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局副局长戴笠于1946年3月17日坠机于岱山困雨沟，时任军统局总务处少将处长的沈醉赶到南京的时候，只看到戴笠的亲信副官贾金南，从一辆大卡车上抱着一截用白布裹着的东西走下来。

沈醉在回忆录《军统内幕·戴笠身亡》中回忆，他打开白布先惊后哭：“这哪里是个人？完全是段黑炭。幸亏头还没有烧掉，模模糊糊还能看清嘴的位置。我想看看嘴里是否有几颗金牙，就用手把嘴唇掰开，刚一动，那黑炭般的嘴唇就直往下掉渣。我的手不禁有些发抖，但我还是把嘴扒开，看清嘴里确实有几颗金牙，才相信戴笠真的是死了。”

沈醉言之凿凿，说那烧得只剩嘴的焦炭就是戴笠，但也有人提出质疑，认为沈醉说的话未必可信，甚至还有人怀疑沈醉配合戴笠演了一出金蝉脱壳的把戏，真的戴笠并没有在坠毁的飞机上，而是听从军统局东北办事处处长兼任东北行营督察处处长、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督察处处长文强（电视剧《特赦1959》中刘安国的历史原型）的建议，像鲁智深假装坐化一样“火遁逃生”去了。

上个世纪金子不是那么值钱（一美元大约等于零点八克黄金），镶金牙的人很多，沈醉只凭几颗金牙就确定那段“黑炭”就是戴笠，这有些不合常理。

文强和沈醉在回忆录中多次提到戴笠之死的前因后果，但两人的描述却有很大差异，以至于我们不知道谁说的是真话，直到1951年戴笠墓被打开、一件宝物出土，一个谜团才就此解开，但另一个也因此产生，而且似乎还成了不解之谜，永远也难以探寻真相了。

文强和沈醉跟戴笠的关系都很好，沈醉是戴笠一手带出来的，这一点大家都知道，文强跟戴笠关系有多好，可能就有人不知道了。

据《文强传》记载，文强之所以能在军统期间就正授中将军衔，戴笠是出了大力的，胡宗南告诉文强：“念观兄（文强字念观，过去的人称字加‘兄’或‘公’而不直呼其名，是一种尊重），策动百万伪军反正，比打一个大胜仗的功劳还大呀！我跟雨农（戴笠字雨农）已联名推荐你为陆军中将，安排为接收华北、东北的要员之一。”

文强在回忆录中毫不掩饰他对戴笠的感激：“：与我相处十二年，他对我是特殊的对待，我感到他对我是一贯的信任，一贯有礼貌。我没有向他求过官，却将我的官阶升得比他自己还高还大。”

《文强口述自传》中有这样一段话：“参加受降后，第八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和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两个人打电报给蒋，说文强抗日功劳很大，应该晋升中将。1949年，蒋正式批准我升为中将，这一年，我三十九岁。日本人一投降，我那个北方局移交给了徐远举，我接手东北，任军统局东北办事处处长，对外的身份是东北行营督察处处长。”

按照文强的描述，他是在担任东北行营督察处处长之前就已经晋升了中将，当时他的职务是军统局北方区区长兼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肃奸委员会主任委员，说“军统没有中将”的人，可能既不知道郑介民和唐纵，也没看过沈醉、文强、程一鸣（曾任军统局行动处少将处长，我方卧底）的回忆录。

沈醉特赦后写了一本《我所知道的戴笠》，文强特赦后写了一本《戴笠其人》，后来这两本书合集出版，命名为《戴笠其人》。

沈醉对戴笠之死，表现得好像咬牙切齿：“恶贯满盈，死于非命……戴摔死后，连着三天大雨不曾停歇，他的尸体便在暴雨中淋了三天三夜。一些未烧掉的东西被附近居民捡走了，经过一再清查，只找出两件名贵古物，一个是宋雕羊脂玉的九龙杯，另有一柄古剑，虽经烈火烧过，剑柄剑鞘都烧坏了，但剑光仍闪闪逼人，为不曾多见的宝物。”

沈醉是真恨戴笠还是假恨戴笠，只有他自己清楚，文强在描述戴笠之死的时候，却是另外一个说法：“戴笠急于飞南京去见何应钦，是为了拖延蒋来电促返，避开出席被宰割的八人会议（蒋下令召集宣铁吾、陈焯、李士珍、黄珍吾、戴笠、郑介民、唐纵开会，商讨裁撤特务机构），他想的是出国一游，希望得到何应钦的支持。”

何应钦和老蒋的复杂关系，熟悉那段历史的读者诸君当然知道，他们忽敌忽友，明争暗斗一直没有停止（西安事变时何曾想借刀杀蒋），戴笠在那个敏感时期想私会何应钦而不先去见老蒋，这件事本身就透着蹊跷。

更为蹊跷的是戴笠一直在跟朋友们说自己要出国避祸，并叮嘱朋友保密，弄得文强哭笑不得：“我与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见了面，他说：‘你们的那个头昨天来辞行，说返渝后即将赴美一游，问我需要什么外国玩意儿，他好带回相赠。’戴要我保守秘密，他自己却向人家说了。”

戴笠四处半真半假地散布自己要出国的消息，连文强也不知道飞机上坐着的是不是戴笠（戴笠跟老蒋一样，也是有替身的），他只是从报纸上看到了戴笠坠机的消息。

坠毁飞机里的是戴笠还是戴笠的替身，估计沈醉是打死也不会说的，但是他却说了那两件宝物的去向——都交给了故宫博物院。

绝大多数读者都知道那是乾隆皇帝的御用九龙宝剑，被孙殿英盗出后准备送给戴笠，结果被马汉三截留，直到抗战胜利、川岛芳子被抓，那把宝剑才真正落到了戴笠手里，并跟随戴笠一起坠机。

沈醉回忆录有很多令人生疑的地方，比如他说九龙宝剑交给了故宫博物院，但是却从未见过此剑展出，所以这就成了一个难解之谜——难解之谜不等于不解之谜，九龙宝剑的去向之谜，在1951年终于解开了：它并没有像沈醉说的那样上缴，而是跟着“戴笠”一起埋进了南京灵谷寺附近的坟墓，并且跟“戴笠”一起“出土”了。

戴笠死后，沈醉被毛人凤发配到云南当站长，文强也去了湖南当了长沙绥靖公署办公室中将主任兼第一处处长，这两人前后脚被捕被俘，都没有机会见证戴笠墓被挖事件，而中山陵警卫李维才因为经常在附近巡逻，亲眼看到了戴笠墓的兴建与损毁，我们看刘伟才写的回忆文章《戴笠墓兴废始末》，就能解开九龙宝剑的去向之谜。

李维才回忆：“1949年南京解放后，对此民愤难平，各界人士强烈要求破墓开棺，1951年春，由陵园的佃户七八人用铁锹沿着镶嵌的花岗石缝口，逐块剥落，约一个星期时间，就破墓开棺。红漆木棺打开后，见内有烧焦的残骨、左轮手枪一支、龙泉剑一把及皮鞋后跟等。”

李维才的回忆解开了九龙宝剑的去向之谜，但是另一个谜团，却永远无法解开了：如果那七八个人把戴笠墓彻底毁掉，只要经过科学检测，就能知道烧焦的残骨是不是属于戴笠，但是随着重要物证的消失，一切都无从谈起了。

戴笠是不是上了那架飞机，多数人肯定，少数人质疑，但事情往往就是如此：少数人的质疑，却可能最接近真相，连文强和沈醉的回忆录都有不同描述，谁又能知道跟九龙宝剑一起埋进地下的，到底是不是戴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