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1021年12月19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号半山，江西临川人。说起王安石肯定会想到他的这些名号：北宋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改革家、文学家，著作有《临川先生文集》。

“春风又绿江南岸”这样春机盎然的诗句就出自王安石《泊船瓜洲》第三句，最初写的是“春风又到江南岸”，王安石总觉得“到”字无法表达出春回大地的意境，又改为“过”字、“入”字，还嫌不好。经过十多次的反复推敲修改，最后确定为“绿”字，一下子就把春回江南的意境表达出来了，这种千锤百炼的写作的风格在他的文章中也处处体现。

王安石的诗好，散文也很独特。他的散文论点鲜明，逻辑严密，有很强的说服力。因为散文的艺术成就而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

他的短文简洁峻切，短小精悍，如《伤仲永》、《答司马谏议书》、《读<孟尝君传>》等，往往一笔切中要害，让人无反驳的余地。即使在他的游记中也有浓重的议论成分，脍炙人口的《游褒禅山记》就属于此类。

王安石的文章大多是政论文，不平凡的人生经历注定了他的文章处处透露出“务为有补于世”的主张。

俗话说“成大事者不拘小节”，这一句用在王安石身上在恰当不过。虽然王安石在文坛上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诗坛上自成一家，世称“王荆公体”；政坛上官至宰相，力主变法，挽救北宋于积贫积弱……

王安石

但日常生活中的王安石，说他不拘小节，简直太含蓄了。史载王安石“性不好华腴，自奉至俭，或衣垢不浣，面垢不洗，世多称其贤”。什么惊才艳艳的北宋才子？什么威风八面的宰相大人？不存在的，不修边幅的才子，蓬头垢面的宰相，倒是有一位。

王安石年轻的时候，在时任扬州知府的韩琦手下做幕僚。“韩魏公自枢密副使以资政殿学士知扬州，王荆公初及第为佥判，每读书至达旦，略假寐，日已高，急生府，多不及盥漱。魏公见荆公少年，疑夜饮放逸。一日从容谓荆公曰：‘君少年，无废书，不可自弃。’荆公不答，退而言曰：‘韩公非知我者。’魏公后知荆公之贤。”

王安石不仅年少时就这么不修边幅，后来官至宰相，也仍对外在形象混不在意，可谓历史上有名的“邋遢宰相”。苏洵曾在《辨奸论》里刻画王安石，“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

虽然苏洵这样评价王安石，不乏政敌之间的刻意攻讦，但他对日常生活中的王安石形象刻画得还是入木三分——王安石的确经常不洗脸，不换衣服，对食物的要求也基本停留在能吃就行的标准。

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载，“王荆公病喘，药用紫团山人参，不可得。时薛师政自河东还，适有之，赠公数两，不受。人有劝公曰：‘公之疾非此药不可治，疾可忧，药不足辞。’公曰：‘平生无紫团参，亦活到今日。’竟不受。公面黧黑，门人忧之，以问医。医曰：‘此垢汗，非疾也。’进澡豆令公颒面。公曰：‘天生黑于予，澡豆其如予何！’”

王安石

宋代笔记小说《遁斋闲览》谐谑篇以及《山中一夕话》、《雪涛谐史》等书中都提到了一件类似的事，那就是王安石——招虱子。“荆公、禹玉，熙宁中同在相府。一日，同侍朝忽有虱自荆公襦领而上，直缘其须。上顾之笑，公不自知也。朝退，禹玉指以告公，公命从者去之。禹玉曰：‘未可轻去，辄献一言以颂虱之功。’公曰：‘如何？’禹玉笑而应曰：‘屡游相须，曾经御览。’荆公亦为之解颐。”

叶梦得在《石林燕语》中记载：“王荆公性不善缘饰，经岁不洗沐，衣服虽敝，亦不浣濯。与吴冲卿同为群牧判官，时韩持国在馆中，三数人尤厚善，无日不过从，因相约，每一两月即相率洗沐定力院，家各更出新衣为荆公番，号拆洗王介甫云。王介甫云出浴见新衣辄服之，亦不问所从来也。”《古今谭概》里写到了王安石最亲近的人——王夫人：“荆公夫人吴，性好洁，与公不合。公自江宁乞归，私第有一官藤床，吴假用未还，官吏来索，左右莫敢言。公而登床，偃仰良久，吴望见，即命送还。又尝为长女制衣赠甥，裂绮将成，忽有猫卧其旁。夫人将衣置浴室下，任其腐败，终不与人。荆公终日不梳洗，虮虱，当是月老错配。”

