轰轰烈烈的四川保路运动，先后掀翻了护理四川总督王人文、署四川总督赵尔丰和端方三位清朝督抚级高官。王人文被免职，赵尔丰、端方因此殒命。

对于王人文的评价，向来趋于两极：清两广总督、四川总督岑春煊，曾当面指责王人文为大清灭亡之祸端：“为发难，善培为祸首”；四川保路同志会则称其为“国之爱国者”；武昌起义后成立的湖北军政府，更将其列为四川革命的“八大功臣之一”。

褒贬两极，究竟哪一个才是真实的王人文？进士出身、跻身督抚级高官的王人文，为何走到了反对朝廷的阵营？

王人文，字采丞（亦写作采臣），一字豹君（又说字隐豹），云南大理城内苍屏街人，白族。他为人足智多谋，善于交际，乐于助人，被乡里视为“长厚君子”。

他光绪十二年（1886年）中进士，与其同科的知名者，有后来在戊戌变法中敢言的御史宋伯鲁，有官至大学士的徐世昌、荣庆以及安徽巡抚冯煦等高官，有参与《清史稿》修撰的柯劭忞等。会试之后，位列三甲、赐“同进士出身”的王人文，被分发各省以知县即用。他此后曾在贵州、广西、奉天等地任职。光绪二十年（1894年）3月，贵州巡抚崧蕃奏保时为湄潭县知县的王人文“堪备循良之选”，王人文因此被“传旨嘉奖”。两年之后，因驻藏办事大臣文海奏请，王人文“赴藏差委”，随办划界事务。尽管很快“因不服水土”而重回贵州任职，但这可谓王人文与川藏结缘的开始。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5月，盛京将军增祺丁忧解任，署户部尚书赵尔巽临危受命。其时日俄战争尚在进行之中，面对错综复杂的局势和内外交困的处境，赵尔巽上任前作了大量准备，奏调官吏，筹措经费。所奏调的人员中，就有刚被任命为南宁府知府的王人文。

赵尔巽

赵尔巽和王人文仕途的交集，始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其时，王人文因回避与贵州布政使曹鸿勋的姻亲关系，经吏部掣签改赴广西为官。时任湖南巡抚的赵尔巽，以其“志虑忠纯，实心实政”，将其奏留湖南补用——两人从此成为同僚。

两年后，赵尔巽再次奏调王人文，因此还与广西巡抚李经羲展开了争夺战。李经羲不愿王人文北上，说广西正是用人之际，王人文无人可代。赵尔巽则辩称王人文系新授知府，尚未到任，并无经手代办事件，同时还表示，自己与王人文曾经共事，彼此熟知，希望朝廷允准。清廷最终还是于当年7月下旨，令王人文赴广西新任。

就王人文本人而言，他希望前来奉天效力，赴广西就职途中，他致函赵尔巽，希望开去南宁府缺，赴奉任事。数月后，锦州府知府邓嘉缜调补奉天知府，赵尔巽趁机上折奏请王人文调补锦州府知府，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终获清廷允准。

两名封疆大吏的争夺，无疑提升了王人文的知名度，也侧面印证了王人文的才干。之后，王人文历任广东按察使、广东提学使、陕西布政使。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3月，赵尔巽由湖广总督改授四川总督，4月便奏调王人文为四川布政使，原四川布政使改任陕西布政使。四川巡抚之缺于乾隆年间已废，由总督行巡抚事。因此，在大多数省份一般为第三把手的布政使，在四川是第二把手。也就是说，王人文虽属平调，但实权增加了。

宣统二年（1910年）8月，因四川收税成绩斐然，清廷赏给布政使王人文头品顶戴。第二年4月，清廷调赵尔巽为东三省总督，并任命赵尔巽的弟弟赵尔丰署理四川总督，王人文则接替赵尔丰出任川滇边务钦差大臣。

王人文

川滇边务大臣一般赏侍郎衔，为正二品，略高于布政使的从二品。从这点说，王人文升官了。但川滇边务大臣是苦缺，要处理棘手的川藏交界处民族事务、推进改土归流等，驻地位于川藏交界的四川巴塘（今四川甘孜藏族州巴塘县），属高原苦寒之地。

赵尔丰督川，使本以为能出任四川总督的王人文情绪很大，发牢骚说自己对边事一无所知，却“垂老投荒”被派往川藏，将来必定出乱子。他同时批评朝廷在慈禧、清德宗三年大丧之期未满之际，即“以巨款制戏具”、买官卖官，国事不振可谓已到极点。《辛亥革命碑传集》还说王人文煽动四川保路运动，以逼迫清廷任命其为四川总督。

