任伊始就要接待“国母”和“太子”，自然不敢怠慢。宋美龄访美期间，周书楷亲自为宋美龄安排各种访问、会面和演讲的机会，尽量让她能扩大影响力。这一方面，周书楷做得可谓尽职尽责，宋美龄也颇为满意。

但是没过多久，宋美龄就碰上一件恶心事。就在她访美期间，《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介绍她的文章，直接说宋美龄是蒋介石的第三个妻子。宋美龄大为不满，觉得这种说法是对自己的侮辱。

《纽约时报》也是实话实说，蒋介石第一任老婆毛福梅是包办婚姻，是蒋经国的亲妈；蒋的第二任老婆陈洁如，原本还在念书，蒋介石对她一见钟情，扮演舔狗将其舔来以后始乱终弃。跟这两位比，宋美龄当然只能算第三个妻子。

其实，《纽约时报》已经很客气了，他们还没有把蒋介石的小妾算进去。在毛福梅之后，陈洁如之前，老蒋曾经还纳过一个妾，名叫姚冶诚。这个女人之所以不能给蒋介石当老婆，是因为她在跟老蒋之前，是一个妓女。

姚冶诚自幼父母双亡，跟着叔父长大，成年之后招了个上门女婿沈天生。沈天生是个鸦片烟鬼，家里的钱都买了鸦片都不够，还借了一堆外债，沈天生干脆把老婆卖到窑子里换钱。1911年，老蒋在上海逛窑子的时候碰到了姚冶诚，遂将她带回家纳为妾室。

假如《纽约时报》将姚冶诚算进去，让宋美龄排在妓女之后，排行老四，宋美龄估计会气死。但是，即使他们实话实说，嘴下留情，称宋美龄是小三，宋美龄已经很不爽了。怎么办？当然是叫周书楷去处理。

周书楷接到这个任务，感到很为难。难处在于，首先《纽约时报》没有写错什么，他们说的都是事实，宋美龄确实是“小三”，你没有理由让他们道歉、撤稿或者发布更正声明什么的。

其次，当时的台湾在美国已经越来越没有影响力，《纽约时报》这个重量级的美国媒体，压根就不会把台湾放在眼里，所以台湾方面的意见，即使能够让《纽约时报》听到，这家媒体大概率的处理办法就是装聋作哑，就当没听见。

另外，周书楷本人也不想管这个事。他是个老外交，二十出头刚毕业的时候，就进入国府的外交部门，一直在顾维钧、王世杰、叶公超等国府老牌外交人员身边工作，耳濡目染之下，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工作风格。

在他看来，宋美龄这件事是她本人与《纽约时报》之间的私人纠纷，与官方事务没有关系。周书楷把自己定位为公务人员，不是宋美龄的私人工作人员，因此没太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

宋美龄眼看事情没有任何进展，就把周书楷叫来一阵痛骂。周书楷也不甘示弱，当即回嘴，说自己是代表所谓的“中华民国”，不是宋美龄的仆人。宋美龄大怒，当即赏了周书楷一个耳光，尖叫着说，她自己就是“中华民国”。

周书楷能怎么办呢？只能忍了，但是《纽约时报》这事也只能不了了之。

说实话，这件事并不是什么大事，但是能反映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在大陆受教育多年，都知道一个基本的道理，人与人之间在人格上是平等的。无论是你是高官权贵，还是工人农民，你们在人格上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没法想象，一个自以为高等的人，只要不高兴，就可以随意给他人来一记耳光。

我们有时候说，人和人生来是不平等的，指的是基因、智商、父母遗赠这一类个人无法控制的事情方面，大家没法平等。但是，你不能因为自己地位高更有钱，就能随意处置他人。

但是，这种事在台湾就是理所应当的，宋美龄这种人就觉得自己高人一等，可以随意处罚身边地位低于自己的人，打耳光只是家常便饭而已，她甚至认为自己能代表所谓的“中华民国”呢。说实话，这种事发生在大陆简直不可思议。

我们一直称，1949年的建国是一次解放。有些人不理解，到底什么人得到了解放，看看宋美龄，看看台湾，看看周书楷，你就知道解放的含义了。

最近，某网红带货主播带着团队，带着拍摄用的大灯、闪光灯，到某博物馆里随意拍摄，引起很多人的不满。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件事凸显某些人的特权思想，真正的平等荡然无存。

要知道，普通人带着手机，在闪光灯不打开的情况下，都不让你在博物馆拍照。说实话，除了少数丝织物以外，博物馆里的藏品大多数并不怕光照。但是这些博物馆常年就这样高高在上，就不让你拍照。

可是，这个网红为啥就可以开着大灯，开着闪光灯。他是谁？他为什么高人一等？宋美龄？宋美龄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