王安石生于天禧五年十一月十三日（1021年12月19日），他的父亲在南北各地做过几任州县官，小时候跟随父亲去过很多地方。王安石少年时期就爱读书学习，记忆力特别好，写作更是精彩，显示出了很高的文学才华。“父益，都官员外郎。安石少好读书，一过目终身不忘。其属文动笔如飞，初若不经意，既成，见者皆服其精妙。”

王安石跟随父亲历经南北的经历，让他亲眼目睹了“民劳财匮”的民生和社会现状，也对民间疾苦有了更深的体会。这样的经历对他后来大力推行改革埋下了种子。

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二十二岁的王安石考取了进士，到淮南出任判官。

任满后，王安石放弃了京试入馆阁的升迁机会，调为鄞县知县。王安石在任四年，兴修水利、扩办学校，发展生产，他在基层做了很多务实为民的工作。鄞县任职之后，王安石又辗转到舒州、常州任职，他在基层任职长达十七年之久。

王安石

期间王安石体察民情，对宋朝开国以来积贫积弱的现状进行深刻分析。

宋仁宗嘉祐四年（1059年），王安石在江南东路提点刑狱的任上被召回京述职，给宋仁宗上了一份《言事书》。这篇文章是一篇政论文，文章有九千多字，也称“万言书”，内容是在地方任职期间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以及关于朝政的深思熟虑的意见看法，还有王安石的施政纲领。宋仁宗没有采纳王安石的建议，但这篇《言事书》在朝廷大臣中间引起了很大的轰动，这为十年之后的变法做一定程度的舆论准备。《宋史》记载：“移提点江东刑狱，入为度支判官。是嘉祐三年也。按时议论高奇能以辨博济其说。果于自用，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于是上万言书”，“后安石当国，其所措注，大抵皆祖其书。”

嘉祐八年（1063年）宋仁宗驾崩，宋英宗继位。治平四年（1067年），宋英宗驾崩。同年王安石的母亲病逝，王安石回家服孝，并继续在地方任职。宋英宗在位的四年里，王安石在舒州任职，朝廷多次征召王安石赴京任职，王安石拒绝了这些升迁的机会。

王安石认为自己的施政纲领得不到朝廷的支持，赴京任职不会有大作为，在基层任职可以施展自己的才学抱负，做自己力所能及的实事。

治平四年（1067年），宋神宗赵顼即位。赵顼在儿时就久慕王安石之名，而且对百姓疾苦非常同情。宋神宗继位之初，锐意进取、励精图治，想通过一番作为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的局面：“其即位也，小心谦抑，敬畏辅相，求直言，察民隐，恤孤独，养耆老，振匮乏。不治宫室，不事游幸，历精图治，将大有为。”

君臣想法不谋而合，神宗即位后立即起用王安石为江宁知府，马上又诏王安石为翰林学士兼侍讲。从此，君臣促膝长谈，商讨国家大事，王安石深得神宗器重。

赵仲针

熙宁元年（1068年）四月，宋神宗为摆脱宋王朝所面临的内忧外患，又召见王安石。王安石提出“治国之道，首先要确定革新方法”，宋神宗认同王安石的相关主张，要求其竭尽全力完成这一任务。

王安石随后上《本朝百年无事札子》，文中详细阐释了宋朝自开国以来一百余年间太平无事的情况与原因，文章针砭时弊，指出当时危机四伏的各种社会问题，认为“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

王安石的《本朝百年无事札子》一文，无疑给宋神宗打了一剂强心针，让宋神宗更加坚定了改革的决心。

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并设立变法机构“制置三司条理司”，专门用来颁布新法。制置三司条理司的设立宣示着变法正式拉开了帷幕。

一系列旨在富国强兵的条例法规立即颁布，这场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以“理财”和“整军”为中心。

“理财”方面的有青苗法、市易发、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整军”也就是强兵，这方面的法规有置将法、保甲法、保马法。

王安石

王安石任命了许多支持他的人参与到变法的行动中去。于是设制置三司条例司，命与知枢密院事陈升之同领之。安石令其党吕惠卿任其事。而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诸役相继并兴，号为新法，遣提举官四十余辈，颁行分下。

