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月15日，主席、周副主席、彭总联名签署了关于“讨伐卖国贼阎锡山”的命令。

半个月后，红一方面军以“红军抗日先锋军”的名义东渡黄河，进入阎锡山的地盘。红军出征的根本原因在于陕甘宁边区贫瘠，难以供养如此庞大的军队，因此需要到相对富庶的山西去寻找粮食。

另外，经过漫长的万里长征，红一方面军人员和装备损失惨重，亟需补充力量、恢复元气，因此必须前往兵源和粮源相对充沛的山西寻求新的根据地。红一方面军东征的愿景美好而激励着全军上下。

然而，在这一时期，红军内部也存在着山头主义和保存实力两种现象。陕甘宁边区的红军是由原红一方面军和红15军团合并形成的，其中红15军团由原红25军和陕北红军合并而成。

这些部队来自不同的根据地，各自拥有领军人物，如今汇聚在一起，难免会考虑自己的老部队，因此出现“山头”现象在所难免。

到达陕北的红军是经历了惊心动魄的百战余生，个个都是宝贵的财富，都应在未来的抗战事业中贡献力量。因此在部队中存在着保存实力的想法。

以红4师为例，其实就是原红3军团。红3军团成为陕甘支队第2纵队后，到达陕北后成为红4师，编入了1军团。这种改编是由彭总主动提出的，展现了彭总等原红3军团将领和广大指战员的胸怀。然而，两支部队的合并总会有一些磨合，原红3军团的干部在1军团干部眼中容易被视为“外来户”，在共事时可能会产生矛盾。

红军干部调配引发了不少波澜。红4师并入1军团，陈光任4师师长，彭雪枫任司令员。两人虽有功勋，威望卓著，却性格脾气都不凡。

陈光欲攻打赵城镇，彭雪枫却另有打算，最终红军放弃了赵城，转而进攻洪洞县。陈光对此有异议，却只能遵循政委的决定。

在一次夜袭中，彭雪枫下令撤军，导致红4师在部队中声誉大降。在干部会议上，陈光和彭雪枫发生激烈争吵，陈光指责彭雪枫保守怯战，影响了部队士气。

彭雪枫则认为不应只注重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应关注整体大局。张震作为红4师通讯主任，记忆中彭雪枫一直是骁勇善战的，为何此刻却不愿冒险呢？

红三军团番号恢复之谜多年后，彭雪枫得知了一个流传在部队中的小道消息，称东征到山西后将恢复红3军团的番号。然而，这一消息显然不属实。取消红3军团的番号并入红1军团是由原红3军团军团长彭总主动提出的。而此后红3军团一直未恢复番号。

这一小道消息的传播反映了红3军团指战员的一种现实思想，他们对这个消息显然感到兴奋。

当时，彭雪枫反对强行攻城，这除了考虑军事指挥上的因素外，也可能是出于保存部队骨干实力的考虑。

毕竟，红3军团经历了万里长征，留下一些骨干力量是任何领导都愿意做的。如果真的能恢复红3军团，那么能够多保留一部分骨干力量，其意义非常重大。

尽管这是人之常情，却很容易被人批评为“本位主义”。红一方面军和红15军团会合后，总部原打算调一些一方面军的干部到军团任职。

但起初没有人愿意去，而那些最终前去的干部也经过了反复的说服。谁愿意离开自己的老单位，前往一个陌生的地方呢？

起初，美国记者拍摄的红军部队中有人手持着太原兵工厂仿造的美式“汤姆森”冲锋枪。陈光生于1905年，参加湘南暴动后前往井冈山，长征时是红1军团主力师师长。而比他年轻一些的彭雪枫，则先是从事兵运工作，后被组织派往江西苏区。

彭雪枫成功粉碎了郭炳生的叛变行动，因此获得了“红星奖章”，长征时担任红3军团主力师师长。综合考虑二人的军中资历、战功和威望，陈光和彭雪枫难分伯仲。因此，当他们发生意见分歧时，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压制对方。

出于各种考虑，组织安排他们到延安的红军大学学习。在陈光和彭雪枫分别前往红大学习后，李天佑和黄克诚分别接任他们的师长和政委。

他们都是原红3军团的干部，不存在“山头”问题，因此他们的合作进展顺利。

最终，陈光和彭雪枫分别前往八路军115师担任旅长和代师长，以及新四军担任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