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黄巾起义的打击以及伴之而兴的地方州郡势力的崛起，东汉王朝面临严重危机，一些有识之士如郑太、桥玄等已认识到，汉政权摇摇欲坠，国将大乱。在此背景下，东汉末年至少出现了三次废立皇帝的图谋，但均以破产告终。

汉灵帝中平元年（184年），皇甫嵩以车骑将军身份领冀州刺史，因平定黄巾起义之需，手握重兵，威震天下，下属遂担心其有功高震主之嫌，劝其废汉自立。

《后汉书・皇甫嵩传》载，信都令汉阳阎忠规劝皇甫嵩曰，“身建不赏之功，体兼高人之德，而北面庸主”，因此主张汲取韩信毁灭之教训，废汉自立：“今主上势弱于刘、项，将军权重于淮阴，指撝足以振风云，叱吒可以兴雷电。赫然奋发，因危抵颓，崇恩以绥先附，振武以临后服，征冀方之士，动七州之众，羽檄先驰于前，大军响振于后，蹈流漳河，饮马孟津，诛阉官之罪，除群凶之积，虽僮儿可使奋拳以致力，女子可使褰裳以用命，况厉熊罴之卒，因迅风之势哉！功业已就，天下已顺，然后请呼上帝，示以天命，混齐六合，南面称制，移宝器于将兴，推亡汉于已坠，实神机之至会，风发之良时也。夫既朽不雕，衰世难佐。若欲辅难佐之朝，雕朽败之木，是犹逆阪走丸，迎风纵棹，岂云易哉？且今竖宦群居，同恶如市，上命不行，权归近习，昏主之下，难以久居，不赏之功，谗人侧目，如不早图，后悔无及。”阎忠是汉阳大姓，在凉州有很高的声望。

由“庸主”“势弱”“权重”及后论“衰世”“竖宦”等用语可以看出，阎忠认为当时东汉朝廷深陷多种危机，皇权失坠，无法复兴：皇帝乃昏庸之主，威权丧失；州郡长官掌握军政大权，中央权力受到削弱；宦官专权，流弊难革；朝廷乃朽木，难以辅佐。因此，阎忠以韩信为诫，苦苦劝说立有军功的皇甫嵩废汉自立以自保，并为其拟定了废汉步骤：“功业已就”—“示以天命”—“混齐六合”—“南面称制”。换言之，要因时而动，建功立业，宣示天命，一统天下，废汉称帝，而这些不过是“推亡汉于已坠”而已。

对于阎忠这番激动人心的劝说之辞，皇甫嵩不仅不欣喜，反而愈加恐惧曰：“非常之谋，不施于有常之势。创图大功，岂庸才所致。黄巾细孽，敌非秦、项，新结易散，难以济业。且人未忘主，天不祐逆。若虚造不冀之功，以速朝夕之祸，孰与委忠本朝，守其臣节。虽云多谗，不过放废，犹有令名，死且不朽。反常之论，所不敢闻。”皇甫嵩不愿也不敢采纳阎忠之论，认为此乃“非常之谋”，废汉自立乃谋逆之大罪，与其招亡速祸，不如坚守“臣节”; 即便深陷谗言，也不愿僭越君臣之纲。可见，皇甫嵩对东汉朝廷和自身有着清醒的认识，对君臣之关系有着深刻理解。其后，皇甫嵩由征西将军升迁为车骑将军，再至太尉，足见朝廷对之倚重和重用，有效化解了皇甫氏之疑虑。

皇甫嵩‍

作为地方大族的阎忠以汲取韩信的教训为由，劝立有军功的皇甫嵩废汉自立，至少可以与东汉刘氏平分天下。若阎忠所谋得以实现，则将开东汉以军功篡权自立之恶例，自秦汉开创的大一统帝国，至此将再次陷入分割、分裂之危机。

汉灵帝光和末年的黄巾起义，使东汉王朝遭受重创，出于平叛之需，被迫下放部分权力，“改刺史，新置牧”成为其标志性事件。但伴随着地方州牧势力崛起，东汉末愈发呈现外重内轻的趋势，中央与地方关系恶化。在此背景下，汉灵帝中平五年（188年）出现了地方长官与地方豪杰联合谋废皇帝之事。