王安石的变法主张得到了神宗皇帝的大力支持，变法一开始，反对的声音很大，尤其是遇到了守旧派的强烈反对和抵触。在这种情况下，王安石与反对变法的人展开激烈的辩论。

不管是面对面的激烈辩论，亦或是书信方式的辩论，王安石都将变法的思想、宗旨和目的表达得非常清楚。

王安石在与反对变法的人进行斗争的过程中，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作为武器，有力地回击了反对的声音。

赵仲针

变法伊始，神宗是王安石最大的支持者。以言论侮辱王安石或者进行人身攻击的人，也被神宗罢免或贬谪，“右谏议大夫、御史中丞吕诲以论王安石，罢知邓州。”这是对变法顺利推行的大力支持。

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变法如火如荼地全面展开。这一年二月，河北安抚使韩琦请罢青苗法。三月，大臣孙觉、吕公著、张戬、程颐、李常等强烈反对新法。王安石与反对变法的人交锋也越来越激烈。

司马光是强烈反对变法的人，也是反对变法的领军人物。他们在变法问题上的辩论也日趋白热化。司马光认为没有必要实行新法，遵循旧法、开源节流就行了。王安石的变法思想与司马光截然相反，王安石的变法思想是“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事，用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

为此司马光曾三次写信给王安石，列举了变法的弊端，强烈要求王安石遵循旧制，废弃新法，并对变法加以攻击。

在这种情况下，王安石以回信的方式向司马光详细阐述了变法的宗旨和决心，这份书信就是《答司马谏议书》：“今君实所以见教者，以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谤也。某则以谓：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辟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至于怨诽之多，则固前知其如此也。”

王安石

在信中，王安石言辞犀利、针锋相对地驳斥了司马光对变法的污蔑和人身攻击，尤其对司马光所说的“侵官、生事、征利、拒谏、怨谤”五个罪名逐一作了反驳。并措辞强硬地批评了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反对变法的人因循守旧，固步自封，同时也表明变法的决心。

王安石和司马光围绕变法展开了激烈的交锋，司马光收到回信后，立即给宋神宗上书《弹奏王安石表》，一来弹劾王安石，二来反对变法。

在《弹奏王安石表》中司马光说到：“晨之与安石，犹冰炭不可共器，若寒暑不可同时。”由此可见这次变法的反对声音是由多么强烈，阻力是多么大。

王安石为此专门写了一篇文章，用以表明变法的目的，这篇文章就是《答曾公立书》，也是一份书信。信中王安石从正面详细阐明了青苗法对政府财政来源的重要性、必要性，也是对青苗法的有力宣传：“然二分不及一分，一分不及不利而贷之，贷之不若与之。然不与之而必至于二分者，何也？为其来日之不可继也。不可继则是惠而不知为政，非惠而不费之道也，故必贷。”

青苗法的初衷是非常好的。农民在春季青黄不接的时候，向富人借钱借粮，并支付一定的利息，秋季庄稼丰收之后，就还回去。

青苗法是要把农民向富人借钱借粮改为农民向官府借钱借粮，而且收取的利息低很多，遇到收成不好的年景，利息可以推到下一年。这样既可以减轻农民的负担又可以增加政府的收入。

关于“理财”，也就是如何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王安石是有着非常清晰的思路的。在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年），他在文章《度支副使厅壁题名记》中就提出了“理财”和“用人”对国家的重要性：“夫合天下之众者财，理天下之财者法，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吏不良，则有法而莫守；法不善，则有财而莫理。有财而莫理，则阡陌闾巷之贱人，皆能私取予之势，擅万物之利，以与人主争黔首，而放其无穷之欲，非必贵强桀大而后能。”

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是变法极其重要的一年。王安石对科举制度进行了大刀阔斧式的改革，废除了以诗赋词章取士的旧制，代之以《春秋》、三传明经取士。

王安石

王安石主张文章要“适用”，“务为有补于世”，也就是文章要为社会服务，要有实用性。

王安石的这些思想其实在宋仁宗嘉祐四年（1059年）就已经形成，文章《兴贤》说的就是选取人才的重要性，而在文章《取才》中这种观点就更加明显。文中提出文章要“适用”和科举制度改革的主张，而且认为录取人才不应有年龄的限制：“故学者不习无用之言，则业专而修矣；一心治道，则习贯而入矣。若此之类，施之朝廷，用之牧民，何向而不利哉？其他限年之议，亦无取矣。”

