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哟，你伤得这么重？”

1942年初秋的一天，广西黔桂铁路柳州农场的草料堆旁，工人正惊讶地询问一个受伤的陌生人。

陌生人声称自己没事，但大腿根处包扎的纱布已经被鲜血染透。

工人于心不忍，将他扶到屋内，给他换药包扎。

就在这时，农场外突然传来叫喊声，闹着要进来搜查。

受伤者挣扎着要走，不想拖累工人。

可工人却在关键时刻，做了一个影响自己一生的决定……

这个不起眼的小工人，名叫谢汉光，1917年9月出生于广东丰顺县采芝村，是一位客家小伙儿。

他从小聪明，立志要当法官，23岁时报考了大学法务专业，没想到由于特殊原因，那年正好取消了法务专业，被广西国立大学农学院录取。

毕业后，他回到老家，与女大学生曾秀萍结婚。

遗憾的是，小两口刚过了9天甜蜜的日子，谢汉光就告别妻子，跟同学到广西桂林的农场上班。

这天，他正要抱些草料喂马，却惊奇地发现草料堆里躺着个人。

他连忙询问，那人虽脸色发白，却仍咬着牙说自己只是受了点小伤。

谢汉光看他大腿根上胡乱缠着纱布，已经被鲜血染透，深知他受伤不轻。

谢汉光没有多想，就将他扶到屋里，找出药箱，为他简单处理了一下。

可没想到，两人还没来得及详谈，农场外就传来一阵叫喊声，显然是冲着伤者而来。

谢汉光马上意识到，这个受伤的人不简单，但短时间又不能确定他的身份，心中一阵慌乱。

可是当他看到伤者挣扎着要起，不想连累自己时，心中顿时升起一股侠义心肠，将危险全都抛在脑后。

谢汉光收拾起带血的纱布，扶着伤者走出后门，藏在草料堆中，回来后又处理好屋内的痕迹，稳了稳心神，这才不紧不慢地走向前院。

来的是县里便衣队，简单转悠一圈就走了。

脱险后，伤者对谢汉光说了实话，他是共产党的地下交通员，在执行任务中受伤，逃到了这里。

谢汉光不排斥中共，他在大学里的几位好友都是进步人士，信仰共产主义。

看着眼前这个虽然体格单薄，却一脸坚毅的共产党，谢汉光大为感动，就让他在这里住下养伤。

从那以后，谢汉光的工作间，就成了秘密联络站，很多逃到桂林的中共党员，都在这里躲避过。

但那时谢汉光还只是“党外进步朋友”，他本想要加入共产党，却不料被日军搅和了。

1944年11月，桂林沦陷，已经当上农场主任的谢汉光也只得逃亡，一路坎坷来到四川，当了一名小学老师。

教书期间，他本想加入共产党，可无奈自己认识的同志们都不在四川。

等到抗战胜利，谢汉光曾经的大学教授来了信，说他在台湾担任省林业所所长，可以帮忙找个好工作。

能干回老本行，谢汉光自然高兴，直接奔赴香港，想从那里乘船去台湾。

没想到，却在香港碰到一个老熟人，带他走上了一条不一样的人生路。

谢汉光在香港巧遇了苏惠，他曾安排苏大姐在农场里躲过一阵子。

苏惠是华南分局在香港的负责人，一听说他要去台湾，就希望他能帮中共做些事情。

谢汉光满口答应，在组织的安排下，他和一位女地下党员假扮夫妻，一起到台湾任职。

谢汉光在老师的安排下，在台湾林业试验所当了一名试验员，虽然身负重任，但他却并没有着急工作。

谢汉光将自己在林业方面的经验和独特见解与试验所的人员进行交流，以此打通关系，又在老师的门路下，一路高升。等到老师调任，他就被推荐为试验所所长。

手中有了权力，谢汉光这才开始行动起来。

为了更好的配合他，华南分局派到台湾的，大多是谢汉光曾经在广西农学院的同学。

谢汉光将这些人都安排近试验所、农林总场、农畜防疫站这样专业相关的地方。

