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庆陷落前一个月，陈玉成拉着杨辅清，连续对湘军阵地发起10次猛攻，除了增加伤亡之外，没有起到什么效果。
只为了守住安庆，陈玉成拼尽了全力，却是一次没有意义的战斗。如果陈玉成能采用叶芸来建议，暂时放弃安庆，英王未必没有机会，太平天国与清朝的逐鹿之战，胜败未可知。
叶芸来，陈玉成麾下悍将，也是安庆的守将。为了守住安庆，叶芸来不但顽强抵御湘军进攻，奋勇拼杀。弹尽粮绝之日，叶芸来还挖掘树根、捕捉老鼠、麻雀，连鞋底的牛皮都不放过。
坚持，不代表就有希望，叶芸来建议放弃安庆，保存有生力量。但是，陈玉成不答应，还乘着夜色掩护，让吴定彩进入城内，协助防守，增加不必要的伤亡。
严格意义上讲，安庆之战从1860年的太湖之战开始，也就是小池驿会战。前后2年时间，太平军、湘军在安庆城下开战主力对决，是1861年陈玉成从湖北回来集贤关后。
直接血战拼杀4个月，陈玉成以及节制的各路太平军，损失非常大。其中，陈玉成军团的精兵悍将，到了崩溃边缘，尤其是数千“老兄弟”阵亡，更是伤筋动骨。
集贤关之战后，曾国藩在家书中说：“此次杀真贼千余人，狗逆之势衰矣。此前所谓大捷，未必杀得如此真贼。”
曾国藩的言论，可看出两点信息。首先，陈玉成元气大伤，老兄弟死伤太多。其次，陈玉成的基本盘太弱，区区一千余人，就“狗逆之势衰矣”。
太平军号称几万、十几万，甚至数十万，真正能打的不多。清朝奏报中所谓的太平军数量，水分很大。
那么，为何说暂时放弃安庆，才是陈玉成的一条出路呢？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否则除了增加伤亡，没有实际意义。
必须承认，安庆对太平天国而言，战略地位非常重要。1853年开始，经过多年的拉锯战后，安庆成为太平天国、清朝对峙的前线，是保住京师的西大门。
湘军拿下安庆，就能顺着长江东征，围攻太平天国都城南京。守住安庆，曾国藩的主力军团就困在安徽，天京的安全就能保障。
为了拿下安庆，即便是英法联军逼近燕京，咸丰告急，曾国藩都没抽调主力北上“勤王”。可以说，曾国藩对安庆势在必得，也把安庆视为决胜的关键。
既然安庆如此重要，为何还要放弃呢？这不是自相矛盾吗？这里，我们必须了解两个“事实”，才知道放弃安庆的意义有多大。
首先，无论是清军、太平军，都没有办法进行全面动员，无法集中全部的力量进行会战。
为何无法全面动员呢？清军分散布防，运输系统落后，无法快速将部队投入战指定战场。太平军的优势是什么？就是相对清军而言，快速的机动能力。
中国历史上，太平军的行军速度，应该是天花板存在。都知道，太平天国缺乏骑兵部队，士兵以“十一路”为主，但他们在湖南以及北伐时每天几十里的行军速度，足以让包括唐军在内的古代军队汗颜，也比同一时代的拿破仑法军强。
当然，这里说的太平军强大机动性，主要指的是两广“老兄弟”，他们本身就从事劳动生产，体力很好。再则，长期的“土客械斗”，又养成良好的军事素养。
快速机动，意味着什么？太平军可以抓住机遇，转入清军内线作战，尤其是防守力量薄弱的地区，开拓新的领地，变被动为主动。
此外，湘军是一支私人武装，清朝对曾国藩是利用以及防备，不可能也不情愿把湘军抽调到心脏地带。如此，陈玉成等人，可以利用清朝内部矛盾，为自己求得发展空间。
其次，江南地区厮杀，长江控制权尤其重要，谁掌握了长江，就能取得战略主动权，在拉锯战中消灭对手，赢得最后胜利。
中国历史上，两个对峙政权的厮杀，水师起到核心作用并不多。但是，清朝与太平军拉锯战，水师不但充当主力，甚至起到决定战局的作用。
14年太平天国战争，控制长江，就算胜利一般。这一点，太平天国是无法跟湘军争锋。安庆之战时，太平天国的水师力量，可以忽略不计，湘军牢牢掌控长江运输线。
陈玉成想要救援安庆，或者说保住安庆，只要打通运输线即可。只要把粮食、弹药、兵力、物资运送到城内，湘军围困安庆的意义就没有了，除了增加每天的消耗外，不会有什么结果。
安庆最后陷落，也是因为弹尽粮绝，被“耗死”，而不是战死。没有水师，就没法保证安庆城内的补给，甚至连自己带来救援安庆的军队，都没法保证补给，陈玉成岂能解除安庆之围。
战争，拼的就是后勤，以及消耗。显然，陈玉成经不起消耗战。曾国藩采取修筑堡垒，挖掘深沟的作战方案进行“围点打援”，就是要拖垮陈玉成，消灭太平军的有生力量。
从当时的局势看，安庆固然重要，但保存有生力量才是关键。保住安庆，是为了保住天京。但是，安庆肯定守不住，无论陈玉成怎样强攻，都不会奏效，因为攻坚战不是短期内可以结束，而是长期的消耗，陈玉成玩不起。
可以说，无论陈玉成是否打安庆会战，安庆都会丢失。陈玉成把太平军投入“绞肉机”，消耗了众多有生力量，结果安庆丢失，自己也元气大伤，实在不该。
采取叶芸来建议，暂时放弃安庆，保存有生力量，然后进入清朝内线作战，这才是陈玉成的出路。不打安庆会战，太平天国就不会损失数万精兵，清朝也不可能快速肃清皖北，湘军的后路就不会安全。
放弃安庆后，陈玉成继续在皖北、湖北作战，湘军后方不稳，曾国藩也没办法东征南京，而是先“肃清后路”。此时，陈玉成重点经营庐州，将其作为进入关中的基地，才是上策。
皖北是湘军的后路，也是多股力量交汇之处，彼此间矛盾重重。僧格林沁、胜保的清朝直属兵马，袁甲三的临淮军，苗沛霖的“苗军”，张乐行的“捻军”，加上太平军，陈玉成回旋余地很大。
陈玉成在关中、皖北，觊觎中原的同时，也威胁湘军后路，故而清朝、湘军都很紧张。此时，李秀成、李世贤兄弟又夺取江浙，占据东南财税重地，太平天国与清朝逐鹿之战，还难以分出胜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