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中外文化交流史上，1924年的泰戈尔访华与1933年的萧伯纳访华，无疑是最重要的事件。这当然是因为这两位都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具有世界性的巨大影响，同时也因为这两度“访华”，激荡起中国文化界、思想界起伏不已的波峰浪谷，由此展现了若干文化人的心态与观念，透露出他们之间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也给文学流派、文学社团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窗口”与线索，于是成为研究中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思想文化现象的重要切入点和值得反复“发掘”的“富矿”。徐志摩又是以那样的方式，在济南“结束”了传奇的一生，更极大地增加了后世对徐诗人及其行状进一步探究的兴致和持久不衰的关注。于是，山东省现代文学研究会等机构，在徐志摩逝世90周年之际，在济南成功举办了有关征文活动以资纪念，引发了文化界一定规模的轰动，也恰在情理之中。
是什么机缘促成了诗翁泰戈尔的山东之行？又是什么人物从中联络，写就云端锦书，织就当时的“诗和远方”？现在颇有必要梳理复盘史料，再现当年的真实情景。
1924年4月，泰戈尔（前坐者）与林徽因（左一）、徐志摩（左二）等合影。
1924年4月12日，泰戈尔（1861—1941）由香港乘热田丸号客轮抵达上海，从上海的汇山码头靠岸。码头上迎接的上海文化界人士，据说有600多人，其中当然有徐志摩，还有瞿菊农、郑振铎等。包括上海文学研究会、上海青年会、江苏省教育会以及各大报社记者。泰翁下榻于沧州饭店，13日下午1时先在闸北寺中与印度诗人集会，到3时至慕尔塔路37号聚会，在蒋百里家与欢迎者摄影留念。14日游西湖，16日回到上海。在上海、杭州、南京等地演讲、参观、游览时，徐志摩为之翻译。然后由南京浦口车站乘车北上，22日凌晨到达济南津浦铁路车站，下车就宿。泰戈尔蓄卷发留长髯，飘然一袭长衫，圆形眼镜，横架鼻梁，慈眉善目，沉思凝想——正是人们想象中的东方诗翁！济南一路陪同的，是徐志摩的山东朋友王统照，也是泰翁此行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且看下面几封信函：
一、徐志摩1923年10月22日致王统照信
剑三兄：
泰戈尔的来信，差一点让寄跑了。现在寄给你请你在晨报发表，不过我以为英文的原信可以不必登，因为这也许是他口述给书记写的，所以竟有好几处文法的错讹。
他的计划变更了，我的计划也要变更了。我现在还不知道怎样的变法，不过总得变就是。也许月内我到北京来也说不定。我想在我匿迹之前，我们总还可以有会叙的机会。
现在与适之在西湖上享福，想翻一点东西，但恼人的湖光秋色总不放过你，叫你什么事都做不成——怪不得天下有殉情的傻瓜！京友恕不另函了，请为多多致意。
志摩
十月二十二日西湖新新旅馆
据说该信原刊于1923年11月1日北京《晨报副刊》。发表时编辑有按语如下：“志摩这封来信，已经七八天了，我们因为徐君所译泰戈尔的来信，以及他那段附意，有尽先发表的必要，故在二十八日的晨报上已先印出，俾大家先周知此消息，在本刊上不再发表，只将徐君致记者的信刊登于此。”收信人剑三，即王统照，他正在北京主编《晨报·文学旬刊》，与《晨报副刊》关系十分密切，与徐志摩更是诗坛好友，对泰戈尔都非常崇敬，是当时最热心向中国读者介绍、推荐这位印度诗翁的中国诗人。徐志摩以此重要“工作”委托王统照，也就非常自然。
二、徐志摩1924年4月12日致王统照信
剑三兄：
今天午前十时泰戈尔踏上了中国的土地，我简直没有力量来形容我们初见他时的情绪；他的实在超过我们的理想，但我此时讲事实要紧。
他们这次来日子很急促，他们在北京大概只有三个星期耽搁；在中国一起也不过六个星期。他们预备五月底或六月初就去日本，住二星期再回上海搭船回印，因为泰翁怕信风期的缘故。所以我们预定的计划也得变更了。我现在简单地告诉你，后天（十四）早车到杭州，十六夜车回上海，十七上海大会，十八到南京，二十北上，沿途过曲阜泰山济南等处，约至迟二十四五抵京。