《三国志・武帝纪》载：“冀州刺史王芬、南阳许攸、沛国周旌等连结豪杰，谋废灵帝，立合肥侯，以告太祖，太祖拒之。芬等遂败。”该史料透露出如下信息：其一，主谋身份特殊。冀州刺史王芬为冀州最高地方长官，南阳许攸为汉末著名谋士，沛国周旌史载不详，盖应与许攸略同，属于地方名士。其二，众多“豪杰”参与其中。东汉中后期，“豪杰”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大体包含如下人群：首先，占据地方经济和垄断地方选举的豪族。杨联陞认为，所谓豪族，“并不是单纯的同姓同宗的集图，是以一个大家族为中心，而有许多家许多单人以政治或经济的关系依附着它。这样合成一个豪族单位”。

这些豪族在地方上拥有较大能量，半游离于体制之外，具有某种侠义精神。其次，侠气张扬的党锢名士。两汉之际，游侠儒家化大体完成，但侠风犹在，党锢名士和游侠在舍生取义、自我牺牲的英雄主义人格与行为方式上具有很高的相似性。再者，地方长官，亦可谓之地方军阀。史载，董卓之乱后，“豪杰并起”。这些“豪杰”范围很大，既包括地方众多豪族，也包括控制地方大权的军政长官，如曹操、袁绍等。此外，“豪杰”有时又与“英雄”可以互称，显示出“豪杰”行侠仗义、独立特行的内在气质。

如袁绍逃奔冀州，董卓必欲除之而后快，侍中周毖等说董卓曰：“袁氏树恩四世，门世故吏遍于天下，若收豪杰以聚徒众，英雄因之而起，则山东非公之有也。”所引“豪杰”与“英雄”即对称，含义略同，且前论袁氏门生故吏，则此“豪杰”应多为袁氏门生故吏，且多豪侠。王芬所联结之“豪杰”多为半游离于体制之外的侠义之士，更多地代表了“社会”的力量，以与“国家”相对应甚至相抗衡。其三，另立合肥侯。合肥侯为东汉宗室，姓名、官职不详。与上文阎忠劝说皇甫嵩废汉自立不同，这次谋废是从东汉宗室中另择贤君。其四，曹操明确反对废立。地方州郡长官与地方豪杰联合起来，谋废天子，另立宗室，这是此次废立图谋的重要特点。

党锢之祸

王芬等谋废汉灵帝，还与东汉中后期士大夫和宦官斗争这个大背景密不可分。众所周知，东汉后期外戚与宦官交替专权，政局混乱，引起朝野士大夫的激烈反抗，酿成著名的党锢之祸。《三国志・武帝纪》注引司马彪《九州春秋》曰：“于是陈蕃子逸与术士平原襄楷会于芬坐，楷曰: ‘天文不利宦者，黄门、常侍真族灭矣。’……于是与攸等结谋。灵帝欲北巡河间旧宅，芬等谋因此作难，上书言黑山贼攻劫郡县，求得起兵。会北方有赤气，东西竟天，太史上言‘当有阴谋，不宜北行’，帝乃止。敕芬罢兵，俄而征之。芬惧，自杀。”由此可知，冀州刺史王芬与陈蕃之子陈逸、术士襄楷多有往来，密议国是。

陈蕃为当时清流士大夫领袖，也是侠气张扬的党锢名士，得到太学生拥护，在第二次党锢之祸中惨遭宦官迫害致死，其门生故吏遭禁锢。其子陈逸深受乃父影响，对于宦官专权深恶痛绝。“术士”利用天象预言将不利于宦官，黄门常侍等要遭灭族之祸，这对于深受宦官专权之害的士大夫来说，无疑是一个不容错过的绝佳时机，王芬等遂决意行废立之事。由此可见融合方术、天文等在内的谶纬神学对东汉政治的影响。此次谋废汉灵帝的参与人，除主谋者和众多“豪杰”外，还有党锢名士、术士等。他们为灭宦官，而行非常之谋，欲趁汉灵帝北巡河间旧宅之际，起兵作乱。但其后汉灵帝听从太史之言，未北行，故王芬等图谋未能实现。

