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2月12日，一份名为《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的文件，经过高层的深思熟虑和审慎批准，迅速传遍了整个中国。

这份文件的发布，标志着全国范围内一场声势浩大的“除四害运动”正式拉开了序幕。

当时，所谓的“四害”主要包括了老鼠、苍蝇、蚊虫以及麻雀。

在这四种害虫中，由于麻雀的个头较大，活动范围广泛，且易于被人们察觉，因此“打麻雀”的运动尤为引人注目，成为当时最具影响力的公共卫生行动之一。

从1958年3月起，这场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

人们纷纷走上街头，手持各种捕杀工具，对麻雀展开了全面的围剿。

据不完全统计，仅在前8个月内，全国就成功捕杀了高达2.1亿只麻雀。

随着运动的深入，12月又掀起了一轮新的“战役”，麻雀的生存空间被进一步压缩，一度面临灭绝的境地。

然而，随着运动的持续进行，人们逐渐意识到麻雀在生态系统中的重要作用。

麻雀作为食物链中的一环，对害虫的控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过度捕杀麻雀导致害虫大量繁殖，给农作物和树木带来了严重的威胁。

1959年春，上海等城市的树木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虫害侵袭。人行道两旁的树木叶子几乎被害虫吃光，景象触目惊心。

这场生态灾难让人们深刻认识到了生态平衡的重要性，也促使人们开始反思“打麻雀”运动的合理性。

随后，政府及时调整了政策，停止了“打麻雀”运动。这一举措有效地遏制了害虫的进一步蔓延，也挽救了濒临灭绝的麻雀种群。

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和调整，麻雀的数量逐渐回升，生态系统也得以重新平衡。

如今，距离那场轰轰烈烈的“打麻雀”运动已经过去了65年。然而，当我们回首那段历史时，仍然会感到难以忘怀。

大规模的打麻雀运动，其源头可追溯至四川这片山林茂密、鸟类繁多的土地。

四川的自然环境为各种鸟类提供了丰富的栖息地和食物来源，麻雀也不例外，成为当地数量众多的鸟类之一。

当全国性的“打麻雀”指示下达后，四川迅速响应，并以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和丰富的实践经验，成为这场运动的先锋。

四川地区为了确保打麻雀运动的顺利进行，制定了严格的标准：

1、所在地区和单位必须实现“三无”，即无麻雀窝、无麻雀飞、无麻雀叫。

2、城镇各处全天看到麻雀数量两只以下者，虽算“基本无雀”，但并不能算作合格。

这些标准的确立，使得打麻雀运动有了明确的目标和评估依据。

最初，人们采用各种传统工具和方法来驱赶和捕杀麻雀，如竹竿、红旗、鞭炮、石子、弹弓等。

然而，随着运动的深入，人们发现这些方法的效果并不理想，麻雀依然顽强地生存着。

直到四川郫县的一位名叫“穆青云”的农民，向组织提供了他的独特经验：

他分享说，每年为了防止麻雀吃秧田的谷种，他们时常派人守候，吆喝着驱赶麻雀。只要让麻雀持续飞行，不给予其停歇的机会，麻雀便会因体力不支而跌落地面。

后来，这一经验引起了指挥部领导的重视，他们迅速组织当地的民众进行试验。果然，这种方法效果显著，成功地将大量麻雀驱赶至地面，为捕杀工作提供了便利。

随后，指挥部将这一方法推广至新繁县，同样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当时，峨眉电影制片厂还特意拍摄了一则新闻纪录片，将四川捕雀的成功经验推向了全国。

纪录片中展示了四川人民如何运用智慧和创新方法，成功地开展了打麻雀运动。这一纪录片的播出，不仅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热情，也为其他地区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

很快，在全国性的打麻雀运动中，各地纷纷效仿四川的经验，采用各种手段和方法来驱赶和捕杀麻雀。

街上、院子里、树上、房上，到处都站满了人，他们手持竹竿彩旗，敲锣打鼓，威声震天。鞭炮齐鸣、呼喊不停，弹弓枪支发射不休，形成了一幅壮观的画面。

甚至还有很多稻草人也加入了“战斗”，它们被放置在显眼的位置，用以吓唬和驱赶麻雀。

为了能够迅速、彻底地消除麻雀这一被视为粮食生产的巨大威胁，全国各地在动员力量上展现出了惊人的规模和决心。

在四川邛崃县，麻雀被定性为“头号敌人”。为了将其一举歼灭，全县被精心划分为1945个战区，每一个战区都配备了专门的行动小组。

数据显示，那场行动动员了超过21万的群众，他们纷纷响应号召，积极投入到这场特殊的战斗中。

青岛也不甘落后，他们动员了一支由56万人组成的“灭雀大军”。

在4月27日的凌晨5点，这支庞大的队伍就已经整装待发，摩拳擦掌，等待着全线总攻的命令。他们的目标明确，决心坚定，誓要将麻雀一举歼灭。

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也迅速响应了打麻雀的号召。全市动员起来，每个角落都不放过。