他又继续在台湾扩展关系，将一些从大陆来的有知识的地下党员安排到基隆中学教书，有商业头脑的人员就安插在各个店铺中。

在谢汉光的布置下，一张强大的地下交通网就这样铺成了，而这一年刚刚是1947年。

谢汉光的情报网，为中共收集到最早的一批情报，涉及到军事、商业、气象，甚至还有农林牧渔……

然而，新中国成立后，一个重要人物的叛变，让中共好不容易在台湾建立起来情报网，几乎毁于一旦。

1950年1月底，中共台湾省工委总负责人蔡孝乾被捕，没能坚守住信仰，叛变了革命，导致1800多位在台人员受到牵连。就连经典谍战剧《潜伏》的原型之一——台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中将也被捕牺牲。

张伯哲是谢汉光的上级，他最先得知情报，却不顾自身的安危，安排其他同志撤退，自己却被捕牺牲。

被捕前，张伯哲让一位女学生给谢汉光送去一封密信和30块钱，让他赶紧离开。

谢汉光收到消息，直接就离开了试验所，但此时台湾已全面封锁，根本不能离岛。

他只能带着假身份，辗转逃到台东林场。

就要到林场时，谢汉光遇到个农民，就对他谎称自己是国民党逃兵，是个“黑户”，无处落脚。

好心的农民将他带到家中躲藏，后来风声紧，又将他送到20里开外的高山村。

村里突然来了外人，村长自然要仔细过问，谢汉光赶紧撸下手上的两枚金戒指送给他。

村长立刻改变态度，让他顶替了一个失踪人口，并补办了身份证和户籍，还给他安排了林场的工作。

从那天起，谢汉光改名为“叶依奎”，在农场生活了下来。

国民党在台湾四处张贴悬赏谢汉光的告示，但谢汉光仿佛消失了一样。

他在高山村过着平静的生活，谎称自己在战争中失忆，什么都不记得了，当地的村民也很同情他。

谢汉光无以为报，就将自己在农林方面的经验传授给当地村民。

慢慢地，谢汉光真正融入到这个村子里，村民都把他当成自己人，时间一长，还有人要给他介绍对象。

谢汉光惦记着家乡的妻子，也坚信有一天能够回到祖国，就以自己“不想结婚”为由，谢绝了村民们的好意。

一晃，他就在高山村住了38年，直到1987年两岸开放了探亲限制，他才得以申请返回大陆。

1988年，“台胞叶依奎”经由香港，返回老家广东丰顺县，经过辗转，从妻子的娘家——揭西县五经富镇找到了亲人。

妻子意志坚定，等了他40多年。

让谢汉光更加惊喜的是，自己已经有了好几个孙子孙女，儿孙满堂。

但是由于历史原因，谢汉光的身份无法被证明，当地政府只能按照“困难台胞”的待遇，每个月给他20块钱补助。

钱不钱的，谢汉光倒是不在意，他在台湾坚守了那么多年，就是为了回到祖国，并恢复他的党员身份。

谢汉光一面不停地向组织写报告，一面托人去台湾变卖他多年来积攒的产业。

幸运的是，当年谢汉光安插到基隆当老师的地下党员陈仲豪及时逃回了大陆，正在汕头大学担任图书馆主任。

在陈仲豪的奔走下，1995年5月23日，丰顺县组织部正式发出文件，恢复了谢汉光的身份，并为他办理了离休。

谢汉光捧着这份文件，老泪纵横，感觉自己这几十年的坚守都是值得的。

与此同时，台湾的朋友也将他的财产处理，把钱给他捎了回来。

谢汉光在丰顺县城买了一座小楼，将妻儿的户口都迁了过来，一家人其乐融融，总算过了几天舒心的日子。

妻子听他讲述自己的战斗故事，听到组织上给他安排了假妻子时，还笑着拧了他的耳朵：“你竟敢背着我又结一次婚！”

1996年，80岁的谢汉光含笑离世。

能将遗体葬在祖国大陆，能将牌位安放祖宗祠堂，想必谢汉光已经没有了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