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8月的一天，正在板仓老家过暑假的杨昌济没有想到，他的一个学生，居然从湖南长沙城出发，步行了一百二十华里，来到了他的板仓老家。

这个学生，就是他最得意的门生毛泽东。

杨昌济记得，那一天，顶着似火骄阳，身穿陈旧洁净的素色短衣的毛泽东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他差一点没有认出来。但见他皮肤晒黑了，人也变得消瘦了，满脸的汗水正顺着他的额头，大颗大颗往下落。

杨昌济走出门外迎接毛泽东的时候，毛泽东正规规矩矩站立在门口一棵高大的枫杨树下，树上是此起彼伏的夏日蝉鸣，枫杨树旁，是一口清幽幽的半月形池塘。此时，毛主席正站立在枫杨树的浓密树荫下，静静等待着老师和他相见。

见到毛泽东的一瞬间，杨昌济意外又惊喜，最得意的门生上门请教，于一生立志教育救国的杨昌济来说，这是他最求之不得，最乐意见之的事。

师生落座之后，毛泽东说起自己是从长沙城出发步行至此的，杨昌济非常惊讶，也为二十来岁的年轻人竟然有如此坚强的意志感到深深佩服和由衷喜悦。

师生相见，寒暄之后，毛泽东便直接说明自己此行的目的，就是来浏览杨昌济老师的丰富藏书，同时就一些学术上问题向老师请教。

看到毛泽东如此爱读书，又如此爱学善问，杨昌济非常高兴，于是便带着他去了自己的书房，让毛泽东尽情浏览自己的藏书，并慷慨地表示，只要是毛泽东喜欢的书，尽可以拿去阅读。

此外，杨昌济还向毛泽东展示了自己新订的《新青年》等进步杂志。

亲眼见到老师的书房竟有如此之多的好书，还有一摞又一摞厚厚的进步书刊，毛泽东一时间竟眼花缭乱，不知道该先看哪一本，先把哪一本书借回去细细阅读。

看到毛泽东求知若渴的目光，杨昌济笑着告诉他，不急，不急，我们先去吃饭，等吃完饭，你再来看个够。

看到丈夫的得意门生上门，杨昌济的妻子向振熙也对今天这个登门造访的高个子学生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15岁的女儿杨开慧的帮助下，向振熙做了一桌子的丰盛饭菜招待丈夫的学生。

看到一桌子的可口饭菜，毛泽东连声道谢。

在饭桌上，杨昌济和毛泽东边吃边聊。他告诉毛泽东，人应该有一个好的体魄，应德智体“三育并举”，又主张静坐、冷水浴、长途步行，杨昌济认为这是锻炼保养身体之道。

对于老师的这些养生之道，毛泽东都深表赞同，且在以后的生活学习中身体力行，尤其是冷水浴，毛泽东一坚持就持之以恒。

这次的板仓之行，让年轻的毛泽东对杨昌济老师有了全面深刻的了解与认识，也得以和杨昌济的家人们进一步相处，包括15岁的杨开慧。

而在杨昌济看来，这一次与毛泽东进一步接触，更让他深刻感受到毛泽东这个资质俊秀的学生，是“海内人才，前程远大”，以至于后来在临终前，特意写信给好友章士钊，告诉他，若想救国，就要保护好毛泽东。

说起杨昌济和毛泽东的师生情谊，还要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说起。

1913年，毛泽东和蔡和森两人分别以入学考试第一名和第二名的优异成绩考入湖南一师。当时的湖南一师入学考试是以一篇文章分数高低作为入学标准的。

那一年，他们的入学考试题目是《论小学教育》，文章优秀的毛泽东和蔡和森就这样顺利进入湖南一师的大门。

这一年，刚从日本和英国等国留学归来的杨昌济，出任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教授，第二年上半年兼任湖南一师修身、教育两科教员。

杨昌济对于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这些进步青年学生异常喜爱，常常鼓励告诫他们要树立“欲栽大木拄长天”的宏伟志向。

在毛泽东、蔡和森这些青年学子的身上，杨昌济看到了中国的未来与希望，因此对他们着意培养，甚至为他们在自己家里单独辟出一间客房，大家利用课余及节假日时间，在这间客房里谈论学术学业，纵论天下事。