由于改土归流事宜未了，赵尔丰未能立即接任，由王人文护理川督。查清宫档案，从宣统三年（1911年）2月2日接任护督起，到8月4日交卸，护理四川总督半年之内，他大约上了180份奏折，其中既有诸如四川雨雪粮价情形等惯常内容，也有奏委四川巡警道、劝业道等人事任命，更有上折为中英交涉滇缅边界提供决策参考等敏感内容。应该说，他还是尽职尽责的。

但是，说王人文由自己的官场不如意，开始对整个组织、整个体制产生不满，也不是虚妄之词。毕竟，在四川保路运动的处理上，王人文与清廷明显不同频。

5月5日，给事中石长信奏请铁路干线收归国有——收回川汉、粤汉铁路原由商民集资购买的股权，改由政府贷款修建。对此，四川绅民一开始并不反对，5月20日，还向王人文递呈吁请停止征收用于修建川汉铁路的租股，以减轻川民负担。王人文立即将其转奏清廷，两天后，清廷下旨停收租股。

川汉铁路遗址公园

5月27日，具体负责川汉铁路修建的川汉铁路公司，向王人文呈请收回干路国有成命并暂缓将朝廷停收租股的圣旨誊黄。所谓誊黄，就是用黄纸将朝廷谕旨抄录、张贴。蹊跷的是，此前赞成停收租股请求的王人文，同样也转呈川汉铁路公司反对停收租股的呈文给朝廷。

随后，四川咨议局等请求8月4日川汉铁路股东会议结束后再誊黄停收租股谕旨。5月31日，王人文又将此转递内阁。

将这些前后矛盾、与中央政策明显不符的呈文一股脑转给朝廷，表明王人文此时以“示好川人”为主旨。而且他只是将自己定位为一个“二传手”，而非靖土安民的地方督抚，全然没有为朝廷排忧解难的意愿。对此，清廷十分不满，6月1日，下旨对王人文“严行申饬”，令其迅速将有关谕旨誊黄刊布，以安抚民众。

四川保路运动初期，王人文处置上的贻误，还表现在拖延清查川汉铁路公司账款上。盛宣怀等在5月份就提出让四川总督派员去川汉铁路公司查账，但6月15日，王人文才首次向内阁报告川汉铁路收支情形。至于全部的账目，直到8月份卸任，始终未上奏。盛宣怀8月间就抱怨“查明进出账目方能办理接收事宜，此一定之理”，但四川方面从5月到8月这三个月间始终没有报告账目。

6月17日，四川保路同志会成立。王人文出席成立大会，并表示赞同收路主张，只是希望川人依照法定手续进行。当天下午，保路同志会全体与会人员到总督衙门请愿。王人文穿着朝衣、戴着朝冠，走出衙署接见请愿人员：他“满脸堆着笑容”，站“上一张方桌”，“很心平气和”地说：“大家的来意，已经由罗副议长转告了。我始终表示同情，请大家尽量发表意见。”对于保路同志会提出的废止借款合同、撤回收路成命等要求，王人文一口答应代为上奏，甚至慨然表示，总督的职责就是为民众服务，民众有不满，总督当代请，哪怕因此丢官，也在所不辞。

盛宣怀

6月19日，王人文上折参劾盛宣怀。此举意味着王人文对清廷将铁路干线收归国有政策的立场发生重大转变——此前是代人递奏、传达的是他人观点；这次，是自己走到前台说话。

王人文在此折中，首先表达了自己反对借用外债的观点。他说：向来借款，最多以海关作为抵押，且借款用途外国不得过问，而此次借款，“竟以两湖财政抵押”，而且还要聘用对方的工程师监工，由对方派员查账等，而且查账员竟有权决定是否拨付借款——这“不止狡猾，直刻薄矣”；其次，借款合同原为湖广总督张之洞所草签，对四川境内铁路并不涉及，此次新订的合同，删除了原合同中借款用于修建荆门至汉阳六百里枝路的条款，改为修建宜昌至夔州之六百里铁路，使得“四川之咽喉已失”。为此他奏请修正借款合同、将合同签字大臣盛宣怀等严加治罪，以平息天下人的不满。

王人文此折，将路权和国权混淆，批评聘用外国工程师和查账员等做法，显然有“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之嫌。此后，盛宣怀曾解释，路权和国权并不等同，当年修芦汉铁路，也是聘请外国工程师，如今贷款还清后，路权已归国有；而且，外国工程师、查账员的权限在合同中已有明确规定，并不会干涉路权、国权；至于之所以请美国人修宜昌至夔州一段，是因为这段为山区、施工难度很大，而美国人在这方面有比较丰富的经验，“谓为路亡国亡，未免有意煽惑”。