王芬等谋划废立之事时，曾拉拢曹操一同起事，但遭拒绝。史载，王芬等“以此谋告曹，盖亦知操之为时雄矣”。《三国志・武帝纪》注引《魏书》载曹操拒王芬之辞曰：“夫废立之事，天下之至不祥也。古人有权成败、计轻重而行之者，伊尹、霍光是也。……今诸君徒见曩者之易，未睹当今之难。诸君自度，结众连党，何若七国？合肥之贵，孰若吴、楚? 而造作非常，欲望必克，不亦危乎！”

曹操认为，废立天子之事乃不祥之兆，事关重大，需慎之又慎，并以伊尹和霍光为例，说明废立之事发生的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认为被立之君的品行与威望、辅政大臣的忠诚与智慧等，都是决定废立成败之关键。但现在这些条件均不具备，王芬等“结众连党”，合肥侯没有威望，此时行废立之事，不过是徒增乱局而已。曹操推崇伊尹和霍光等辅政大臣之举，而反对轻言废立君主。曹操对于此次废君行为之看法，可视为汉献帝建安年间他挟天子以令诸侯、但终为汉臣的心理基础。

王芬还曾私下招诱华歆等商议，也遭到拒绝。《三国志・华歆传》载：“时王芬与豪杰谋废灵帝。……芬阴呼歆、洪共定计，洪欲行，歆止之曰：‘夫废立大事，伊、霍之所难。芬性疏而不武，此必无成，而祸将及族。子其无往！’洪从歆言而止。后芬果败，洪乃服。”华歆以伊尹、霍光之举为例，认为废立大事，需要忠诚与智慧，远非王芬等地方豪强所能及，因此拒绝与之合作，并力劝陶丘洪不要参与其中。

刘宏

由此可见，冀州刺史王芬等废立汉灵帝之图谋，根本得不到朝中大臣的支持，其失败在所难免。汉灵帝虽然无道，但作为东汉朝廷的皇统所在，对地方州牧的冒险行为仍是极大的震慑。不过，王芬等谋废汉灵帝作为一次非常严重的谋反事件，对东汉君臣关系势必会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将刺激其他冒险之徒行铤而走险之事。

袁绍为渤海太守时，曾与冀州刺史韩馥谋废汉少帝而立刘虞。袁绍出身于名门望族的汝南袁氏，门生故吏遍天下，在地方上具有巨大影响。刘虞为汉室宗亲，长期驻守幽州，和洽戎狄，安抚百姓，威信很高。《三国志・公孙瓒传》载：“袁绍、韩馥议，以为少帝制于奸臣，天下无所归心。虞，宗室知名，民之望也，遂推虞为帝。遣使诣虞，虞终不肯受。”袁绍与韩馥谋议的时间，当在董卓入洛之后、废汉少帝立汉献帝之前。汉少帝时为董卓操控，所谓“制于奸臣”，即此之谓，故有袁绍、韩馥废汉少帝立刘虞之议。

有关韩馥之所为，《三国志・公孙瓒传》注引《吴书》记载稍详：“馥以书与袁术，云帝非孝灵子，欲依绛、灌诛废少主，迎立代王故事；称虞功德治行，华夏少二，当今公室枝属，皆莫能及。又云：‘昔光武去定王五世，以大司马领河北，耿弇、冯异劝即尊号，卒代更始。今刘公自恭王枝别，其数亦五，以大司马领幽州牧，此其与光武同。’是时有四星会于箕尾，馥称《谶》云神人将在燕分。又言济阴男子王定得玉印，文曰‘虞为天子’。又见两日出于代郡，谓虞当代立。”韩馥在与袁术信中，表示欲与袁术共行代王故事。所谓“代王故事”，指西汉绛侯周勃与颍阴侯灌婴，铲除吕氏势力，废除少帝，迎接代王刘恒即位，是为汉文帝。“代王故事”的实质是权臣掌握皇帝的废立。

