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张发奎便数次向蒋介石提出抗日的请求，奈何始终不被蒋允许。

心灰意冷之余，张发奎于1932年10月赴欧美考察，宣传抗日之余，受到了当地华侨的热烈欢迎，据说在美国时，有一名医生雅伦，手持一家传酒杯向张发奎敬酒，并许诺，如果将来他击败了日本侵略者，就把这一传家宝送给他，张发奎毫不犹豫的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时隔多年后，直至抗战胜利，这名叫雅伦的医生果然信守承诺，把家传酒杯赠给了张发奎。

不过在当时，张发奎正处于失意，过去他一直就以“反蒋”出名，始终被蒋排挤，就连麾下嫡系的第四军也被蒋剥夺，因此从1932年10月赴欧美考察后，张发奎始终在欧美游历。

1933年6月，张发奎因患牙病在英国伦敦一家医院治疗。

也就是很偶然的一天，驻英公使郭泰祺领着一个年轻人来探望他，本来一进门，郭泰祺还想要替张发奎引荐，不料张发奎已经认出了眼前这个人。

“你不用介绍了，我俩早就认识了，当年在河南，就属我们俩打的最凶。”

就在郭泰祺疑惑之际，张发奎与这名年轻人已经畅谈起来。

事实上，来人不是别人，正是因热河失守，迫于无奈宣布下野的张学良。

张发奎在见到张学良时，口中所提的“在河南相遇”，指的是1926年北伐战争第二阶段（二期北伐）。

之所以要强调这个第二阶段，主要是因为当时的历史背景。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屠杀共产党人与革命群众，在中国近代史上，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在当时许多人都面临很重要的选择。

与此同时，在武汉的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政府，也陷入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选择时期。

要么挥师北上，继续实行北伐，推翻以张作霖为首的北洋政府的统治，要么东征，趁蒋介石立足未稳之际，先一步击溃他的军事力量，在集合力量，进行新的北伐。

出乎意料的是，尽管汪精卫政府已经流露出反动的面目，但在极度危险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人却提出要先进行北伐，然后再东征讨蒋。

这一决定，使得当时不少国民党左派将领诧异。

张发奎显然就是诧异的那群人中的一个，要知道当时国民党内部派系可以说是泾渭分明，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屠杀中国共产党人与革命群众，可中国共产党人却肯先搁置仇恨。

隶属于张发奎的第四军（1927年1月张发奎升任第四军军长）中，有不少中共党员，如叶挺、恽代英等人，他们从实际出发，都主张进行二期北伐。

事实上，当时共产党人内部，也对继续北伐还是东征讨蒋有争论，以周恩来、赵世炎、罗亦农为主的共产党人主要观点仍然是先东征讨蒋，不过在共产国际指示下，这一观点并未得到支持。

当时，河南军阀靳云鹗归顺武汉，等于说替北伐军打通了进军河南的通道，而冯玉祥率领的国民军也将进军潼关。如果说两路大军会师河南，兵锋将直指奉系统治的直隶地区（1928年以后大部分归河北省）。

在这样一种情形下，原本主张东征讨蒋的唐生智、张发奎也做了妥协，同意二期北伐。

“只要北伐能够获得成功，回头再收拾蒋介石不难。”

1927年4月下旬，武汉国民政府誓师出征，唐生智任第一集团军兼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任任第一纵队司令，冯玉祥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

值得一提的是，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后，也于同年5月1日发起三期北伐由镇江攻扬

州，直趋淮海。这一路出发的部队打至鲁南后，因宁汉对立，所以为了应对汪精卫武汉政府的东征，没再前进一步，而是固守长江一线。

北伐军总指挥唐生智率部沿平汉路北上，一路连战连捷，兵锋直指豫南。一败再败的奉军先后从漯河及逍遥镇两个方向退到临颍。

严格意义上讲，奉军的战斗力并不弱，甚至比北伐军要强。

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在东北经营多年，拥有较为完备的军事工业，不仅仅是在当时国内位列第一，甚至就连日本人也侧目，称东三省兵工厂为“东方第一”。

从1926年北伐军誓师出征后，陆续击垮孙传芳、吴佩孚后，远在北京的张作霖就已经察觉不对劲儿。

1927年1月26日，张作霖召开奉鲁军高级将领会议，决定以“支援吴佩孚、征讨北伐军”为名，发兵十万进击河南。

吴佩孚当时已经被北伐军揍的找不到北，也知道张作霖是计划“假途灭虢”，但吴佩孚当时身边已经几乎没有人可用，所以只好默许之前就秘投国民政府而公开反对自己的靳云鹗组建“河南国民军”。

不过，尽管吴佩孚苦心孤诣支撑残局，却也再无余力支撑。

当时，武汉国民政府二期北伐，靳云鹗组建“河南国民军”虽然声势浩大，却也只是苟延残喘，唱主角的始终是北伐军以及奉军。

吴佩孚在国民军和北伐军的夹击下彻底失败，率残部逃往四川托庇于杨森。

至5月27日，奉军退至临颍后开始固守，张作霖也源源不断的从后方调集重兵，当时在临颍一线的奉军，有荣臻第十七军、汲金纯第十五军、李镇亚第十九军以及第八军万福麟一部、赵恩臻十一军余部，以及从郑州来援的第十军王树常部，外加两个炮兵团，另外还有从法国购买的“雷诺”坦克助阵。