尽管清廷将王人文此折“留中不发”，但四川省内各报已纷纷刊载。在当时排外情绪高涨的背景下，王人文反对外债、保护路权国权的态度，先使自己站上了道德的制高点，奏折中诸如将盛宣怀一人治罪“可以谢外人，可以谢天下，可以消外患，可以弭内乱”等语，更是传诵一时。甚至，王人文还提出，只要治盛宣怀欺君误国之罪、能够将合同修改，他自己愿意承担和盛宣怀一样的罪名，以作为修改合同而向外国人谢罪之举。这些，更使王人文有了“文死谏”、以国家利权为重不顾一身安危的煽惑性与悲壮感。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74岁的王人文写就《辛亥四川路事罪言》，回忆说之所以参劾盛宣怀，是为了纾解民愤、以定人心，使保路风潮能和平解决，与盛本人并无私怨。但王人文身为封疆大吏，上递参折，迎合了川人“借款就是卖国”的思潮；再加上舆论鼓动，影响之大自可想见。《时报》评论说，“人民见官如此”，更相信保路运动的正当性。郭沫若在《少年时代》一书中也说：“四川的保路同志会能够收到那样的成功，一多半可以说是他的功劳。”

对清廷而言，王人文放任四川保路同志会对干线国有、借款修路等政策的批评，激化了四川民众对朝廷的不满。信息的先入为主，带来了后面工作的被动。更为严重的是，这是地方行政长官第一次旗帜鲜明地在铁路问题上表态，而且与中央政府完全不一致，对四川保路运动的发展走向，有着重要的影响。

代呈绅民停收租股之文，代呈川汉铁路公司暂缓誊黄之文，代呈咨议局暂缓接收川汉铁路公司之文，代呈四川各界暂缓誊黄之文，代呈罗纶等废除铁路干线国有政策、惩办盛宣怀之文，以及上折参劾盛宣怀等等言行举措，无疑令盛宣怀、端方等对王人文大失所望。而清廷对王人文也已不再信任，接连下旨催促赵尔丰赶赴成都接任。

8月2日，赵尔丰赶至成都，次日接任，王人文同时交卸，准备入京请训。8月18日，四川保路同志会举行例会，会议主持人提议开大会欢送已卸职的王人文，并赞其为“国之爱国者”。全体赞同，会场掌声雷动。时为四川保路同志会文牍部部长的石体元回忆，王人文启程之日，“成都群众自动走送于北门外者几万人，为空前未有的盛事”。

10月2日，王人文行抵西安。护理陕西巡抚钱能训出示军机处密旨，令其在西安听候查办。10月10日武昌起义后，四川局势迅速恶化。10月18日，清廷下旨撤销王人文侍郎衔和川滇边务大臣职务。10月19日，端方上折参劾王人文、赵尔丰对于四川保路运动“既不能裁判于前，复不能弭变于后，亦属咎无可辞”。10月26日，清廷下旨将“王人文、赵尔丰均著交内阁议处”，并准备解送京师治罪。

10月22日，陕西宣布独立，王人文因此逃脱清廷的处分，转向革命阵营。11月3日，陕西省军政府请其带领在陕的四川陆军中学生和一营卫队，由西安返川，助力四川独立。

张培爵

王人文率部经艰苦跋涉，抵达四川。此时成都、重庆两地已相继独立。之后，他谢绝了重庆蜀军政府都督张培爵的挽留，辗转东下，于中华民国元年（1912年）初抵达上海。

辛亥革命胜利后，王人文曾被湖北军政府誉为四川辛亥革命八功臣之一，这一度引起了曾任署四川劝业道、提法使的周善培之不满。据周善培所言，王人文参劾盛宣怀之折，其实出自他之手；且王人文所推行的措施，也出自他的谋划。

但晚清遗老遗少们对王人文可没有那么客气了。周善培就听说，前四川总督岑春煊就指责王人文为四川保路运动的发难者，直言其不应弹劾盛宣怀，“谓采老为发难，善培为祸首。采老甚愤”。

中华民国元年（1912年）4月10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颁布命令，命王人文为川滇宣慰使。6月，陆征祥接替唐绍仪出任国务总理，组阁时提名王人文为农林总长。7月19日参议院投票，王人文获41票，位列各阁员之首。但由于整个内阁名单均未获得到会98名议员的半数，因而不能通过，王人文也因此落选。最终，陆征祥再次组阁后由胡瑛出任农林总长。

民国之初，政党林立。王人文曾加入岑春煊、伍廷芳为名誉总理的国民公党。8月25日，同盟会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国民公党组成国民党，推举孙中山为理事长，孙文、黄兴、宋教仁、王人文等九名是理事，可见其地位之重。也是在这年，王人文以国民党党员身份，由云南省议会选举为参议院议员，但因与国民党中的新进派不合，很快脱离国民党。

