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平元年（190年），天下大乱。董卓挟帝以令诸侯，其专权暴政，横行朝野。各地诸侯纷纷挥兵而起，汇成一股洪流以抗董卓。

在这历史巨浪中，荆州刺史王叡，命丧江东孙坚之手，悲剧落幕，标志着荆州这片重要的土地进入了新的争夺篇章。

董卓在此关键时刻，绝不能放任不管，故决定派遣一位得力干将前去平定，他的选择落在了刘表身上……

刘表，字景升，出身山阳高平，早年便受到大将军何进的赏识，从“掾属”一职起家，步步高升。正是他在朝中的清名和才智，让他在乱世中得到了董卓的信任。

对于刘表的此次征程，《三国志》裴松之注引司马彪《战略》竟如此描述——“单马入宜城”。

言下之意，刘表仅凭一人一骑，未带任何随从，便单枪匹马入了荆州。

刘表并非前去送死，他深知，仅凭自己“刘氏”皇亲国戚的身份以及那一纸任命书，便足以得到荆州大家族的帮助。

果不其然，刘表与蒯良、蒯越及蔡瑁等人合作，设宴诱杀了五十五个宗贼首领，一举稳定了荆州局势。

平定荆州之乱后，刘表着手营造一个崭新的文化绿洲。他设立太学府，用以收留中原颠沛的士民。

一时之间，荆州成为了思想和学术交流的中心，吸引了一大批才华横溢之辈，他们中，有的是为找寻一个能够安心钻研学术的环境，有的则是一心建功立业的有志之士。

这其中，便有“卧龙”与“凤雏”，而正是这些人才的存在与努力，使得荆州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成为了一个异常珍贵且文化繁荣的安宁之地。

然而，荆州的状况，随着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刘表的病逝再次发生转变。

刘表去世后，其子刘琮继位，在曹操南征荆州期间，刘琮竟吓得很快向曹操投降，使得荆州落入曹魏之手。这标志着刘表家族对荆州近二十年的统治正式结束。

而此时，一场“人才争夺战”也在悄无声息地拉开帷幕。

早在7年前，即建安六年（201年），刘备便投靠于刘表麾下。据《魏书》记载，刘表在病危之际，曾一度想将荆州托付给刘备，但后者并没有立即接受。

刘备的心中充满了矛盾与挣扎，他不愿意在刘表生命的最后时刻，做出任何可能被视为趁虚而入的行为。

曹操得荆州后，刘备只能西逃，而至于荆州的那些有志、有才之士，有的投降曹操，有的则流向了其他势力……

刘表手下，曾有三位后来鼎鼎有名的大将——文聘、魏延和甘宁。当时，三人各自选择了不同的归属。

魏延投奔刘备，成为后来蜀汉的重要将领；文聘投靠曹操，镇守江夏；甘宁前往江东，守卫东吴。

这些军事动向，直接影响了三国时期后来的势力对峙。

文聘出身荆州北部的南阳郡，不过他的家世背景在史料中并未找到记载。

当时，荆州最大的望族，乃是南郡的蒯越、蔡瑁，文聘自然无法与之相提并论。

尽管如此，文聘还是凭借着自己在地方上的小有名气，让刘表这位荆州牧投以关注的目光。他看中了文聘的潜质，给予他兵马，试图将他培养成为将帅之才。

对文聘而言，刘表不仅是他的领主，更是他的恩人。文聘对刘表的忠诚，源于对恩人的感激之情，这份忠诚高于一般的从属关系。

刘表的荆州，虽然名义上统一，但实际上，他的军事力量相当有限。刘表依赖的是两大支柱——镇守江夏的黄祖和守护南阳的文聘。

黄祖在东面抵御江东孙策的进攻，文聘则在北方阻挡曹操南下。

在刘表之子刘琮投降曹操之后，刘琮曾叫文聘一块去归降，文聘说道：“我不能保全荆州，只应当在这里等待治罪就行了。”

后来，直到曹操亲自南下，渡过汉水，文聘才来拜见曹操。

曹操问文聘：“为何来迟？”