韩馥等谋废汉少帝而欲立宗室刘虞，盛赞刘虞功德治行皆佳，并列举了一系列刘虞当为天子的谶纬事件：刘秀五世而据河北、中兴汉室，而刘虞亦五世而据幽州，当能再次复兴汉室；《谶》言当有神人出自燕地，而刘虞恰为幽州牧；神秘玉印“虞为天子”现于民间，则公开宣扬刘虞为天子；两日同时出于代郡，暗示天下将出现新天子。韩馥为劝刘虞称帝，多引谣谶为证，可谓颇费心机。韩馥与袁术通信时，袁术所任之官职为董卓加封的后将军，但颇惧董卓，故韩馥此举有里应外合之意。其后，袁绍给袁术写信时，表明废汉少帝而立刘虞之鲜明态度。袁绍与韩馥事先私下密议，其后二人又先后致信于袁术，显然二人对袁术寄予厚望，希望借助袁术之力达到废汉少帝立刘虞之目的。但是，袁术又有自己的私心，不愿意附和立刘虞之议，汝南袁氏的政治动向值得关注。

尽管韩馥、袁绍竭力劝立，但刘虞不为所动。《三国志・公孙瓒传》注引《吴书》：“绍亦使人私报虞，虞以国有正统，非人臣所宜言，固辞不许；乃欲图奔匈奴以自绝，绍等乃止。虞于是奉职修贡，愈益恭肃；诸外国羌、胡有所贡献，道路不通，皆为传送，致之京师。”面对袁绍等劝进之议，刘虞坚决拒绝，认为“国有正统”，作为人臣不应僭称帝号，否则就会乱了“正统”。“正统论”是中国古代史学上的重要观念。

刘虞

宋代欧阳修认为：“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矣。”此实则较多地含有居天下之中、一统天下之意。刘虞“国有正统”之语，为中国古代典籍中较早提出“正统”一词者。刘虞所谓“国有正统”，意为当时有正统之君，即便汉少帝为奸臣所挟制，他人亦不宜再作非分之想。刘虞为躲避反复劝进而竟欲逃亡匈奴，以绝众望。此后，他在幽州牧任上更加尽职尽责，较好地处理了地方与中央的关系。“国有正统”一语，出自东汉宗室刘虞之口，对韩馥、袁绍乃至董卓等是一个严正警告，也是应对谋废汉帝图谋的有力思想武器。

因有“国有正统”观念的存在，曹操反对这种立刘虞而废汉少帝之举，史载“袁绍与韩馥谋立幽州牧刘虞为帝，太祖拒之”，使得袁绍等心有顾忌，不敢妄动。因为“国有正统”，即使刘虞本人不愿也不敢接受劝进之议，史载“虞终不敢当”，“虞不敢受 ” 。 他非但不敢接受，反而痛斥这种僭越行径。袁绍、韩馥遣使张岐诣刘虞处，使即尊号，刘虞厉声呵斥张岐曰：“卿敢出此言乎！忠孝之道，既不能济。孤受国恩，天下扰乱，未能竭命以除国耻，望诸州郡烈义之士戮力西面，援迎幼主，而乃妄造逆谋，欲涂污忠臣邪！”刘虞痛责劝进之使，认为此乃玷污忠臣之举，现在应行“忠孝之道”，聚州郡义士，“以除国耻”。

那么，袁绍等为何执意废汉少帝而立刘虞呢？实际上，袁绍等立刘虞废汉少帝之举，根本不是从天下、国家着想，而是存有一己之私，有其如意算盘。官渡之战后，曹操向汉献帝弹奏有关袁绍不臣之事，《三国志・武帝纪》注引《献帝起居注》载曹操上疏汉献帝云：“大将军邺侯袁绍，前与冀州牧韩馥立故大司马刘虞，刻作金玺，遣故任长毕瑜诣虞，为说命录之数。又绍与臣书云：‘可都鄄城，当有所立。’擅铸金银印，孝廉计吏，皆往诣绍。从弟济阴太守叙与绍书云：‘今海内丧败，天意实在我家，神应有征，当在尊兄。南兄臣下欲使即位，南兄言，以年则北兄长，以位则北兄重。便欲送玺，会曹操断道。’绍宗族累世受国重恩，而凶逆无道，乃至于此。”