王安石的一系列变法始终是围绕着“富国”、“强兵”、“取才”的最终目的而展开的，在熙宁五年（1072年）、熙宁六年（1073年），虽然反对变法的声浪依旧很高，阻力依旧很大，但是变法持续进行着。

熙宁七年（1074年），变法遭遇了重大的挫折。这一年春天天气大旱，农民颗粒无收，饥民流离失所，这时监安上门郑侠绘制了一幅《流民图》上呈给宋神宗。图中描绘了百姓流离失所的惨状，郑侠借机论述新法的诸多错误和过失。宋神宗也对变法产生了动摇，反对变法的人也力谏罢免王安石。

四月，“慈圣、宣仁二太后流涕谓帝曰：‘安石乱天下。’帝亦疑之，遂罢为观文殿大学士、知江宁府，自礼部侍郎超九转为吏部尚书。”

王安石回到了江宁府，但是变法并没有停止，王安石的继任者韩绛和吕惠卿继续执行变法。

王安石

吕惠卿是王安石的得力助手，变法的坚定支持者，可他却是一个忘恩无义之人。王安石罢相后，吕惠卿独揽朝政，为防止王安石再度回朝，借机陷害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企图彻底倾覆王安石。韩绛得知吕惠卿的险恶用心之后，将此事秘密汇报给宋神宗，宋神宗则立即召回王安石，继续让王安石主持朝政。“惠卿既叛安石，凡可以害王氏者无不为。韩绛为相不能制，请复用安石。”

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年）二月，王安石再度拜相，继续推行变法，但是这一次的变法更是举步维艰。

一是支持变法的人越来越少，连宋神宗也产生了摇摆不定的态度；二是变法中出现了急功近利的现象，一些新的法规没有得到有力地执行和贯彻，反而出现了负面的效果；三是守旧派强烈的阻挠和反对。

熙宁九年（1076年）变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加之爱子王雱病逝，王安石便辞去了宰相职务，退居金陵，不在过问朝政。

元丰八年（1085年），变法最大的支持者宋神宗驾崩，新法被宋哲宗全面废除，也宣告着持续了十五年的变法失败了。

在此后的十年里，王安石一心著书立说、潜心学问，直到元祐元年（1086年）四月病逝，享年六十六岁。

司马光

人们总是拿司马光和苏轼对王安石的批判去抹黑王安石，其实这是对这三人最大的侮辱。三人政见虽然不同，但是互相之间也只是在公事上有分歧，私交并不差。王安石去世后，“上又曰：‘王安石何如？’光曰：‘人言安石奸邪，则毁之太过；但不晓事，又执拗耳。’”这就是著名的“司马牛”对王安石这个“拗相公”的评价。苏轼在代表宋哲宗给王安石的制词《王安石赠太傅》中说：“朕式观古初，灼见天命。将有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异人。使其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用能于期岁之间，靡然变天下之俗。具官王安石，少学孔孟，晚师瞿聃。罔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秕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属熙宁之有为，冠群贤而首用。信任之笃，古今所无。方需功业之成，遽起山林之兴。浮云何有，脱屣如遗。屡争席于渔樵，不乱群于麋鹿。进退之美，雍容可观。朕方临御之初，哀疚罔极。乃眷三朝之老，邈在大江之南。究观规摹，想见风采。岂谓告终之问，在予谅暗之中。胡不百年，为之一涕。於戏！死生用舍之际，孰能违天？赠赙哀荣之文，岂不在我！宠以师臣之位，蔚为儒者之光。庶几有知，服我休命。”虽然有一些不可避免的溢美之辞，但也可看出苏轼并非绝对反对王安石的。三人之间是真正的君子之交。

《宋史》中有一段记载王安石的话语：“安石性强忮，遇事无可否，自信所见，执意不回。”王安石的性格铸就了他的行事风格，变法中他固执己见。对于反对变法的人，他是不能包容的，也是毫不容情的。

或许是王安石的思想太超前，同时代的人不能理解变法的真正内涵。这种对王安石变法的否定一直延续到清朝，连同样是“戊戌变法”支持者的清德宗在《宋神宗》诗中也是否定的：“神宗本是英明主，安石原非侧媚臣。可惜有才偏执拗，终教新法病斯民。”也真是“一心要江山图治垂青史，也难说身后骂名滚滚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