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两弹一星”元勋中唯一改名的科学家，他曾三次与诺贝尔奖擦身而过，他说：“科学无国界 ，但科学家有祖国”、“我愿以身许国！”。他就是我国著名的核物理学家，“中国核弹之父”王淦昌。

王淦昌，1907年出生于江苏常熟，在积贫积弱的年代，他立下了“科学救国”的志愿。他从清华大学毕业后，考取了德国柏林大学的留学生资格，师从一代名师德国实验物理学家迈特纳，成为她唯一的中国学生。

1930年，王淦昌提出了发现中子的思路和方法，二次去找迈特纳准备改进实验方案，但是都被拒绝了。

两年后，英国人查德维克按照王淦昌的思路找到了中子，轰动了世界，并且获得了1935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这是王淦昌第一次与诺贝尔奖失之交臂。迈特纳听说此事之后，特意向王淦昌道歉，王淦昌只是笑着说：“只怪自己不够坚持!”

1934年，王淦昌拿到柏林大学的博士学位之后，当他正准备回国时，他的同学劝他说：“科学无国界，现在的中国很落后，还在战乱之中，你何必回去呢？只有留在这里，你才有发展空间，以及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王淦昌毅然回答道：“科学虽然没有国界，但科学家却是有国界的，身为中国人，我的祖国正在蒙冤受难，我要回去为她服务!”

回国后，王淦昌先后在山东大学、浙江大学物理系教书，他在这一时期为我国培养了大量的物理学家，其中就包括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王淦昌从教之余还是在简陋的环境下坚持科研工作，不能进行实验，他就做理论研究。1942年1月，王淦昌发表的《关于探测中微子的一个建议》提出了验证中微子存在的实验方案，引起了美国物理学家阿伦的注意。

阿伦按照王淦昌的思路去做了实验，论证了他的设想，证实了中微子的存在，这个实验被物理学界命名为：“王淦昌——阿伦实验”。

1953年，美国科学家莱茵丝等人，用强大的核反应堆做实验，终于探测到了中微子，并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而此时，王淦昌已经完成了在朝鲜战场探测美军是否使用原子武器、投掷放射性物质的现场检验工作，第二次与诺贝尔奖失之交臂。

如果说前两次是命运的捉弄，那这第三次绝对是他自己的选择。

1956—1959年，王淦昌在苏联的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工作期间，从4万多张底片中发现了反西格玛超子的例子，这是世界首次发现，后来又领先世首次发现了超子的反粒子。凭借这两项发现，眼看着诺贝奖就要荣归王淦昌时，他却消失了。

1960年，苏联单方面撕毁了技术协议，所有的研究被迫中断。大家都在担心核武器研究是不是就此搁浅，苏联的专家却说：“其实，你们有王淦昌一样可以！”。

一封绝密的电报送到了王淦昌手里，他没有丝毫犹豫就回到了祖国，毅然放弃了所有的成果和荣誉。因为工作需要，“王淦昌”这个名字被尘封了17年，取而代之的是老头子“王京”。

如此一而再再而三地与诺贝奖失之交臂，王淦昌更加明白：没有强大的祖国，就没有科学家们的用武之地，科学家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于是，就有了那句让人至今铭记的金句：“我愿以身许国！”

1961年4月，王淦昌秘密地参加了原子弹的研制工作，3年后，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6年后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之后王淦昌又在技术上全面领导了我国前三次地下核试验，然后开始了激光驱动核聚变的研究，成为世界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理论和研究的创始人之一，也使中国在这一领域的科研工作走在当时世界各国的前列。

此后我国进行了40多次核试验，1978年，王淦昌终于告别了17年隐姓埋名的生活，那一年除夕，邓稼先和王淦昌谈了一夜，邓对王说：“十几年来一直叫你王京，今天改叫你王淦昌吧！”

年过七旬的他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原子能所担任所长，但是为了核事业，王淦昌依旧不分昼夜地辛勤操劳，和多名科学家联名提出了“863计划”的建议。

着手为高能物理发展建立基础设施：101重水研究堆，成了中子散射、冷中子源、强流粒子束研究室……

遗憾的是，1997年夏天，90多岁的王淦昌出门散步的时候却被一辆自行车给撞倒了，造成了腿部骨折。限于当时技术条件，肇事者至今逍遥法外，令人气愤。住院期间，93岁的妻子照顾他时却不幸也摔倒了，不久后便撒手人寰。

这给王淦昌很大的打击，经常念着“我欠月琴的，还不清了”，以至于身体每况愈下，带着对妻儿的愧疚紧随妻子而去。

巨星陨落，为祖国和人民奉献一生的王淦昌，舍小家为大家，最终也未能把欠妻女的恩情给还清。金一南说：“我们被极少数人保护得太好了”，的确！没有这些隐姓埋名的战略科学家，哪里有我们现在的生活！

至于诺贝奖是否获得并不重要，他们在人民心中的丰碑已经铸成金身，远比学界的评价更加重要，“清澈的爱，只为中国”，让我们牢记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