现在最要紧的是你的活动。你幸亏不曾南来，我盼望你赶快与山东接洽，你和孔二爷或是谁一定得在曲阜等着我们。你二十前必得到济南等候我的快信或电报，由教育会转。你先去信知照一声我想总可以接头。你回信（快信）请立即发出寄南京东南大学任叔永先生转交不误。
泰翁在京预备六次正式讲演，此外他很不愿有形式的集会或宴会，能避掉的总以避掉为是。上海各团体的请求一概不与通融，青年会昨晚大登广告请他讲演也是今天临时取消的。这都是顾管诗人的意思。他的朋友恩厚之是他们旅行队的经理人，他绝对不让诗人受须微不必要的烦恼；我们也是一样的意思，但这意思也得大家体谅才好。
他同来的人除了恩厚之君与葛玲姑娘外，有他的大学里的三位教授，一位是KalidasNag,是一位梵文学者很精博的；一位是Mr.Bose,印度最有名的一位美术家；一位是Mr.Sen,是宗教学教授，他们都要到北京见中国学者讨论他们各有的问题。但泰氏最侧重的一个意思是想与北京大学交换教授，他们自己供给费用，只要我们给他与我们学者共同研究的机会就是，这意思到京后再详谈。现在我也没有工夫写了，只盼望你早些安排山东的事情，余外情节大约可在时事新报上看到，这信或者可以在副刊上发表，以后有暇再作报告。百里先生处盼立即告之，并为道此间事，过忙不及另书。
志摩
十二日半夜
该信原载1924年4月19日《晨报副刊》，题目是《泰戈尔最近消息》。
此前，徐志摩还有致泰戈尔的信，联系来读，才可以明白其中的来龙去脉。
三、徐志摩1923年7月26日致泰戈尔信
泰戈尔先生：
你准备十月来华，我们快乐极了。这次改期对我们十分合适，因为学校在十月左右都会开课了。唯一不妥的是天气。北京的冬天和印度的很有差别，虽然同样的令人愉快。你来时当然要带备全副冬装才好。我们将在你居住的地方适当地装上暖气。
我已答应了讲学社，在你逗留中国期间充任你的旅伴和翻译。我认为这是一个莫大的殊荣。虽然自知力薄能渺，但我却因有幸获此良机，得以随侍世上一位伟大无比的人物而难禁内心的欢饮雀跃。
我算是替你作讲台翻译的人。但要为一个伟大诗人作翻译，这是何等的僭妄！这件事若是能做得好，人也可以试把尼亚格拉大瀑布的澎湃激越或夜莺的热情歌唱移译为文字了！还有比这更艰困的工作或不切实际的企图么？不过安排总是要作一点的，因为来瞻仰你丰采的听众不容易听懂英语。你能明白其中的困难的，是不是？人家告诉我，你通常在演说之前把讲稿拟好。要是我听闻不差而你又体谅我的浅陋，盼望能把预备了向我国听众演说的讲稿寄一份来，这样我的工作就不致太困难了。我会把讲词先译成中文，那么即使在你演讲中我无能传送原文美妙动人的神韵，至少也可以做到表达清楚流畅的地步。盼早获复音。此候
健康
徐志摩敬启
一九二三年七月二十六日
北京石虎胡同七号
松坡图书馆
该信原为英文，初刊于1982年第3期《新文学史料》，与其他相关信件总题为《徐志摩英文书信》，梁锡华译注。
原来1920年9月梁启超联合蔡元培、林长民、张元济等组建“讲学社”的初衷之一，就是以该社堪称雄厚的基金，有计划地邀请世界文化名人来华讲演，以助力中外文化交流。他们计划邀请的名人，主要有杜威、罗素、杜里舒等，泰戈尔当然是其中主要的邀请对象。徐志摩就是梁启超委托、主持泰翁访华事宜的主干。他先后为此与泰翁的秘书恩厚之多次通信联络。
徐志摩是举世公认的浪漫诗人，但经办具体事务却是有条不紊，在信件里把来龙去脉交代、嘱托得一清二楚，特别是时间、地点、事务内容、有关人士等等，绝对毫无歧义，榫卯扣接，严丝合缝！
泰翁的济南之行，于是在徐志摩预先安排下，由王统照具体“执行”，完美地完成了一次带有历史意义的讲演。1979年6月，当时作为听众之一的臧克家，还清清楚楚记得当时的情景：“我第一次见到剑三，是1924年。印度诗人泰戈尔到了济南，在‘鸟笼子’里讲演，剑三任翻译，少年英俊，叫我不胜钦佩和羡慕，……”（《“剑三今何在？”》1979年6月《人民文学》，“鸟笼子”是旧时山东省议会的别名。臧克家当时正在济南山东省立第一师范读书——引者注）。
以上三信，都收入晨光辑注《徐志摩书信》，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年10月第1版。
这是一本朴素认真的书，没有“注水”，值得参考。
作者:刘增人 编辑:徐征 校对:杨荷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