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宪宗时期，巡按山东监察御史李纯给朝廷上了一个报告，说卫所出现了大量士卒逃亡的事情，他在巡视一卫所之时，发现有一总旗额定为120人，士卒逃亡之后仅存1人。而在正统三年（1438）年九月，兵部做了一个统计，天下累计逃亡的军士已经多达120万人。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01

朱元璋以武力夺取元朝的天下之后，北元虽然北归大漠，但依旧保持着强大的军事实力，为此朱元璋不得不考虑北部边防问题，而首先需要考虑的是就是设置军队进行戍卫。

朱元璋根据地域，在北部边疆先后设立了陕西行都司、万全都司、大宁都司、辽东都市，每一个都司就是一个独立的军区，拥有着强大的军事实力。有了都司，下面还需要在基层的军事单位，洪武十七年（1384年），朱元璋在天下的要害之处，以一郡设“所”，连郡则设“卫”，大约5600人为一卫，1200人为千户所，112人为百户所，各卫所都隶属于五军都督府，亦隶属于兵部，有事调发从征，无事则还归卫所。

而为了能够让卫所制度够稳步推行，那就需要稳定的兵源，为此，朱元璋设置了户籍制度相配合。明代户籍分类为三等：曰民、曰军、曰匠。民有儒、有医、有阴阳。军有校尉、有力士、弓、铺兵，匠有厨役、裁缝、马船之类。洪武二十一年，开始军籍黄册的编造，划编军户，以防止军、民、匠人户籍的紊乱。军人的家庭叫军户，军户是兵役的承担者。明朝军籍是世袭的，即一朝当兵，终生为伍，父去子替，世代沿袭，以此来保证卫所有稳定的兵源。

有了兵源，还有一个必须要考虑的问题，就是后勤保障。到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京师卫所驻军有军官2497人，士卒206280人，马4751匹；地方卫所军有军官13742人，士卒992154人，马40329匹。两者相加，全部的总兵力已经高达1198434，到了永乐时期，由于大规模的北伐和南部边疆也不稳定，所以全国的兵力幅度增长，达到了惊人的270万。无论是120万还是270万，都是一个巨大且沉重的负担，压向了明王朝。

为了解决军队吃饭的问题，朱元璋进行军屯，其核心目的就是实现军队的自给自足。在明初的几十年间，军屯发展十分迅速，全国各地共有军屯田六、七十万顷，接近于全国垦田总数的十分之一左右，以如此规模的军屯，来保障军粮的自给自足。

太祖尝谓五军都督府曰：

“养兵而不病於农者，莫若屯田。今海宇宁谧，边境无虞，若使兵但坐食于农，农必受弊，非长久治安之术。其令天下卫所，督兵屯种，庶几兵农合一，国用以舒。”《典故纪闻》卷5，页82

如此大规模的屯田，在历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但朱元璋不仅在宏观上进行总体策划，而对屯田的细节也倾注心血。他要求各地负责屯田的官员，在五月时候上报禾苗的长势如何？七月的时候再报粮食的结实如何？十月之时又必须要报收成如何？一年三报，不仅要让自己知道边疆粮食生产、存储的真实情况，也可以随时检查军士们的屯田情况，让军士们不敢懈怠。

朝廷不只是给军士们田地，还会酌情给予军士耕牛、农具和种子，让他们去开荒屯田。当然，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去屯田，而是根据各地区防务情况的差异，而在屯田人数比例上有着相对灵活的规定，比如，因为战事紧张程度不同，土地肥瘠的差异，有的地区一半的军士进行屯田，一半的军士去守城；而一些地区则是九成军士去屯田，一成军士去守城。

《大明会典》说：

“国初兵荒之后，民无定居……后设各卫所，创制屯田。……军士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又有二八、四六、一九、中半等例，皆以田土肥瘠，地方冲缓为差”。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粮食收获之后的分配问题，朝廷如此大费周章，最后的一切目的就是收获粮食。在起初之时，因为开垦土地有一个周期，所以有优惠政策，进行减免，到了产量上升之后，就需要交粮食。

军士种出来的粮食，有24石是需要上交的，其中的12石是收进卫所的仓库储存起来，在有重大军事行动的时候使用，还有12石是供给官军的俸粮。但24石其实是一个不小的负担，所以后来减少了上交数量。永乐二十年（1424）的时候，交给卫所的粮食就减去一半，供本卫官军俸粮的12石不变，也就是合计交18石粮食。

无论24石或者18石，对于大多数士卒来讲，是一个能够承受的负担，甚至尚有结余，足以养家糊口。

这样一来，军队的粮食供应问题就得到了解决。据明代历朝实录记载，洪武二十四年（1391 年）全国田地共 3874746 顷，宣德八年（1433 年）为 4278934 顷，弘治十六年（1503 年）为 8307489顷，洪武二十一年(1388 年)，卫所军屯的屯粮仅有 500 余万石，到永乐元年(1403 年)，包括军民屯田在内的屯田子粒已达 2300余万石。

