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金庸和胡适，总让人觉得金庸活在现代，胡适活在民国，他们不是同一个时代的人。其实金庸出生于1924年，胡适出生于1891年，他们只相差了33岁。曾经有38年时间，他们共同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从个人关系上来说，胡适有个朋友名叫徐志摩，徐志摩的父亲有个堂妹嫁给了金庸的父亲，这算是二人辗转千回八竿子也未必打的着的一点关系。除此之外，二人基本没有什么交集，二人之间唯一一次交流还是发生在媒体上。

1958年12月8日，胡适到今天台北世新大学的前身世界新闻专科学校参观，并且发表演讲。第二天，这篇演讲发表在台湾的《中央日报》上，取名《新闻记者的修养》。

在文章里，胡适要求新闻记者要有“辩冤白谤”的修养，就是要像侦探一样探究事情的真相。为此，他还举了两桩国外的冤案，都是有人历经多年追求真相，最终让蒙冤者得以重见天日的故事。

要求记者“辩冤白谤”，这实在是一种超高的要求了，这其实是大众对于司法机关的要求，记者只要能全面如实反映真相也就行了，今天的记者连这点都做不到，其他就不用再提了。

这段演讲其实是倚老卖老，当时世界新闻学校刚成立三年，请胡适这个知名的老学者老官僚，无非是为了提高学校的知名度，给自己脸上贴金。胡适虽然不是学新闻出身，但是资格老名气大，倒是什么专业都敢插一嘴，别人也不敢说什么。

只是，在演讲的开头，胡适要求新闻记者多看“侦探小说”，他说：“现在有许多报纸都刊武侠小说，许多人也看武侠小说，其实武侠小说实在是最下流的。侦探小说是提倡科学精神的，没有一篇侦探小说，不是用一种科学的方法去求证一件事实的真相的。”他举例福尔摩斯，希望学新闻的同学多看看。

这就有点莫名其妙了，看侦探小说就能培养科学精神，就能让人“辩冤白谤”穷究事情真相？太想当然了吧。这就好像有人说，怎么能提高国足的技战术水平，有人提议多看巴西、阿根廷、德国这些国家的比赛录像就行，这不是胡扯吗？

可以这么说，胡适的这个演讲其实就是泛泛而谈，水平就压根谈不上，应景而已。但是，演讲稿发表出来后，却在香港引起一场轩然大波，问题就出在那句话——其实武侠小说实在是最下流的。

当时的香港文坛，新派武侠正是方兴未艾的时候，自从1954年梁羽生写出《龙虎斗京华》以来，新派武侠在香港蓬勃发展。胡适的演讲发表之际，金庸正在写自己的第五部武侠小说《神雕侠侣》，古龙的第一部武侠小说《苍穹神剑》也正在酝酿之中。

就在这个时候，胡适说武侠小说下流，这当然让这些香港的武侠小说作者非常不满。尤其是金庸，当时他刚刚创办《明报》，正需要连载自己的小说来招徕读者，胡适的这个说法对他的事业来说无异于当头一棒。

于是，就在胡适文章发表的第二天，金庸就在《明报》发表社论，标题为《最下流之胡适之》。这就是当时《明报》文章标题的风格，简单粗暴，刺激神经，是今天标题党的祖先。对比胡适那个演讲，金庸的这个社论更没有价值，就是一篇谩骂之词。

文章先说，胡适几十年如一日抹黑中国文化，诋毁《水浒》诋毁《京剧》，乃至诋毁中国人“懒惰肮脏，不可救药”，接着就说既然胡适对中国如此水土不服，干脆去美国好了，有骨气的中国人都应该称他为“最下流之胡适之”。

说实话，金庸说胡适诋毁《水浒》，这就有点抹黑的意思了，胡适对《水浒》的评价其实不低，甚至将其与《左传》并列，可谓高抬了。至于诋毁传统文化，诋毁中国人，也是多少出于改变中国人文精神的目的，对不对可以讨论，骂人倒是不必了。

至于后面，他说胡适将美国视作“祖宗老爷美国之伟大土地”，这倒是没看错，胡适一向把美国当做他的精神国土，拿着美国人的钱，常年替美国说话，说他是黄皮白心的香蕉人也不为过。当年胡适的顶头上司蒋先生就说他是文化买办，一点不错。

回到二人的这场争辩上，其实，这俩人吵的这场架挺没意思的，一边是信口胡说，一边是泼妇骂街，既谈不上精彩，更谈不上价值。两篇文章过后，二人再无纠葛，只留下一段八卦给后人做谈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