熟悉奉军编制的应该都清楚，以上各军基本上都是属于张学良的第三，韩麟春第四军团（即第三方面军军团、第四方面军军团）。

奉军1925年5月整编过一次，形成了辖20个师另7个旅、2个骑兵旅、2个炮兵旅及工兵、辎重兵各1个团。后来又在当年10月编组为六个军团，按照军团、军、旅编制。

不过当年年底奉军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郭松龄反奉。

郭松龄当时任第三军团副军团长，他反奉几乎带走了三军团的大多数，差不多有7个师六万多人。郭松龄反奉虽然消耗了奉军绝大部分的军事力量，但奉军老底子仍然未损。

张学良平定郭松龄反奉后，奉军仍然按照之前的计划进行改编，至安国军时期，逐步编制成七个方面军军团，除了第一、第二方面军军团（分别隶属于孙传芳，张宗昌）外，都是奉军嫡系，这其中尤以张学良第三方面军军团实力最为强劲。

不仅如此，在临颍战役前，张学良更是亲自赴一线，并处决了作战不利的旅长陈琛及其属下团长甘宗逊，以激励部下士气。

本来张发奎的第一纵队（即第四军、第十一军、贺龙独立第十五师）是要攻开封的，但唐生智作为北伐军总指挥，见奉军势大，所以急调张发奎来助阵。

所以后来临颍战役，基本上是张发奎的部队唱主角。

在之前北伐中，张发奎几乎是连战连捷，麾下第四军又号称铁军，是以在当时北伐军诸部中，恐怕也只有第四军有这个实力（唐生智未必没有保存实力的想法，这里权做记录，以后有资料证实再做补充）。

1927年5月27日，北伐战争中最残酷的临颍战役拉开了序幕。

根据战前布置安排，刘兴第36军以及贺龙独立第十五师，主攻城南小商桥北的邢庄和夹壕王之间。第四军副军长黄琪翔亲自指挥第12师攻城东，张发奎亲率第十一军26师为总预备队。

从张发奎布置上不难看出，他其实是有些轻敌的。

果然战斗一开始，北伐军便遭到了重大阻碍，因为北伐军本身是南方人比较多，习惯于山地作战，在平原上作战尚属于首次，结果被本就占有火力优势的奉军炮击，出现重大伤亡。

张发奎、黄琪翔作为指挥亲临一线督战，也未能奏效，吴奇伟作为一线指挥官竟然被炸伤抬下战场。

打到最后，张发奎不得不投入预备队26师作战。

至5月28日中午，张发奎紧急抽调鄢陵方向的蔡廷锴的第十军投入作战。

根据张发奎指示，时任26师77团团长兼党代表的蒋先云（共产党人）派人去侦查奉军炮兵阵地，终于发现了辛庄敌炮阵地，于是自告奋勇率领部队抄后袭击。

至5月29日拂晓，蒋先云率部抵达辛庄后，对奉军炮兵阵地展开猛攻，当时奉军火力强劲，蒋先云部被压的抬不起头，但那时蒋先云已经抱定了必死之志，率部连续三次猛冲，直至伤重牺牲，牺牲时只有25岁。

时隔多年后，张发奎回忆起蒋先云来，仍然忍不住感慨：

“这个年仅25岁的年轻人即便是躺在担架上，还强烈要求要到第一线去，但因为伤势过重，他只是挥舞着双臂，却发不出一点声音。”

总而言之，与奉军这一战，也让张发奎认识到了自身火力上的不足。

整个临颍战役，持续时间只有两三天，当时北伐军并不是孤军奋战，还有冯玉祥兵进潼关配合，所以奉军的溃败，是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的。

本来打到5月28日下午，北伐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就已经主张撤退，但张发奎要求在坚持一下，晚上趁敌不备打一个反冲锋，但奉军当时已经准备好了要撤退。毕竟当时冯玉祥已经打到了巩县，如果奉军不撤退，就要面临两路夹攻。

北伐军拼尽全力打进临颍，牺牲了蒋先云在内的三四千余将士，不可谓不壮烈。

当然，此战也让强横的奉军从此失去了争夺天下的资本，也让张学良记忆深刻。

时隔多年，张学良、张发奎两个对手在英国重逢，那时两人已经是同一阵营。

张学良谈起临颍战斗，忍不住感慨：

“我打仗从来没有碰上过这样厉害的部队。”

不过很明显，张学良并没有注意到他这句话有什么问题。

当时，张发奎部队中共产党员占了绝大多数，对二期北伐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然而北伐军回去以后不久，汪精卫在武汉发起“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也举起了屠刀大肆杀害共产党人。

尽管张发奎没有把事情做绝，但也驱逐出了部队中的共产党人，从此以后，名震天下的第四军一蹶不振，在蒋介石的分化打击下逐渐销声匿迹。

张学良1934年回国后，就任豫鄂皖三省剿总副司令，发动对红军作战，他发现东北军虽然装备精良，但面对弱小的红军却始终屡战屡败，甚至比当年临颍战斗还不如。

直至后来在陕北，张学良见到周恩来，才明白这一切原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