由此可知：其一，袁绍与韩馥早年欲废除当朝天子汉少帝，而立刘虞为帝，并擅做玺符，宣扬天命之数。其中包括刘虞当为天子的一系列谶纬事件。其二，袁绍要求曹操将汉献帝迁都于鄄城，以便于自己控制。袁绍以邺城为据点，擅铸金银印，天下孝廉计吏拜见袁绍，而非前至许都觐见汉献帝。计吏，又称“上计吏”“上计掾”，在规定的时间内将本地上计簿送至京城相关部门审核，发挥着联系中央与地方的纽带作用。袁绍所作所为，乃公然藐视朝廷，与中央争夺对地方的控制权。其三，从弟袁叙与袁绍书信，鼓吹“天意实在我家”，即天命在袁家，袁氏当称帝。“南兄”指据有南阳的袁术，“北兄”指拥有北方多州的袁绍。

若袁氏称帝，当非袁术与袁绍莫属。其始，袁术欲称帝，进行了一系列努力，宣扬“袁氏受命当王”，失败后，认为袁绍年长位重，比自己更有能力称帝，准备将玉玺送给袁绍，但因曹操阻道未果。不管是袁叙怂恿，还是袁术主动归皇帝名号，即便袁绍本人也不能否认有称帝之企图。曹操所奏袁绍之事发生于官渡之战后，诚然有落石下井、打击报复之嫌，但袁绍先期谋废汉少帝另立刘虞，以便控制朝廷之心亦不可否认。汉末汝南袁氏的政治动向值得关注：袁术先私下僭号，后公开称帝，失败后将帝号归于袁绍，宣扬“袁氏受命当王”；袁绍承接袁术归还的“帝号”和“袁氏受命当王”的天命宣传，图谋称帝。

公孙瓒

谋立宗室刘虞，反映了袁绍、韩馥等汉末群雄的政治野心。刘虞后来为公孙瓒所杀，或许从事实上证明，刘虞根本就不为所谓的汉末豪杰和军阀所尊重，立刘虞不过是汝南袁绍的幌子而已。《三国志・公孙瓒传》载，“瓒诬虞欲称尊号，胁训斩虞”。注引《典略》曰: “瓒曝虞于市而祝曰：‘若应为天子者，天当降雨救之。’时盛暑，竟日不雨，遂杀虞。”刘虞与公孙瓒在对待胡汉民族关系政策上有分歧，刘虞主张和辑戎狄，而公孙瓒认为胡人难治，应该征讨，二人遂不和以至于爆发公开冲突。公孙瓒污蔑刘虞欲称帝而杀之。刘虞声望很高，公孙瓒杀刘虞时，宣称刘虞若当为天子，天当降雨，显然刘虞被劝称帝之事已为时人所知。刘虞最终被杀，可见刘虞被劝称帝实则是汉末军阀的阴谋，欲借宗室刘虞之幌子，而行军阀弄权之实。

由上可知，袁绍、韩馥等废汉少帝、立宗室刘虞之举，尽管有客观实际，如汉少帝为军阀董卓胁持，汉天子威权扫地，但这种谋立新君的做法，实际上一仍董卓之旧，由地方军阀掌握皇帝的废立，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皇帝权威，并为权臣控制皇帝再开恶例。

上述所论东汉末废立皇帝图谋，曹操的政治态度颇值得注意。王芬等谋废汉灵帝，曹操拒之；韩馥和袁绍谋废汉少帝而立刘虞，也遭到曹操抵制。曹操见证了这两次图谋由密谋到准备实施及其失败的过程。阎忠规劝皇甫嵩废汉帝自立之谋，由于仅仅停留在劝说阶段，尚未付诸实施便胎死腹中，不为众人所知，因此不得详考曹操之态度，但可以由曹操的一贯言行而推断其一定持反对态度。以上三次废立皇帝之图谋及其破产，均发生于汉献帝即位之前，对日后曹操处理自己与汉献帝之间关系有着重要启发、刺激和影响。