看起来，似乎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军队吃饭的问题，以致于朱元璋也无不自豪的说：“吾养百万兵，不费百姓一粒米。”类似这样的话，我们在今天的多种文献里面都可以看到，说明朱元璋很可能在多种场合均有说过这样说过。这也的确是一项值得骄傲的成就，但这项成就存在时间并不长，很快就出现了问题。

02

实际的情况，却远远出乎朱元璋的预料。

军屯、卫所、军户等一系列的政策很快遭到了考验，因为很多军士开始了逃亡。据洪武三年（1370）统计，在三年时间内，大约有47900多人逃亡。

宣德八年十二月，巡按山东监察御史张聪言：

辽东军士多以罪谪戍，往往有亡匿者。皆因编发之初，奸顽之徒，改易籍贯，至卫即逃。比及勾追，有司谓无其人，军伍遂缺。《明宣宗实录》卷107

这类记载在文献中比比皆是。

如此大规模的逃亡，基本可以说卫所制度名存实亡了，那卫所的军士们为何要逃亡呢？

首先，就是军士们屯田的基础，土地被不断蚕食。各地的藩王权贵、勋戚官僚、卫所军官疯狂地占夺卫所屯田和卫所以外的耕地，导致了军屯的土地数量不断减少；与此同时，边疆地区战事频繁，很多军屯被敌军占领；有一部分敌军投降了，安置他们也需要大量的土地。

军户能够安身于卫所，其根本就在于土地，这跟唐朝初期的府兵制一样。府兵制要实行，就必须要有均田制为基础。当军户失去土地，他不仅无法上交粮食，连自己都没饭吃，逃亡就不奇怪了。

弘治时期，兵部尚书马文升在《清屯田以复旧制》中说：

不知何年，屯田政废，册籍无存，上下因循，无官查考，以致卫所官旗势豪军民侵占盗卖，十去其五六，屯田有名无实，所以各该卫所军士月粮，有一二年不得开支者。

卫所的官员也不断压榨士卒，占纳月钱，私役买卖，克扣月粮等现象层出不穷，以至于衣食皆难，不得不的逃亡。

卫所和屯田，这两种制度都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导致了很多军士甚至多达一两年得不到自己的口粮。朱元璋设计政策之时，为了让军士能够在卫所安定下来，所以要求其带着妻儿举家到搬迁到卫所。现在没有了粮食，那不仅仅是自己挨饿，而是全家挨饿的问题。

卫所的军士，最后呈现出来的，却是一种极端的贫困、落魄，士卒们和他们的妻儿甚至连以一件遮体的衣裳都没有。

《明史》卷一八五《黄绂传》：

成化二十二年巡抚延绥，出见士卒妻衣不蔽体。叹曰：健儿家贫至是，何面目临其上。亟预给三月饷，亲为抚循。

朱元璋15岁时，一个月之内父母双亡，穷得没有一块地埋葬自己的父母，但他的悲惨遭遇已经在景泰年间就已经大量重现。如果朱元璋得知这一情况，不知他当作何想。

其次，卫所军官又不断压榨普通士卒，又进一步加大了他们的负担。

在卫官军苦于出钱，其事不止一端：如包办秋青草价；给与勇士养马；比较逃亡军匠；责令包工雇役；或帮贴锦衣卫夷人马匹；或加贴司苑局种菜军人；内外宫人造坟，皆用夫价；接应公差车辆，俱费租钱，其他使用，尚不止此。又管营内外官员，率于军伴额数之外，摘发在营操军役使，上下相袭，视为当然。又江南军士漕运，有修船盘削之费，有监收斛面之加，其他掊克，难以枚举。以致逃亡日多，则拨及全户，使富者贫，贫者终至于绝。江南官军每遇营操，虽给行粮，而往返之费，皆自营办。况至京即拨做工雇车运料，而杂拨纳办，有难以尽言者。《刘忠宣公集》卷一

朱元璋在《大诰武臣·私役军人第二十七》中讲了很多卫所军官的不法行为：施州卫指挥乐信，令92名士卒为其做买卖；叙南卫指挥徐毅，干脆占用了15名士卒，供其在家役使；大同前卫的百户刘海，私役士卒砍柴卖钱等等。朱元璋对于腐败的打击是极其严厉的，这在前文中以前有过论述，在他的时代，军官压榨士卒的情况就已经如此常见了，在其他皇帝时期，就可以想象了。

最后，军户的世袭，绝难逃脱。如果是军官，那子子孙孙都为军官，如果是士卒，若不能立功，子子孙孙都是普通士卒。到了明末，我们会发现军官几乎都是传承而来，比如萨尔浒之战中明军的四路主将，刘铤的父亲是总兵刘显，李如柏的父亲是李成梁，马林的父亲是总兵马芳，杜松是总兵杜桐之弟。对于军官来讲，职位的世袭，是利益的保障，但对基层士卒来说，军籍成为世世代代的枷锁，军士无力挣脱，便以逃亡的方式进行反抗。