文聘流着泪回答：“刘荆州（刘表）虽然过世，但我原本是希望固守汉水以守护荆州，这样我活着对得起孤儿幼主（指刘琮），死了也不会愧对地下旧主（指刘表）。然而我的计划未能如愿，才到了今天这个地步。我的内心实在悲痛惭愧，没有脸面来见您啊！”

文聘这番话，一方面表达了他对刘表的感念，另一方面，也表明了自己对于投降的反对。

但我们知道，曹操向来最敬佩忠义之士，他看到文聘哽咽流泪，自己也被打动，于是决定厚礼款待文聘，并授予其军队，让他去追击刘备。

就这样，文聘来到曹操阵中，开始了第二段军旅生涯。

对于文聘的征战记录，《三国志.文聘传》记载很少，可浓缩为三个关键事件。

第一件就是刚刚提到的当阳长阪追击刘备。

这是文聘第一次出战，也可能是曹操对他的审视。

在这次行动中，虽然文聘没有展现出过人的武勇，但他的选择却向曹操明确表明了他的立场——他并无投向刘备之意。要知道，当时，随刘备而逃的荆州人士可不在少数。

因此，曹操决定将江夏太守的重任交予文聘，将边防的安全托付于他。

后来，随着赤壁之战的爆发，江夏成为了三国争霸的前线。江夏不仅是曹操与孙权势力的分界线，刘备通过刘琦也在这里拥有了自己的水军力量，这使得文聘的角色变得尤为关键。

在三国交错的势力范围内，文聘的军事才能与政治智慧被置于前所未有的考验之中。

文聘的第二笔战绩，则是在对抗关羽这一篇章上。

赤壁之战后，三国间的战火未曾平息，江陵成为了新的争夺焦点。在这一背景下，刘备命关羽“绝北道”，以牵制魏军，保护汉水至长江一线的战略要地。

文聘，作为江夏的重要将领，面临着关羽的挑战。在汉水一带，他与乐进联手，首次击退了关羽，并在随后的战斗中，又与满宠、徐晃共同击退关羽，烧毁其舟船。

关羽，作为刘备的重要将领，其军事才能与勇猛闻名遐迩，因此文聘能够两度击退关羽，无疑是不小的成就。

尤其是在北方将领普遍不擅水战的情况下，文聘能够二度击败关羽，足以说明其水战能力可能是关键因素。

文聘第三件战功，同时也是最后一件，则是有意思的“文睡觉”事件。

故事发生在江陵之战，此时曹魏已来到曹丕时代。

当时，魏国出动三路大军，一路攻打濡须口，一路由曹休和张辽坐镇，还有一路军队，由曹真、张郃、徐晃等人围攻江陵，文聘也在这个军团之中。

而此时的文聘，已然是独当一面的大将。他率军驻守于汉水入长江的夏口，在对抗东吴的一系列战役中立下了赫赫战功。

其中一场尤为显赫，当孙权亲率十万大军包围夏口时，文聘以少对多，展现了其非凡的坚守力。经过二十天的攻防战，孙权的军队最终无功而返。

在吴军撤退之际，文聘并不满足于防守成功，他果断追击，给予敌军沉重打击。

《魏略》对夏口之战的描述更为有趣：

在孙权大军压境之时，文聘军队的情形可以说是相当危急，他们无据点可守，又突逢大雨。

无奈之下，文聘只好冒险一搏，他让部下如往日一般在城中防卫，自己则呼呼大睡了起来——文聘赌的正是孙权的这颗疑心。

果不其然，孙权派人打探后，认为其中必定有诈，或是很快将有曹魏援军赶至，因为他知道曹操之所以会把江夏这么重要的地方交给文聘，除了能力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那一定是忠诚。