为了确保麻雀无处藏身，上海要求每10平方米设有一个驱赶麻雀的岗哨。这样的安排确保了麻雀无处遁形，为捕杀行动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作为首都的北京，在打麻雀的战斗中更是展现出了超凡的组织能力。相关领导亲自带队组织，发动了300万群众参与行动。

那场行动谋划周密，组织严密，比上海更加周全。北京的街头巷尾、公园广场都成为了战场，人们齐心协力，共同为打麻雀而努力。

为了鼓舞士气，我国著名诗人郭沫若先生于1958年4月1日在《北京晚报》上发表了一首题为《咒麻雀》的诗作：

麻雀麻雀气太官，天垮下来你不管。麻雀麻雀气太阔，吃起米来如风刮。

麻雀麻雀气太暮，光是偷懒没事做。麻雀麻雀气太傲，既怕红来又怕闹。

麻雀麻雀气太骄，虽有翅膀飞不高。

你真是个混蛋鸟，五气俱全到处跳。犯下罪恶几千年，今天和你总清算。

毒打轰掏齐进攻，最后方使烈火烘。连同武器齐烧空，四害俱无天下同。

他用生动的笔触描述了麻雀的种种“恶行”，表达了对麻雀的愤怒和决心。当时郭沫若的诗作已经发表，便在群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进一步激发了人们打麻雀的热情。

在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1958年全年全国共计扑杀了2.1亿只麻雀。这一数字虽然令人咋舌，但在当时的环境下却是必要的举措。

要知道在解放初期，我国农业生产力水平较低，粮食生产根本满足不了人民生活。

麻雀作为粮食的“天敌”，对人们的生存构成了严重威胁。因此，打麻雀成为了当时不得不进行的行动。

站在当今生态的视角，许多人回首往昔的“打雀运动”，或许会感到质疑或讽刺。

但是有一点需要注意到是，对于历史的评判必须站在它所发生的环境背景下去讨论才有意义。

在当年，那是一个食物极度匮乏的时代，人们连最基本的温饱都难以满足。在这样的背景下，捕杀麻雀被视为一种节省粮食、拯救生命的有效手段。

若以每只麻雀一年偷吃5斤粮食来计算，那么被捕杀的2.1亿只麻雀，每年就能为当时的社会节省至少10亿斤的粮食，这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无疑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然而，正如所有事物都有其两面性一样，捕杀麻雀的行动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后果。

任何行为都需要掌握一个度，过度的行动往往会带来“过犹不及”的结果。

当年的“打雀运动”在短期内确实解决了粮食问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副作用也逐渐显现。1959年，全国范围内出现了大面积的虫害，这与过度捕杀麻雀有着直接的关系。

为了深入了解麻雀的生态价值，鸟类科学家开始对其进行深入研究。

后来他们发现，麻雀的食性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会随着季节和环境的变化而发生变化。

在冬天，麻雀主要以草籽为食；到了春天，为了养育幼雀，它们会大量捕食虫子和虫卵；七八月间，幼雀长大成鸟，开始啄食庄稼；而秋收之后，麻雀则主要吃农田剩余的谷物和草籽。

基于这一研究成果，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对麻雀的益害问题。原来，麻雀并非完全是害虫，它们在不同的季节和环境下，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因此，对麻雀的捕杀也需要因季节、环境而区别对待。这一研究成果上报高层后，高层也做出了及时的修正：“除仓库、秧田外，麻雀不要再打了，代之以臭虫。”

然而，尽管高层已经做出了明确的指示，但在许多地区，捕雀行动仍然持续了很长时间才逐渐停止。这无疑给麻雀带来了不公的待遇。

如今，随着科学研究的深入和人们生态意识的提高，对于麻雀我们有了更深层的认知。

目前，麻雀已被列入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名录，任何私自捕杀麻雀的行为都将受到法律的制裁。这不仅是对麻雀的保护，更是对人类生态环境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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