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天启年间，西洋人艾儒略著书《西学凡》，详细阐述了其国建学育才之法。书中将学问分为六科，即文科勒铎理加、理科斐录所费哑、医科默弟济纳、法科勒斯义、教科加诺搦斯以及道科陡禄日亚。每一科的教学都有其特定的次序与重点，总体上从文入理，以理为纲。

在纪晓岚看来，这西洋之学与中国儒学在某些方面颇为相似。例如，文科如同中国之小学，注重基础知识的培养；而理科则相当于中国之大学，深入探讨学术之奥秘。医科、法科、教科皆是各自领域的专门学问，与中国的医学、法学、教育学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然而，尽管西洋学与中国儒学在某些方面相似，但在纪晓岚眼中，两者终究有着本质的区别。他认为，西洋学所研究的“物”多是琐碎之事，所追求的“理”也显得支离破碎、荒诞不经，难以深究。这种差异使得西洋学在纪晓岚眼中成为了一种“异学”。

纪晓岚对于西洋学的看法，既体现了其对于传统文化的坚守与自信，也反映了他对于外来文化的审慎与客观。他并未盲目排斥西洋学，而是从自身的学术背景出发，对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比较。这种理性的态度，对于我们在当今时代面对多元文化的冲击时，同样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