彼时，这一间温馨的客房，成了这些青年学子精神的家园，大家在这里畅所欲言，常常为了一个观点一个论题一讨论就是大半日。

每当临近饭点，师母向振熙总是在厨房里默默忙活起来，女儿杨开慧给她打下手，洗菜摘菜拿盘子这些活儿，小开慧总能让妈妈向振熙得心应手。很快，一大桌子丰盛的饭菜，就在一众学子热烈的讨论中，热气腾腾地端上桌来。

这时候，大家又都纷纷向师母表达叨扰与感谢，向振熙看到一张张稚气未脱却志向远大的年轻的脸庞，也和丈夫一样，开心极了。

于毛泽东而言，杨昌济老师不但是他学业上、精神上的导师，更是能够在他危难之时，对他出手相救的恩人。

1915年，因为坚决反对额外征收学杂费的规定，毛泽东发起驱逐一师校长张干的运动，张干愤怒之极，要求立即开除毛泽东等人的学籍，这时候，杨昌济和教员徐特立、方维夏、王季范等人一道出面，要求张干收回成命。

杨昌济坚持认为，校长对毛泽东等的学生的处分决定，是一个绝对的错误，并在大会上慷慨陈词：“我建议，张校长如果坚持开除毛泽东等学生，我们全体教职工罢课罢工。”

最终，在声势浩大的学潮面前，张干被湖南省教育厅免职。

这一起闹学潮事件，让杨昌济看到了毛泽东突出的组织才能和进步倾向，更让他更看到了中国的未来，对这个高个子青年学生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认为这个资质俊秀的学子，是海内人才，前程远大。

1918年4月14日，在杨昌济等进步教授的关怀指导下，由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等学生发起的湖南省第一个提倡新文化运动的进步团体——新民学会成立了。

深感于新文化运动、道德改良运动的必要性，毛泽东等人广泛邀请省内外志同道合之士成立了新民学会。会员的主要聚集地在蔡和森家中一处简陋的小屋。

蔡和森之母葛健豪早年厌恶丈夫沉迷大烟，遂带着一双儿女离婚后离开夫家，靠着糊火柴盒养活两个孩子。

葛健豪为人思想开明、重视教育，对于毛泽东等进步青年成立的新民学会鼎力支持，还贡献出一间小屋作为活动地点。

1918年，在北洋政府发起的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名单中，葛健豪和儿子蔡和森、女儿蔡畅一道成为赴法留学生的一员，这一年，葛健豪已经54岁了，是赴法留学生中年龄最大，且是中国第一个赴欧留学的缠脚旧式女子。此是后话。

新民学会的宗旨是：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入会条件有四个，分别是诚恳、奋斗、纯洁、服从真理，此外，还制定了五条会规，即不浪费、不赌博、不虚伪、不懒惰、不狎妓。

新民学会成立后，省内进步学子纷纷加入学会，一时之间人数就已达到七八十人之多。

虽然说学会是进步学生发起成立的，它的精神领袖却是杨昌济先生。新民学会在一份学会报告里特意说明道：“大家都是杨怀中先生的学生，大多听过他的绪论，可以作为一种积极向上的人生观，新民学会也曾因此成立。”

学会成立之后，杨昌济对学会倍加关心。学会刚刚成立时，杨昌济就参加了学会的会议，还十分热心地向会员们介绍西方的政治学说和哲学思想，同时不忘讲授中国传统古典思想和丰富历史知识，让学生们在中西文明的交融比较中提升完善自我。

有时候，在学术指导之外，杨昌济也喜欢和学生们一道谈论当时中国的政局和出路，积极鼓励他们参加新文化运动。

总之，在那段特殊宝贵的时期，在杨昌济的带领下，学生们讨论的话题涵盖了政治、经济、哲学、中国传统文化等众多广博的内容。

杨昌济一再鼓励学生们一定要积极思考，大胆质疑，敢于挑战陈旧思想观念和封建制度，立志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不论是在新民学会的聚集地还是在杨昌济先生的家里，杨昌济对这些进步学子的影响都无处不在，既深且广。

新民学会会员萧三回忆道：“杨昌济先生对毛泽东和我们影响很大。他不善言辞，但大家很佩服他的学问和道德品质。每到休息日，毛泽东、蔡和森以及陈昌同志都会相约前去杨先生家里。”

1918年夏，又一年暑假如期而至。这一年的暑假，很多来自新民学会的会员们都从湖南一师毕业了，而杨昌济也到了离开湖南的时候了。

杨昌济记得，在日英等国留学近十年，那一年回到祖国，来到北京城，曾有老同学劝他留在京城，不必回乡，对此，杨昌济慨然答道：“吾誓必居长沙五年，教育青年。”

