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秦到清，历史上的文字狱不断加深和发展，到了清中期，甚至发展出了借助文字狱以碰瓷官员为业的一帮人，他们自制逆书，想敲诈谁就把谁的名字列上，实乃千古丑闻也！

在孔子有教无类，普及教育之前，平民们大多是不识字的。那个时候的史书是写给贵族看的，所以里面句句都是实话。其大意是奉劝君王以古为鉴。

孔子有教无类之后，教育不再被贵族彻底垄断了，平民们认识字了！这下史书可就不能再句句实话了。要是句句实话，平民们可就不服了：原来这些高高在上的人都这个样子，果然是“肉食者鄙”。这当然是不行的，所以，必须要改正史书，开始大规模地“为尊者讳”。

最早的文字狱，大都是因为私自记录历史而获罪的。尤其是写什么王公贵族的私密事件一类的，更是稍有不慎就有可能抄家灭族。

从秦汉到明清，文字狱变得越来越严重。从宋代开始，官员议论朝政都有可能被说成“诽谤朝廷”，甚至被流放。

宋代不许官员私下议论朝政，私写史书就更别提了，只要被发现写史书，马上全面诏毁刊本，作者本人直接削官流放边境。

有名的大诗人苏轼，就是因为写诗暗讽变法而被贬官流放，“聊发少年狂”去了。他的弟弟和朋友们也是革职的革职、流放的流放、罚钱的罚钱，总共牵连多达二十余人，史称“乌台诗案”。宋朝的文字狱不多，基本都类似于“乌台诗案”，只是文官们互相斗争的工具。因为目的是打击（不是消灭）异己者，加之宋朝士大夫的地位很高，所以结局远没有明、清文字狱那般惨烈。

游牧民族建立的元朝，文字狱是不是比大宋更严苛？特别反常的是，元朝反而极为开明。孔克齐《静斋至正直记》就记录了一件事：元初有一个叫梁栋的人，本来是南宋的官。南宋灭亡之后，没官做了，游山玩水之际，写了一首诗追思宋朝，结果就让仇人给告发了。“宋末士人梁栋隆吉先生有诗名，以其弟中砥为黄冠，受业三茅山，尝往还，或终岁焉。一日，登大茅峰，题壁赋长句，有云：‘大君上天宝剑化，小龙入海明珠沉。安得长松撑日月，华阳世界收层阴。’隆吉先生每恃己才，藐忽众人，众人多憾之，且好多言。一黄冠者与隆吉有隙，诉此诗于句容县，以为谤讪朝廷，有思宋之心。县上于郡，郡达于行省，行省闻之都省，直毁屋壁，函致京师，捄梁公系于狱。不伏，但云：‘吾自赋诗耳，非谤讪也。’久而不释。及礼部官拟云：‘诗人吟咏情性，不可诬以谤讪。倘使是谤讪，亦非堂堂天朝所不能容者。’于是免罪放还江南。尝观其子才所编诗集一帙散失之复存者，赋《雪中见山茶一株》云：‘千株守红死，一点反魂归。’赋《暴雨》云：‘痴儿娇勿啼，不久须晴霁。’赋《蔬》云：‘家贫忽暴富，菜种二十七。痴儿不解事，问我何从得？于义苟有违，吾宁饥不食。’其诗中之意，亦足悲矣。惜乎见义不能勇为，以致托乎言辞，而招辱身之过，志有余而才不足，非吾叠山公所出拚得、做得之人也。然大事已去矣，力既不能挽回，所以郁郁于不得志，犹托之空言，亦厌见衣冠制度之改，有不容自己者耳。呜呼！若梁公者，其殷之顽民欤？于兹可见宋之维持人材也至矣。我朝八十余年，深仁厚德，非不及于士民也。今天下扰攘十载，求之若梁公者，亦岂易得也哉！亦岂易得也哉！初本已失，其孙实子真为江西宪使时，重刻板于家。后金陵陷，子真辟地钱唐，此集又不知存亡也。后世之托于空言者，视此为戒。”

妥懽帖睦尔

后来还有个叫黄谦之的元朝官员，直接写对联骂元朝是野蛮人没文化。盐官县教谕黄谦之写作“宜入新年怎生呵，百事大吉那般者”的桃符讽刺硬译公牍体。最终处理的结果，只是把他本人免职，既没有流放，也没有关押，更没有动用肉刑。元顺帝时期权臣伯颜杀害剡王彻彻都、高昌王贴本儿不花，汉人官员曹明善就写了《眠江绿》小令两首，在大都城的五座城门附近都各贴了一张，以示抗议。这也算是一种隐晦的大字报了：“长门柳丝千万缕，总是伤心处，行人折柔条，燕子衔芳絮，都不由凤城春做主。长门柳丝千万结，风起花如雪，离别重离别，攀折复攀折，苦无多旧时枝叶也。”伯颜得知后大怒，发动情报部门查实是曹明善所作，于是在大都广为搜捕。曹明善跑到江南的一个僧舍里避难。直到元顺帝和脱脱扳倒了伯颜，他才公开露面。

