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赵立波

同治六年,是曾国藩一生之中少有的清闲的一段时间,因此处理完日常事务后,他最喜欢和他的秘书长赵烈文谈话,内容虽然广泛,却都是深度的着眼未来长远大局的话题,谈话甚至上升到道光以来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高度上来。从而引发了对于周边各国未来全球化走势和百余年后中国必然在世界中呈现东升西降的必然趋势。在此之前，我们很有必要简要介绍一下赵烈文基本情况。

赵烈文，字惠甫，号能静居士，江苏阳湖人。其父赵仁基，道光进士，官至湖北按察使。赵烈文自幼扎实地系统地学习了传统教育，但此后三次试均名落孙山，于是绝意仕途，专心钻研务实之学。

赵烈文资料

大约在1856年1月被其姐夫周腾虎推荐入曾国藩幕僚，1861年12月，由曾国藩专折向清廷请示奏调赴军营，称其“博览群书，留心时事，可堪造就”，统筹负责曾国藩日常办公事务安排和文秘工作，因此迂回进入了大清官员系统，先后担任曾国藩幕僚同时兼任曾国荃首席参谋，平定太平军内乱后，被时任直隶总督曾国藩提拔为易州知州，在曾国藩去世后辞职隐居常熟终老。

其实，早在咸丰五年（1855）年，赵烈文当时只有23岁的时候就第一次进入曾国藩幕府，但是因为双方在重大军机问题上未能达成共识，最终导致赵烈文迅速离开。直到同治六年（1867）年，已经是师徒关系的二人在闲谈时，还回顾了当时的一些情况。

曾国藩画像

赵烈文四姐夫叫周腾虎，当时是曾国藩非常器重的幕僚，因此周腾虎将小舅子内举不避亲推荐给曾国藩，而此时赵烈文科举落第后又没有固定经济来源，所以曾国藩马上拿出二百里银子聘请他入幕，但是很遗憾，这一次二人未能产生默契，然后没多久他就回到了江苏老家。

曾国藩箴言

多年后，曾国藩和他讨论人才问题时，赵烈文还不无感激地说：“师本来第自绳耳，于人未尝不宽。”接着就说起自己当初年纪小，没什么名气，仅凭姐夫周腾虎一句话，您就派人送来二百两银子聘请他，此举动不可谓无气魄。曾说：“此在吾处亦仅有之事，以弢甫绳足下，且闻足下往日之议论故耳，不常有也。”

话虽不多，却说明曾国藩在军费十分紧张的情况下还是非常原因花钱招揽人才的。

现在就说正题，咸丰十一年，因为战乱和生计问题，加上一个机会，赵烈文第二次入幕并向曾国藩递交了一份长篇谏言，其中对当时外国情形给予了明确预见，正是这一预见，深刻地影响了曾国藩后来大力倡导洋务运动的举措，因为赵烈文在这次万言书中首次提出未来百年走向必然是“开通六合”。

赵烈文手札

当时的情况正是太平军势力极端强盛，他却说太平军不是最大威胁，中国最大的祸患在外国： “外国夷人，政治修明，国家治理，民力富强。人人奋勉，好胜心强而以不如别人为耻，这些西方人对中国的政务民情，险阻风俗，今天一个图谋，明天一个说法，考虑事情唯恐不明确，观察事情唯恐不细微，搜集我们的文化经典，翻译传播，兢兢业业，从未有间断过。”

对此赵烈文总结说：“他们的志向不在小，国家的祸患，再没有比这个更厉害的了。”接着赵烈文又说“中国之所以如此衰弱，主要原因就是崇尚虚文，学习使用繁琐苛刻礼仪，而外国方面务求专精简一，讲究实用。似乎未来大势是天意要“开通六合”。

曾国藩箴言

赵烈文的预见很清楚，那就是说要实现宇宙空间全部联通，用现在时髦的话就是“全球一体化”概念，这在一百五十年前的说法堪称石破天惊之论。赵烈文最后总结说，外国人也并不是超出人类的异人。政策方法也不是什么奇异之术，只要我们反其所为而用之，一定会收到效果。并且说大清之后，全球必然出现“东升西降”的历史走势。

曾国藩与幕僚赵烈文交换了谁是对未来清朝最大威胁国家的意见。曾国藩对他说：“今日有佛兰西传教人来见，自己介绍叫司铎，我看这几年洋人气殊衰减，来中国者似亦皆无聊之人。”赵烈文说：“俄人有边事乎否”曾国藩沉默了一会说：“目前还没得到消息，中国将来最大的祸患恐怕会西方各国，但是不要紧，只要做好洋务，跟进西方，就能超过他们，也就是“东升西降”。

赵烈文手书扇面

并引申说：“自南宋以来，天下为士大夫劫持，凡要做一件事，不论轻重，不揣本末，纷纷力争，没有大魄力的君主，就被他们夺了决定权，宋明之亡，皆由此。”

曾国藩无奈地对赵烈文说： “吾甚佩服足下同治二年与吾书，第一条言审查听言之道。彼时举国若狂，皆以开言路为急，而足下已经烛见及此，直至今日，究竟不能出足下范围。”曾国藩对赵烈文的看法都非常重视，以至于达到了“甚佩服”的地步，这在曾国藩的交际圈里绝不多见。关注时事，对外国情形了解，让赵烈文一直走在了清代知识分子的前列，所以视觉独到，眼界达观。

最后赵烈文总结说：“天下事但患胸中见地不真，苟是非当矣，外来嚣嚣之说，直等之时鸟侯虫可耳”。这种观点就是及早预判,用相当的文化见识和定力事先就能给出超前预测,就像鸟捉虫那样的迅速准确。

曾国藩箴言

也正因此，曾国藩开始侧重于洋务研究，并加大了大清自主造船的力度，同时选派百名儿童出国留学，这其中就包括后来学成回国的铁路专家詹天佑。

不久曾国藩立即以“制造轮船等事，福建尚奏拨巨款，新立铁厂，江南已有铁厂，岂可置之不办”为由，向朝廷力争“制造轮船，实为救时要策”，并明确要求“奏拨二成洋税银片”、“以一成专造轮船之用。”

在曾国藩的持续坚持下，造船水平逐步提高，1868年，江南制造局新造的火轮船，具有八个炮位，中国第一艘用蒸汽动力驱动的水上战舰下水，曾国藩给他命名为“恬吉”号。当时在上海试航后，“恬吉号轮船初成，逆风劈浪，船行甚稳”，一时激发起上海市民的自豪感，竞相观摩航行。

1871年，重病缠身的曾国藩在双目几乎失明的情况下，对大清造船业念念不忘，这年的11月，曾国藩来到吴淞口，观看江南制造局建造的四艘兵船组成的编队演戏和水师操练，检阅了枪炮操练和各种最新的水上战斗表演。也是曾国藩去世前完成的最后一件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