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入晚年后，英明神武的汉光武帝刘秀，开始思索生老病死的问题。在人生的最后6年，刘秀的心理似乎有些矛盾，他看淡生死、仁德爱民，却又愈发迷信图谶，欲以谶纬之学加强东汉王朝的统治。

建武二十七年（51年），北匈奴之所以遣使向朝廷示好，是因其饥疫连年，内部纷争不断。朗陵侯臧宫与杨虚侯马武上奏说：“陛下可命令将领进驻边塞，实行重赏，命高句丽、乌桓、鲜卑等进攻北匈奴左翼。如此一来，灭北匈奴，不过数年之事。臣等担心陛下仁慈，不忍开战，而朝中的谋臣又犹豫不决，使刻石铭记万世的功业无法在圣明的当朝实现。”

向来以“柔”治国的刘秀，拒绝了两位老将请战的建议。刘秀用回答他们说：“一心扩大地盘就会精疲力竭，一心推广仁德就会壮大强盛，拥有自己所应有的就会平安，贪图别人所应有的就会残败。如今，国家没有推行为民造福的善政，灾变不息，百姓惊惶，连自己都不能保全，难道还要再去经营边远的塞外吗？”若是时机未到，不如让人民休息。

汉光武帝刘秀从来不是一个文弱书生，用了十余年的时间，灭王莽、收河北、平关中、定关东、得陇西、取巴蜀，终于平定天下，完成了“复高祖之业，定万世之秋”的夙愿。一统天下后更是时时不忘生活艰苦的老百姓，颁布了多道诏令，释放奴隶、丈量土地、轻徭薄赋、裁军简政、平反冤狱等政策。

息民，一直是汉光武帝实行的国策。“苟非其时，不如息民。”是汉光武帝多年来推行柔道治国的总结，也体现了刘秀对谶纬之学的推崇，实则是一段经、谶牵合互证的文字。

《黄石公记》是一部流行于两汉的谶书。所谓谶纬，谶是“图谶”，即用诡秘的文字或图像编造预言，来解释吉凶祸福、治乱兴衰；纬，是用天人感应、阴阳灾异等神学理论来解读儒家经典的“纬书”。两汉时期，谶纬常被政治家用来制造夺权或巩固政治的舆论，也被儒生用来抬高儒家经典的地位，给儒学增加神圣光环。

兼有儒生、皇帝两种身份的刘秀十分迷信谶纬并他利用谶纬。《后汉书》记载，刘秀早年带兵时，每逢作战间隙，都要诵读儒家经典，再取出《河图》《洛书》等图谶之书阅览。为了称帝，刘秀又借图谶《赤符伏》为自己宣传造势，用“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等谶语，证明自己起兵夺天下是顺从天意。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很多儒生因此深陷于妖佞化、神秘化的图谶迷雾中，对谶纬之学趋之若鹜，推崇备至，神棍大行其道。在一个奉谶纬为“正宗”的时代，但仍有反对谶纬的“异端”存在，汉光武帝也会不时自我反省。建武三十年（54年），群臣上书提议：“陛下即位三十年，应当到泰山封禅，祭祀天地。”汉光武帝却反思后觉得自己不够资格。

随着年老体衰，刘秀想办法统一思想、巩固统治。于是，再次将朝政与谶纬联系起来。建武三十二年（56年）群臣再次上奏：登封告成，为民报德，百王所同，陛下辄拒绝不许，臣下不敢颂功述德业，《河》《洛》谶书，赤汉九世，当巡封泰山……以和灵瑞，以为兆民。迷信谶纬的刘秀翻开《河图·会昌符》一看，上面果然写着：“赤刘之九，会命岱宗。”在谶语的指引下，刘秀没有再推辞。

正月，汉光武帝亲率诸王公大臣、文官武将，组成盛大的仪仗队伍，浩浩荡荡前往泰山。到达山顶，百官引用《河图》《洛书》等谶文，宣扬光武帝“受命中兴”等三十六项大功。登封礼毕回到洛阳后，汉光武帝大赦天下，改元为建武中元。

实际上封禅只是表面工程，背后有着刘秀更深层的考虑。他要将谶纬规范化，同年，62岁的汉光武帝下诏，“宣布图谶于天下”。同时，朝廷垄断了对谶纬的解释权，严禁民间私造谶纬。汉光武帝推崇的《河图》《洛书》等谶书与诸经对应的“纬书”被正式确立为治国施政的依据，成为儒生的必修内容。宣布图谶于天下，汉光武帝心满意足地完成了这人生中的最后一件大事。

刘秀是东汉寿命最长的一位皇帝，在位时从不怠政，每日早晨主持朝会，午后才散，之后还要召见大臣讲说经义，到半夜才睡。太子刘庄不忍心父亲太过劳苦，劝谏道：“陛下有禹、汤执政的圣明，却没有黄、老养生的福分，希望陛下爱惜身体，颐养精神。”刘秀却说：“我自乐此，不为疲也！”

在位32年的汉光武帝病倒在洛阳南宫，闭上了他疲惫的双眼。汉光武帝留下遗诏：“朕无益于百姓，后事都照孝文皇帝制度，务必俭省。刺史及二千石以上的长吏都不要离开自己所在的城邑，也不要派官员来京或送书吊唁。” 于是葬以瓦器，没有金银铜锡为饰，不起坟，地不过二三顷，无山陵陂池。一代英主，就这样安静地离开了人世。

汉光武帝刘秀在有生之年实现了天下太平，他多年来坚持“息民”的国策卓有成效，社会趋于安定，经济逐年好转。到了其子汉明帝在位时，已经出现“天下安平，人无徭役，岁比登稔，百姓殷富，粟斛三十，牛羊被野”的盛世景象。与此同时，一个谶纬的时代，到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