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国民党败走台湾省之后，由于溃败的过于迅速以至于庞大的党部、行政、军队、特务官僚体系无法完全撤出而留下了数量繁多的俘虏。再加上三大战役期间对国民党军队的俘获以及早先在抗日战争结束之后对个别参与伪满政府的投降分子进行清算，因此新中国成立之后，如何处理这帮战争罪犯就成了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自南昌起义开始与反动派进行武装对峙之后，为了争取更多的有生力量，“缴枪不杀，优待俘虏”就逐渐成为我党的优良传统，而这个传统自然也延续到了建国后。首先在饮食上，战犯们基本以大米、白面为主，辅之以少部分粗粮和杂粮，这个生活质量已经比当时看管他们的监狱管理员还要高了。

其次，战犯居住的监舍通风良好，宽敞明亮，清洁卫生每周都有专门人员打扫，月末还有清洁检查。除此之外，球类、棋类以及阅读书籍等文娱活动也是尽数提供，医疗健康上也组织了专业的医护人员定期体检，这个待遇体系哪怕放到现代也是毫不逊色的。

给予这帮战犯优待的确展示了新中国伟岸的国家形象，但是这确实也不是长久之计，毕竟刚成立的新中国百废待兴，并不富裕，要知道当时还有千万农民无法解决温饱问题呢。养着不行，当然也不能像白起坑杀赵国降族一样就地枪毙他们，关于这一点毛主席在1956年《论十大关系》这篇文章里给出了解释。

毛主席认为杀了这些战犯一不能增产，二提高不了科技水平，三无利于国防，四帮助不了收复台湾省。而基于收复台湾这一点来考量，特赦或许才是最恰当的处理方式，毕竟彼时关押的国民党战犯里，不少还是当时南京国民政府的政要，有一定政治影响力。

《论十大关系》这一报告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毛主席对战犯问题具体的分析，给当时正因这个“烫手山芋”而焦头烂额的中共中央来说无疑是指明了方向。1959年，少奇同志在毛主席的启发下发布了国家主席特赦令。

为了庆祝建国十周年以及这段时间以来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辉煌成就，对建国以来支持、配合思想改造并表现良好的战犯进行特赦。这次的特赦令释放了改恶从善人员多达12082名，其中就包括了伪满政府皇帝溥仪和大名鼎鼎的杜聿明，王耀武等原先蒋介石集团的高级将领。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特赦并不是一口气对所有战犯一并特赦，而是经过严格审查，只选取了其中表现良好，思想认识觉悟提高的优秀改造人员进行赦免。国民党战犯早期对罪行认识非常浅薄，反动思想依旧很深厚，带着“项羽”式自我感动的将领其实大有人在。

而在监狱改造过程中，部分将领先是在劳动教育中逐渐对传统腐朽的价值理念松动，后在先进书籍的影响下看到并承认了工人和农民在近代历史上的伟大之处，而且中央还组织这些战犯外出参观国家建设的新样貌，新成就。新旧对比之下，价值理念发生改变自然也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虽然监狱改造确实卓有成效，但是顽固不化，思想认识不达标的人并不在少数，这些人无疑还要接受进一步的学习。因此59年第一次特赦并不是赦免了所有人。有了第一次的组织经验，往后的特赦就顺利和快速了很多，隔年11月“特赦大门”再次打开，而61年、63年、64年、和66年也都安排了对相关人员的遣还。

可能是特赦次数太多还没能“清理干净”，加之距离新中国成立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于是在1974年，毛主席再次提出特赦最后一批国民党战犯。可是，1975年正式处理这个问题的华国锋依旧保留了13人继续关押，毛主席随即批示：都放了算了，气魄太小了。

于是，1975年3月份最后一批特赦名单下达，共计293名战犯全部释放，至此建国以来遗留的战犯处理问题彻底处理完毕，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考虑到最后一批战犯已经关押了二十年之久，对外界社会的适应十分困难，所以在最后的释放上，毛主席着重强调此次遣还人员拥有公民权，有劳动能力的地方社区就近安排工作，用人单位不得歧视。同时他们还享受一个月一百元的生活补贴，基本保证了他们出去后能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对于想去台湾省与亲人相聚的人员，政府也给予支持，海关方面免检放行。然而彼时的台湾当局无疑辜负了这群回归人员的热情，蒋集团认为这些人是“统战工具”，拒绝了他们与家人团聚的请求。两相对比高下立判，也无怪乎毛主席当时发出了“释放俘虏放得好，国民党怕得很”这样的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