其一，对待汉天子，“废”未必成功，“挟”可谓上策，“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策成为曹操水到渠成的必然选择。东汉末几次废立皇帝图谋的破产促使曹操充分认识到汉天子的重要价值，因此当谋士建议“奉天子以令不臣”，“奉主上以从民望”时，曹操当机立断，将汉献帝迎接至许昌。可见，当时曹操集团的政治口号是“奉天子”，而非“挟天子”，但政治口号重在宣传和制造舆论，曹操其后确有“挟天子以令诸侯”之事实。当然，对汉献帝作用的不同认识，也决定了曹操与袁绍不同的政治取向。作为当时北方最重要的一方势力，袁绍集团早就有谋士认识到汉献帝的政治价值，向袁绍提议将汉献帝劫持至邺，如沮授“挟天子而令诸侯，畜士马以讨 不庭，谁能御之！”

田丰“若挟天子以令诸侯，四海可指麾而定”，以便获取政治优势，利于四方平叛。但郭图、淳于琼等反对，认为若迎接汉献帝，动辄请示，容易造成政治上的被动。优柔寡断的袁绍最终没有采纳田丰、沮授等的建议。拒绝迎奉汉天子，表明袁绍在内心实已放弃了挽救东汉王朝的努力，已经放弃了蒙尘在外的汉献帝，自己欲通过武力争夺而得天下。不过，当得知曹操迎接汉献帝时，袁绍竟然反悔，欲派兵拦截，以至后悔莫及。这场挟天子都许与都邺之争，最终以曹操挟天子都许而画上了句号。

曹操

值得注意的是，曹操将汉天子安置于许都后，尚面临被其他势力抢走的风险。董卓西北军的多股残余势力，“还想把汉献帝从曹操手里抢回去”。曹操北征三郡乌桓时，“若刘表遣刘备袭许，据之以号令四方，公之势去矣”，则明确说明刘表遣将偷袭许都控制汉天子的可能性及其对曹操的影响。孙策趁曹操与袁绍对峙时，“阴欲袭许，迎汉帝”。包括袁绍本人，其后与曹操书信云“可都鄄城，当有所立”，要求将汉献帝迁都于毗邻自己势力范围的鄄城，以便对汉天子施加影响。这些均从侧面说明了当时汉献帝仍具有重要的政治价值，也证明当初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政策的正确性。

事实上，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策确实收到了一定效果，如贾诩以“曹公奉天子以令天下”劝张绣再次降曹，傅幹以“曹公奉天子诛暴乱”为由劝马腾不要与袁尚联合攻曹，而应趁机攻袁。当曹操南征欲讨伐孙权时，张昭劝孙权降曹，理由也与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有关，故裴松之评曰，“曹公仗顺而起，功以义立，冀以清一诸华……若使昭议获从，则六合为一……虽无功于孙氏，有大当于天下”。当然，关于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价值与作用，学术界有不同见解。吕思勉认为，曹操之所以能有相当的成功，是因其政治清明，善于用兵，“和挟天子以令诸侯，根本没有多大的关系”。

东晋袁宏评曰: “时献帝幼冲，少遭凶乱，流离播越，罪不由己，故老后生，未有过也。其上者悲而思之，人怀匡复之志，故助汉者协从，背刘者众乖，此盖民未忘义，异乎秦、汉之势。魏之讨乱，实因斯资。旌旗所指，则以伐罪为名；爵赏所加，则以辅顺为首。”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不仅自己的地位高出一切官吏，而且行动也是‘名正言顺’，造成了政治上极大的优势”。从袁绍的后悔之举、刘表和孙策等的抢帝图谋来看，挟天子以令诸侯政策对于势力尚处于发展中的曹操来说是必需的，也是必要的。

其二，对待东汉帝统，废汉自立未必成功，终为汉臣可谓明智。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后，所面临最棘手的政治难题是如何处理自身与汉天子的君臣关系，是废汉自立，还是终为汉臣。曹操选择了后者。范文澜指出，“士族阻碍着曹操代汉做皇帝，与其说是为了拥汉，毋宁说是向曹操交换做官特权”。田余庆认为，曹操“怕背千古骂名，不敢做皇帝”。日本学者金文京认为，曹操“既想当皇帝又怕受非难”。柳春新认为，曹操未能完成废汉自立的根本原因是“受制于现实的政治条件或政治实力”，而非司马光所说的“畏名义而自抑”。曹操终为汉臣，除了自身政治实力外，还应考虑东汉末地方大族废立皇帝图谋之破产对其内心深层次的影响。