沈德符曾经《野获编补遗》记录了一件隆万时戍军逃亡的案例，简直如同儿戏。

吴江有一老者号丁大伯，喜欢喝酒和与人交谈，与沈德符家有来往。一天这个丁大伯到了沈家，并且还带着一个男丁。一问方知，这个男丁姓王，原本是一个捕役，因为诬陷别人，被发配到三万卫充军，由丁大伯负责押送。

沈家人就给丁大伯说：你不要再来了，倘若这个犯人逃走，怎么办？

丁大伯让犯人进来，犯人则说自己受了丁大伯的恩情，绝多不会逃走。

一个多月后，这名王姓的犯人到沈家求见，这可怕沈家人吓得不轻，问他为何又回来了。王姓犯人只说事情办好了，丁大伯过一段时间就会到来。

又过了一个月，这个丁大伯果然来了，而且还拿到了卫所长官的回批。原来王姓犯人逃脱，卫所的长官害怕自己担责，所以不声张；而且犯人逃脱之后，每月的口粮还在继续发，这都被卫所长官中饱私囊。而王姓犯人也安然无事，也没有谁来过问这件事。

03

嘉靖时，蓟镇兵员的逃亡现象已经极为严重，唐顺之在《覆勘蓟镇边务首疏》中说蓟镇额定93824名士卒，有34762名逃亡，逃亡率超过三分之一。

为了防止士卒们逃亡，朝廷的官员也想了很多的办法，其中一个办法就是把士卒发到离家很远的卫所，西南地区发往东北，东南地区发往西北，以此来增加士卒逃回家乡的难度。

国初卫军藉充垛集，大县至数千名，分发天下卫所，多至百余卫，数千里之远者。近来东南充军亦发西北，西北充军亦多发东南。然四方风土不同，南人病北方之苦寒，北人病南方之暑湿。逃亡故绝，莫不由斯。道里既远，勾解遂难。章潢《图书编》卷一一七

这种方式加重了士卒们的苦难，如此长的距离，全靠双腿，还要自带干粮衣物，并且还要携家带口，加上水土不服，很多士卒没有到达就已经亡于路途之中。

屏弱之人，往往不达戍所，就毙道路。即幸而达戍所，而衣食鲜继，水土未服，不窘而鳃，则老而独，安望其能披坚执锐以御一方，瓜瓞枝繁以长足行伍哉？王世贞：《议处清军事宜以实行伍以苏民困疏》

而一种更加严格的命令也在下发。

而更常用的则是强制手段，强迫征集男子从军。

军户要出一男丁到指定的卫所去当兵‚这称之为正军，此外，军户还要再出一丁称之为余丁，随同正军到卫所，其主要协助正军的生活，以保证正军的衣食装备等。余丁大多为一人，有的地区也又两到三个余丁的情况。但这并没有完，军户还需要预留一丁为“继丁”，继丁其实就是替补，其存在的目的就是遇到正军不能继续服役之时——无论是逃亡、死亡或者年老，到卫所继承原正军的差役。一军户要提供正军、余丁、继丁，很有可能根本就没有这么多男丁，那就将年幼的男丁进行登记，称之为叫作“幼丁”‚等其长大了再解补到卫所。如果一个军户确实没有男丁了，那就在邻里之间进行勾补，总之，最终的目的就是拿一男丁去顶替逃亡者，实际上，这就是一种连坐制度。

为了保证勾军政策的实行，洪武二十一年九月，，朱元璋命卫所及郡县编造军籍：戊戌，上以内外卫所军伍有缺，遣人追取户丁，往往鬻法，且又骚动于民。乃诏：自今卫所，以亡故军士姓名乡贯编成图籍送兵部，然后照籍移文取之，毋擅遣人，违者坐罪。寻又诏天下郡县，从军户类造为册，具载其丁口之数，如遇取丁补伍，有司按籍遣之，无丁者止，自是无诈冒不实，役及亲属同姓者矣。《明太祖实录》卷193

要逃脱这样的命运，有三个办法：一是做到正二品尚书一级别的高官或者皇帝亲自下诏；二是这户军户绝后；三是大明亡了。

实际的操作比规定更严格，甚至出现一户出现三丁，甚至五丁被充作正军的情况，即便朝廷一再下令，严禁这样的情况出现，但是这种情况是屡禁不止。究其原因还是逃亡军士太多，不这样抽丁，卫所就没有人。总之，最终的目的就是拿一男丁去顶替逃亡者，实际上，这就是一种连坐制度。

军户制度，本质上就是一种半奴役制度，而清勾制度又是一种连坐，这样的制度之下，虽然有朝廷的强力打压和严厉处罚，仍然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的。到了最后，甚至就来去负责执行清勾的士卒自己就先行逃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