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中国古代的住房制度，最有意思的就是“公务员”（即官员）的住房问题。在人们眼里，封建社会的公务员是吃皇粮的特权阶层，皇帝当然要照顾他们的住房问题，但这个想法只对了一半。

从秦汉到魏晋南北朝，普通朝廷官员根本不敢奢望拥有自己的房子。秦朝官员的俸禄实行“秩石制”，粮食直接作为工资发放。官职越大，只能说明他能得到更多的食物，没有其他特权。西晋以来，为了优待官员，按照官产正式占有土地。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古代公务员一退休就无家可归。有的人家里有地，从来不用担心住房；皇帝高兴的时候，也会给官员土地和房屋；此外，假公济私也时有发生。《晋书》中有这样的记载，说前朝官员被调走，把朝廷借给他和他家的官邸据为己有，新官上任，不得不重修。

在唐朝，皇帝会把土地分给官员。但是皇帝给的土地往往和官员工作的地方不一致。而且按照唐朝末年以前的规矩，官员一旦退休，在职期间的薪水就会被停发，土地也要归还给皇帝。所以，当然没有人愿意住在皇帝临时给的土地上盖房子，最后送给别人的蠢事。

为了省去很多麻烦，也为了满足办公的需要，许多官员就直接把家安在了条件相对优越的衙署里——或者叫机关宿舍更合适。如果你在异地当官，你家就要搬新宿舍了。如果你不幸被淘汰出官场，你就得另谋生路或者回老家生活。

唐朝末年后，退休官员有幸领到一半的俸禄，但政府仍然不理会退休后的住房问题。

在宋代，官员想占用公家的房子难度就大了。当时的制度规定，凡州军常例之外的财务，不能由地方擅自决定，需要事先禀报代表中央财政的转运司，申核上奏。如北宋元祐年间，苏轼任杭州知府时，曾送给中央上了一道《祈赐度牒修廨宇状》。苏轼说，杭州的机关用房，多是五代时期留下的建筑，“皆珍材巨木，号称雄丽。自后百余年间，官司既无力修换，又不忍拆为小屋，风雨腐坏，日就颓毁”。至于办公楼有多差，按照苏轼的说法，房子都成了歪楼。“但用小木横斜撑住，每过其下，栗然寒心，未尝敢安步徐行。及问得通判职官等，皆云每遇大风雨，不敢安寝正堂之上。”

宋朝时，饱受苛捐杂税之苦，许多人涌向寺院出家。要出家需要政府的认证，也就是要有一个身份证明——度牒，而政府则按照一定的人口比例颁发度牒。因此，当时度牒成为“有价证券”，可以卖钱170贯。苏轼向中央要200道度牒，大概能卖到34000贯，再加上按惯例从财政支取的500贯，勉强凑够修缮费用。

宋朝的衙门虽然寒酸了点，但还是比老百姓的房子强多了。然而，和以前的朝代一样，一旦官员退休，他们必须放弃他们的房子。至于退休后住哪里，皇帝不关心。皇帝担心官员退休后不应该住在哪里。比如南宋规定，地方各级政府官员卸任后三年内不得在任职地居住。如果他们在当地有亲戚或财产，三年后也不允许他们居住。违反者被判处一年监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