如今，他说到了，更做到了。当看到毛泽东、蔡和森等一个个青年学子从最初的稚嫩不成熟，成长为如今能够独当一面的一省新文化运动的改革先锋，民主进步思想的积极倡导宣传者，杨昌济觉得于心甚慰。

1918年6月，应蔡元培先生之邀，杨昌济决定赴北京大学任伦理学教授。要离开自己教育多年的湖南，要与这一群优秀的青年学子告别了，此时的杨昌济心里有太多不舍。

好在，就在此时，已经到达北京的杨昌济给学生们带来好消息说，法国政府又开始在中国募工了，这意味着勤工俭学的机会来了。

得到这个好消息之后，新民学会内部立即开会研究，最终决定由蔡和森和萧子升负责具体赴法事宜。

8月中旬，毛泽东带领二十多人来到了北京。来到北京后，毛泽东第一时间就拜访了杨昌济，此后便常来杨昌济家做客。

每当告别时，杨开慧总是主动提出送毛泽东下楼。此时，爱情的种子已经在两个人的心里悄然萌芽生长。

那日，当蔡和森等人登上游轮，即将远赴法国之时，毛主席去送别他们。耳畔是呼啸的海风，眼前是一排白浪比天高，大家的心情也如这滔滔巨浪，有无限豪迈之情远大志向在其中。

此时的毛泽东却心思沉稳，面对着大海白帆，他缓缓说道：“中国的革命是中国的问题，大家一直在学习外国的思想，没有人沉下心来去研究中国革命和中国农民，所以，我想留下来，等你们学成归来，我想我研究得的东西也会对你们有所帮助。”

蔡和森等人远赴法国，毛泽东则在杨昌济的帮助下，来到了李大钊主持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

与此同时，生活工作都稳定之后，毛泽东和杨开慧的恋爱也开始迅速发展。每逢节假日、休息日，两人常常相约一起去北海划船，去桥头看落日，去古巷漫步。

来到法国之后，蔡和森表现格外突出，他在法国遇到了赵世炎、邓小平、周恩来等一大批志同道合之人。蔡和森积极倡议道：

“同学们，一个党派就意味着一个坚强的团体，不如我们将志同道合的同学们联合起来，成立一个无坚不摧的革命团体。”

不久后，他们就一起创建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在法国，蔡和森还遇见了自己的恋人向警予。

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这一批新民学子们收获了理想，收获了爱情。就在大家以为革命的前路一片光明，形势一片大好的时候，却传来了杨昌济先生病重的消息。

1919年，杨昌济因病前往西山休养，后来，随着病情的加重，他不得不前往位于北京的一家德国医院接受治疗。

此时的毛泽东正忙于积极响应五四运动，发起成立湖南学生联合会，又主编会刊《湘江评论》。1919年12月，毛泽东又加入到领导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的运动中。

尽管日日忙碌，毛泽东仍不忘一次次前往北京看望杨昌济。当得知毛泽东正在积极投身驱逐军阀张敬尧的运动中，杨昌济既高兴又担心。

此时的杨昌济，早已知道女儿杨开慧和毛泽东的恋爱，心里感到莫大喜悦与安慰，又联想到数年前毛泽东在湖南一师的学潮事件，因此对于毛泽东的正义之举既感欣慰，又担心他的个人安危。

在生命进入最后的时间里，杨昌济拿起笔，给自己的好友章士钊写下了最后一封信，在信中，杨昌济嘱咐好友道：“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之士，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

信中的二子就是指毛泽东和蔡和森。末了，又加意嘱咐道，若想救国，就要保护好毛泽东。

1920年1月17日，杨昌济病逝。直到生命最后的时刻，杨昌济心心念念的依然是自己最得意门生的个人安危与前程理想，这份厚重的师生之情，真让人为之动容。

杨昌济去世后，第二年，他在信中郑重托付章士钊的“二子”之一的蔡和森回到国内，在上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十年后，因叛徒出卖，蔡和森在香港被捕。1931年8月4日，年仅36岁的蔡和森在广州英勇就义。

蔡和森牺牲后，中国共产党在辗转牺牲的摸索前进中，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在历经近十八年血雨腥风的战斗，最终赢来了民族的独立与解放。

这一年，杨昌济已经离世近三十年了。三十年前，他在湖南这方红色的土地，撒下的革命的种子，早已长成了参天大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