孙文

中华民国元年（1912年）9月，孙中山被袁世凯特授全国铁路筹备全权后，拟在京组织全国铁路总公司、在各干路枢纽设分公司，举荐王人文、詹天佑“众望素孚者”为总公司职员。只是，仅仅不到一年后，由于宋教仁被刺引发“二次革命”，孙中山、袁世凯二人反目成仇。民国二年（1913年）7月，孙中山发布“告全体国民书”促令袁世凯辞职，并致电袁世凯历数其罪。随即，袁世凯宣布撤销孙中山“筹划全国铁路全权”之职，并通缉孙中山、黄兴等人。王人文总公司职员之职，自然落空。11月22日，袁世凯发布命令，任命王人文为四川宣抚使。

中华民国元年（1912年）短暂的辉煌之后，王人文在政坛上陷于孤寂。他从上海移居天津，礼佛为宗。民国十二年（1923年），在其60岁生日之际，周善培曾在《王豹君侍郎六十寿叙》中说：“善培与公……同食于农，衣于商，而不得温饱，同皈于佛……亦有十二年。”连温饱都难以保证，可见其颇为潦倒。

就其在四川保路运动期间的表现而言，王人文应归于反清一派。有意思的是，民国成立后，他却与复辟派的郑孝胥过从甚密。

中华民国元年（1912年）3月4日，白坚宴请王人文，邀郑孝胥出席，正处病中的郑孝胥婉拒未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的白坚，字坚甫，四川人，民国初年活跃于中日书画界。张伯驹以4万元购得《平复帖》，为中国挽救珍贵文物一事，是广为传诵的感人佳话。据张伯驹回忆，当时白坚就曾作为日方掮客去游说他，一度出价30万元希望他将此画转给日本人，但被他拒绝。张伯驹说：“后有掮客白坚甫谓余如愿出让日人，可得价三十万元，余以保护中国文物非为牟利，拒之。”

自此之后，郑孝胥与王人文的交往日多：民国十九年（1930年）1月15日，时为溥仪小朝廷内务府大臣的郑孝胥，在天津参加友人宴会时，碰到了王人文。郑孝胥日记中记载：“张一桐约至忠信堂午饭，坐有王人文采臣，亦壬午同年，亦革命时都督也……作生字韵诗。”郑孝胥一生虽未中进士，但与王人文同为光绪八年（1882年）举人，也算同年。从日记可知，此次聚会，大家兴致颇高，还拈韵作诗。1月20日，郑孝胥专程去拜访王采臣，未遇；第二天，王人文回访。

段祺瑞

这年11月5日，段祺瑞长孙迎娶龚心湛第四女，婚礼在天津国民饭店举行，证婚人为王人文，介绍人为王揖唐、言敦源等。龚心湛曾于民国八年（1919年）出任民国财政总长并代理过国务总理，与段祺瑞都是安徽合肥人。两位民国要员后代的婚礼，为何要找王人文证婚，个中详情，不得而知，但应该说，这是王人文在中华民国元年（1912年）沉寂后少有的高光时刻。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11月，被迫辞去伪满洲国国务总理的郑孝胥，由新京（今长春）南下天津散心，在28、29日两天接连与王人文相见。要知道，郑孝胥此次南来，只在天津待了一周，就是对当时住在天津的醇亲王载沣也只拜访了一次。由此可见，王人文在郑孝胥心目中的分量。政见上水火不容的两人走动密切，表明潦倒之下，王人文已放弃了当年的反的立场，对民国颇为失望。但尽管如此，日本侵占华北后，曾多次拉王人文出任伪职，都被他严词拒绝。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王人文病逝于天津。

据周善培回忆，王人文豪饮。宣统三年（1911年）6月27日是周善培母亲生日，王人文前来道贺。当日，除了省城官员外，四川重要士绅几乎悉数抵达。周善培解释，自来官员举行的酒会，士绅一般不参加，当日士绅和官员济济一堂，显示了二者之间关系的融洽，为“自来所未见”。前来与会的士绅纷纷向王人文敬酒，保路运动首领罗纶更是说“平生不饮酒，今日不醉，无以对护帅”，与王人文连干三杯。宴席结束，王人文乘轿回督署，刚到轿前即吐，回到总督署后更是大吐，“且大哭至旦”。

王人文的大哭，不知是酒后的失态，还是为自己和清廷国运而哭？但在周善培看来，自此之后，四川官绅关系融洽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了，官绅逐日隔阂，遂如水火仇雠。

王人文解职离开成都后，处理四川保路运动的接力棒，交到了署四川总督赵尔丰手中。随着四川保路运动发展的深入，最初在反对铁路干线国有等问题上与王人文有着众多相同点的赵尔丰，制造了“成都血案”，最终被四川革命军惨杀于四川贡院，而王人文却获辛亥革命功臣之誉。当初没能如愿做上总督，王人文还颇为不快，孰料，却因此得以善终。人生的诡谲多变，实难逆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