孙权疑虑重重，最终决定撤军。

无论“文睡觉”的事情是否真实，总之，在这场吴军占优、魏军不利的战事中，文聘竟然能反打孙权，充分展现了其勇猛以及非凡的心理战术和智谋。

从刘表到曹操，再到曹丕、魏明帝曹叡时期，文聘始终是魏国边防的坚强盾牌，特别是在孙权多次企图攻打江夏时，文聘每每挡下东吴的进攻，保护了国土安全，其功绩与价值不言而喻。

在那个英雄辈出的年代，文聘或许没有像张辽那样在合肥之战中声名大振，但他在每一次战斗中，都证明了自己。

《三国志》对文聘的评价——“名震敌国，贼不敢侵”。这八个字，简单却意义深远。

与文聘类似，甘宁的出身无从考证，但不可能来自贫寒之家，因为《三国志》揭示了他早年的“风采”——一位横行乡里的“地头蛇”，以其烧杀抢掠的行径和奢靡的生活方式著称。

直到一批书籍的出现，改变了甘宁的一生，也将其引向了正道。

一日，不知为何，他竟沉浸于《诸子百家》的著作之中，这是甘宁在人生中第一次体会到世态炎凉和人间疾苦。

这一刻，他仿佛经历了重生，他立志踏上新的征程，离开巴郡，去未知的远方拯救天下苍生。

起初，甘宁并非一帆风顺，他先是投靠荆州刘表，却未能得其重用。随着曹操占领荆州，甘宁决定东渡，归顺孙权，从此，他的命运便与东吴紧密相连。

甘宁一生为东吴奋战，参与了多次对抗曹魏的战役，留下了不朽的功勋。

赤壁之战中，他随周瑜大破曹操二十万大军。而在赤壁胜利后，他又立刻趁胜攻打江陵。在吴军久攻不下之际，是甘宁提出了巧妙的计策，即绕道夺取夷陵，最终迫使曹仁北撤。

又如213年濡须之战，甘宁以百骑突袭曹军大营，斩杀敌将，壮举如同夜袭的猛虎。

紧接着的皖城之战，他再次证明了自己的英雄本色，他手握练索，身先士卒，勇攀城墙，最终攻破皖城，生擒敌将主帅。

可以说，甘宁在东吴的功绩仅次于吕蒙，也难怪孙权曾赞叹“曹操有张辽，我有甘宁甘兴霸，便足以匹敌！”

在蜀汉集团中，魏延与“五虎上将”、丞相诸葛亮不同，早年间的他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基层武将，但这并不代表刘备没有注意到魏延。

刘备，作为蜀汉的缔造者，其眼光远超常人，能在平凡中见非凡，于是魏延的命运轨迹因之改变。

当刘备被封为“汉中王”，面对汉中这西蜀的重门槛，急需一位能人守护。就在他准备回成都之际，刘备宣布魏延晋升三级，担任汉中太守，这一决定着实令人出乎意料。

魏延在汉中的八年，是蜀汉最为危难的岁月。关羽失荆州，刘备在夷陵之战中大败，蜀汉国势一度摇摇欲坠。

然而，魏延在这风雨飘摇之中，凭借坚定的守护，将曹魏的军队一次又一次地从汉中门前击退，坚守着蜀汉的生命线。正是他的坚持与智勇，为诸葛亮后来的北伐之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历史的进程总是充满变数。到了诸葛亮五次北伐期间，魏延的“子午谷奇谋”一直未被采纳，反映了与诸葛亮在战略选择上的不同，也昭示了两人性格上的巨大差异：一个谨慎缜密，一个胆大冒险。

诸葛亮病逝五丈原后，魏延对孔明撤军遗令的不满和对“死对头”杨仪的强烈反感，引爆了内部矛盾。在这场冲突中，魏延最终悲剧收场，被自己的同袍所杀。

据史料记载，诸葛亮在临终前，曾召集心腹重臣前来部署安排，唯独没叫上魏延，且孔明还曾吩咐：倘若魏延不服从命令，完全可以弃之不管，但无论如何都要确保蜀军安全撤离。

就此，有学者揣测，诸葛亮生前对魏延的不召见，是对其忌惮和警惕的体现，也可能是孔明早有预感魏延会在他死后谋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