一方面，废立图谋破产促使曹操实行桓文之举。桓文之举的实质是尊王攘夷，在诸侯争霸的环境下，尊王以维护天子之权威。曹操赞赏桓文之举，表明其不愿废汉天子的政治立场。曹操赞赏齐桓公、晋文公之故事，在其言行中一再流露。曹操《短歌行》其二云：“齐桓之功，为霸之首。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晋文亦霸，躬奉天王。”又如《让县自明本志令》云：“齐桓、晋文所以垂称至今日者，以其兵势广大，犹能奉事周室也。”曹操借此宣誓自己效法桓文，效忠汉室的决心。曹操甚至设立齐桓公神堂，以明其志。

曹操

因此，有学者指出，观曹操一世所为，及《拒王芬辞》《答袁绍》《让县自明本志令》等文，应该说曹操也还是志在效桓、文之举，奉事刘氏，复强国势，实现天下统一的。黄仁宇认为，“以曹操的希望，还是想保存一个完整的中央政权，所以他虽向外讨伐，却屡陷于内线作战的地位，又因为他挟天子以令诸侯，所以他成了众矢之的，他自己也知道‘慕虚名而处实祸’的危机”。

另一方面，废立图谋破产促使曹操推崇伊霍之举。伊霍之举的实质是尽职尽忠辅佐幼主，而不僭越君臣之关系。王芬等谋废汉灵帝时，曹操坚决反对，并举伊尹、霍光之例来表达自己的政治意向。从汉灵帝至汉献帝前期，曹操从内心是推崇伊霍之举的，其后伴随着势力的增强和威望的提升，曹操以汉中央的名义封自己为魏公和魏王，显示其逐渐与东汉朝廷分庭抗礼，但当孙权来信劝曹操称帝、群臣纷纷劝进之时，曹操却仍云：“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曹操终其一生未称帝，其身份仍是汉之臣子，但其为曹魏政权的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

由此可见，曹操赞赏桓文之举，引领汉末割据势力遵奉汉室; 推崇伊霍之举，表达永为汉臣之决心。汉建安年间，曹操势力虽不断增强，但最终没有废汉自立，原因之一很可能就是受到了汉末废立天子图谋失败的刺激和影响。

东汉形势图

东汉末出现多次废立皇帝之图谋，大致可划为两种类型：其一，东汉后期地方豪强势力崛起，掌握地方军政大权，对中央皇权构成严重威胁，多次冒险欲行天子废立之事，王芬、韩馥和袁绍为其代表。冀州刺史王芬等联结地方豪杰，谋废汉灵帝，而冀州刺史韩馥、渤海太守袁绍等谋废汉少帝而立宗室刘虞，实际上仍是凭借地方军政大权而干涉皇权的举动。其二，阎忠劝立有军功的皇甫嵩代汉帝自立。对于立有军功、掌握军政大权的皇甫嵩来说，割据一方甚至代汉自立，也并非完全无望。皇甫氏选择终为汉臣，并不能杜绝日后此类图谋再次泛起并冒险成功。东汉政权的崩溃及其后出现的分裂割据局面，早在汉末屡屡发生的废立皇帝图谋中即可见其端倪。

东汉政权的崩溃势所必然，但汉末地方大族废立皇帝的图谋均遭破产。究其原因，当时东汉皇权尽管受到很大削弱，但“国有正统”的大一统观念早已深入人心，东汉政权的正统性与合法性仍具有强大的号召力，汉天子仍有重要的政治象征意义，成为大一统政权崩溃前夕维系各方的一面旗帜，它犹如一条纽带，制约着各方割据势力，连接着东汉皇权和帝统，使之不至于完全断裂。

总之，东汉末地方大族废立皇帝图谋之屡屡出现，反映了地方势力的崛起、中央威权的丧失和君臣关系的恶化; 而图谋之破产，又凸显汉天子仍具有重要的政治价值，“国有正统”的大一统观念深入人心。废立皇帝图谋之破产，成为制约东汉帝国分裂的重要因素，对当时的君臣关系产生了一定影响，对曹操等对待汉天子的政治态度也产生了一定启发和刺激，促使其摒弃“废”天子之念，改用“挟”天子之行，“挟天子以令诸侯”成为曹操水到渠成的政策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