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远征军先后两次入缅作战，第一次是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十万国军精锐跨出国门与英国军队联合作战，大败；第二次是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滇西反攻作战（缅北反攻1943年提前开始），大胜。因为第二次入缅是一路高歌的进攻战役，阻击战只能发生在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两场极为重要的阻击日寇战斗，分别是：戴安澜孤军死守同古城、宋希濂千里驰援惠通桥。

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的指挥序列非常复杂，军委会参谋团林蔚、中缅战区司令史迪威都可以指挥远征军，而在远征军总指挥罗卓英尚未到职时，由副总指挥杜聿明代行职权，他又直接对蒋介石汇报工作，造成令出多门。杜聿明指挥第五军（杜兼）、第六军（甘丽初）、第六十六军（张轸）十万大军踏出国门时，驻缅英军主力第17师在仰光以南被歼，英军已放弃缅甸首都狼狈撤退。

为掩护远征军主力到达和展开，第五军之机械化第200师一马当先，由戴安澜少将率领于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3月7日抵达缅甸中部重镇同古，随即与日军第55师团先头部队遭遇，“同古阻击战”打响。由于英军一味撤退，而中国远征军主力需要步行到达，第200师万余人马即成孤军奋战，从3月19日起独自抗击日军柳田晃中将第55师团主力的进攻，重挫日寇。3月28日，日军增援部队渡边正夫中将第56师团到达战场，第200师再与近5万日军血战三天后，在新22师邱清泉的接应下于5月30日突出重围后撤。同古保卫战历时十二天，第200师毙伤日军近5000人，海鸥将军扬名域外。

史迪威协调中英联军先后策划了曼德勒会战和密支那会战，而英国军队嘴上答应，却一心撤往印度，使两次战役组织全部流产。当英军全部撤离后，实际上形成了中国远征军单挑日军第十五军的局面，日寇四个师团（18、33、55、56）也是十万人，但是彻底掌握着制空权，考虑到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中日军队素质的差距，中国远征军只能撤退回国。

结果日军奇袭腊戍和密支那，切断了远征军向东、向东北回到滇西的两条道路，关键时刻，手中掌握四个主力师和军直属部队约6万人的杜聿明没了一战的勇气，下令部队放弃重装备钻进野人山，这是他军事生涯的一大败笔，彼时密支那日军只有两个联队5000余人，他本可以一鼓作气冲过去。

中国远征军一部（新38师）撤往印度，主力陷进了芒芒野人山，从缅东到滇西的诺大地区几乎是一片空白，日军随即挥师扑向云南边境，一旦滇西沦陷，昆明必将不保，大西南则危在旦夕。而重庆军委会能够调动的兵力却少的可怜，随着远征军失败，整个云南只有关麟征第9集团军和宋希濂第11集团军，关麟征所部驻防滇南与越南日军对峙，根本不敢擅离；第11集团军虽下辖两个军，第六十六军编入远征军已经在缅甸被打垮，第七十一军主力还在四川，驻防昆明的仅有一个预备第2师。

惠通桥

千钧一发之际，宋希濂的老部队第七十一军第36师进入云南，蒋介石亲自下令调动昆明地区所有能征集到的共计500辆汽车，运送第36师千里驰援怒江东岸。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5月5日，日军便衣队出现在怒江唯一的桥梁“惠通桥”西面桥头，中国守军及时炸毁桥梁。日军随即组织武装强渡，约一个大队的兵力过江建立桥头堡，形势万分危急，值第36师师长李志鹏率部赶到，冒着对岸敌人炮火投入战斗，压缩日军到江边。5月7日，宋希濂将军赶到保山成立指挥部，次日组织全师发起总攻，激战二日，除少量日军逃回对岸外，大部被消灭在怒江东岸，危机稍缓。

惠通桥战役虽然规模不大，但宋希濂能以不足一师兵力，阻止了乘胜追击的日军锋芒，挽狂澜于既倒，意义却非常重大。数日后，第七十一军主力到达沿江布防，日军再不能越过怒江一步，双方自此对峙长达两年之久。期间由新38师和新22师组成“X部队”在印度受训，怒江东岸的“Y部队”逐渐加强到近20万大军，经过整训并大部换装美械。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5月11日，驻云南的“Y部队”在卫立煌统一指挥下，分七处强渡怒江成功，亮出了第二次入缅作战的复仇之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