虞集是南宋虞允文的后人，元代后期鼎鼎大名的文坛领袖。元文宗对他格外欣赏，多所优宠。但是《元史》则记载了他在文宗时代的一段险恶经历：“帝以集弘才博识，无施不宜，一时大典册咸出其手。集每承诏，有所述作，必以帝王之道，治忽之故，从容讽切，冀有感悟，承顾问及古今政治得失，尤委曲尽言。世家子孙以才名进用者众，患其知遇日隆，每思有以间之。既不效，则相与摘集文辞，指为讥讪，赖天子察知有自，故不能中伤。”

所谓世家子孙，显然就是一批蒙古贵族子弟。他们不满于元文宗对虞集的偏爱，于是从虞集的作品中寻找涉嫌“讥讪”朝廷的文字，向文宗告状。他们能熟练地阅读汉文文学作品，乃至从中摘选特定的词句，说明他们被汉文化的“涵化”程度已经相当不浅。但是看不惯文宗对一个南方文人如此优待，因而想通过文字狱诬告，又说明他们的蒙古本位意识不减反增。这正是姚大力所总结的：“元朝上层集团为汉文化所浸润，并不意味着他们种族意识的消解；相反，北族统治上层在观念意识上为汉文化所全面涵化的初期，经常伴随着某种强烈的种族本位的政治倾向。”不过，元文宗对虞集是真心崇拜，因此世家子孙的诬告没起什么作用。

明清呢，管得就都严一些，是实实在在的“文字狱”。

洪武朝，朱元璋出身不好，所以对一些字眼特别敏感，写书文可得小心着点。满清和朱元璋有点像，就是早年出身不好。满清是大明的臣子——建州卫指挥使，入关算造反。而且是关外夷族，建立统治的过程有一些运气成分，所以忌讳说这些。

康熙朝，江南奸民沈天甫、吕中、夏麟其、叶大等人穷疯了，为诈骗钱财，篡改伪造了十卷《忠节录》（又名《启桢集》），把大江南北700多位官员、文人的名字全写上去了。说是由顾炎武刊刻，顾的姐夫陈济生编集，吴甡、归庄等作跋，黄宗羲父黄尊素等170多人所作。其书刊、编、序、诗者皆是前明旧臣，其内容“讴吟思汉、讥讪朝政”。大逆不道。

当时恰有一桩缠夹不清的案件正在审理中，康熙五年（1666年），山东即墨人、清朝翰林姜元衡因其祖父曾是显宦黄氏的家仆，为推翻主仆关系，便状告黄氏刻藏逆诗。案件久拖不决。当姜元衡发现伪书中亦收有被告黄氏的诗作，中有“家居二年，握发以终”等语后，大为得意，于是追控，希冀挑起大狱。此事朝野士大夫被牵涉者达300多人，人人忿恚，沸沸扬汤。

此刻，沈天甫便派夏麟其到吴元莱处，意图恐吓诈财。吴元莱反复吟诵察看，已知决非其父吴甡的手笔。于是愤而反告，主动出首，自缚至巡城御史处，御史即奏报朝廷。由于朝野一辞，一力湔雪，影响了清圣祖和当时垂帘听政的太皇太后。为安抚人心，孝庄太后怒曰：“此光棍诈财耳！吴元莱世德相承，诗歌遣兴。岂可以语言文字遂致杀人，剥削国家元气？”清圣祖遂以“奸民诬陷、大干法纪”逮沈天甫一干人等交刑部严审。未久，沈天甫等人全部弃市斩首，此案乃平。

当然，这是失败的，总归是少数，还有更多的人成功了，将文字狱变成了清朝最响亮的名片之一，让人一提到文字狱首先想到的就是清朝。

爱新觉罗・弘历

而除了文字狱之外，清高宗还通过修《四库全书》，进一步实现了对民众的思想控制。朱元璋大兴文字狱，是为了遮掩自己早年的草根经历，以此遮丑。清朝的统治者则是因为反清复明之风盛行而变得神经兮兮，草木皆兵。活在“康乾盛世”中的文人，每天都要将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说不定什么时候自己的某篇文章戳了皇帝的心窝子，招致杀身之祸。

“文字狱”造成了社会恐怖，致使文化凋敝，从而禁锢了思想，摧残了人才，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讽刺的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文字狱”即便如此严苛，也没能让所谓的“康乾盛世”延续下去。处在世界形势急剧转变时代里的“大清帝国”，本来拥有着很好的基础，也拥有着无数的发展机遇，却无动于衷，固步自封，打压思想，害怕变革，最后不得不在生死纠缠中苟延残喘直至灭亡，让中国封建王朝在中华民国元年（1912年）2月12日彻底崩溃，延续了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寿终正寝。正如马克思所言：中华帝国就像一具木乃伊，一直密封在棺材中，不与外界接触，一旦与新鲜空气接触，就立即腐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