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南京国民政府北伐军队进占济南，准备继续北进时，日本政府决定进行武装干涉。

日本帝国主义者把东北与华北看作是他们的势力范围，阻止国民党军队北进是他们的既定方针。

早在民国十六年（1927年）5月，当蒋介石的第一路军进入山东时，日本田中义一内阁就决定出兵干涉，并以保护山东日侨为名，派兵在青岛登陆。7月间，青岛日军又侵占济南。

田中内阁为了长久霸占中国北方，外务省召开了所谓“东方会议”，决定保护在中国的既得权益，为了“自卫”，虽出兵亦所不辞。

此后，日本政府又不断向中国增派侵略军。其在华驻军和特务机关也派人四处活动，搜集情报，加紧援助孙传芳、张宗昌和张作霖，并随时准备出兵直接干涉，以阻止南京国民党军队的北进。

民国十六年（1927年）秋，蒋介石下野后访问日本时，曾与田中义一会晤，表示南京政府必将继续北伐，统一中国，“希望日本政府不加干涉”。但田中未予答允，双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民国十七年（1928年）4月，南京政府军队大举北进，日本帝国主义者看到奉鲁军阀已阻挡不住国民党军队的攻势，田中内阁乃于4月19日召开紧急会议，通过 《第二次出兵山东案》，授命熊本第六师团福田彦助中将率部5000人以海运至青岛，并电令天津日本驻屯军3个中队共500人，沿津浦路南下，于4月21日到达济南。

日本出兵山东路线图

4月26日，熊本步兵斋藤旅团600余人先遣队到达济南。

日军开进济南后迅速占领了商埠区，并设置街垒路障，“凡商埠马路口均用麻袋筑垒，外复电网，作防御工程”，荷枪实弹，严密戒备，如临大敌。

5月1日，国民党北伐军第一集团军攻克济南，“是役战斗极烈，俘虏共四万余人，内伪军长一名，师长四，旅长三，支队长五，团营长甚多，获枪三万七千多杆，大炮百余门，机枪五十余挺，战利品子弹无算”。当晚，蒋介石到达济南，在旧督军公署设立总部，并任方振武兼任济南卫戍司令。

5月2日，方振武会晤日军十一旅团司令斋藤，声明本军负有维持秩序，保护外侨的责任，请其撤销日军的警备，但毫无结果。同日，福田彦助率日军第六师团主力进入济南，在正金银行楼上设立司令部，指挥日军严密监视国民党军队，虎视眈眈，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蒋介石对日本侵略者明目张胆的武装挑衅不作任何有效的防范，而是把希望完全寄托在妥协性的谈判上。

黄郛

5月2日晚，南京政府外交部长黄郛来到济南，在商埠区胶济路宾馆设立临时办公处，目的是为直接与驻济南日军首领谈判。但还未待他会见日军首脑，日军司令部即下达了向国民党军队攻击的命令。

5月3日上午，日军首先包围了驻在牌照税局的国民党军1个营，勒迫缴械，该营因无抵抗命令，未作抵御。日军遂将该营枪炮全部缴去，并掳走全营官兵。接着，又将驻守在南仁义里五东马路东首的国民党军一小部包围缴械。

日军挑起衅端后，凡遇中国人，不论军民，即开枪射击，一时尸体满街。10时后， 日军又开炮轰击商埠，“商埠房屋炸裂焚烧者，不知凡几”。

在日军的猖狂攻击下，国民党军济南卫戍部队方振武及贺耀祖部被迫自卫抵抗，压倒了日军的嚣张气焰。但是蒋介石害怕与日军冲突，“不惜含垢忍辱”，下令停止还击。又令驻商埠的国民党军一律退移商埠之外，并令各部队长官，“各自约束部队，无令不许外出，避免与日本军队冲突”。同时派黄郛到日军司令部交涉，要求日军也撤离商埠。日本方面向黄郛提出立即停火，中国军队一律退出日军警戒区等无理要求，对中方要求则根本不予理会。

蒋介石接受了日方的要求，严令国民党军不许还击，并派人手持书有“禁止冲突，各军立即回原地” 的白布条幅，“沿途巡行并禁止开枪”。

日军乘蒋介石“严加管束”中国军队之机，大肆屠杀中国军民，凡日军所到之处，见中国人就杀，见中国军警就令其缴械。黄郛的临时办公处也被日军强行闯入搜查，黄郛及其卫队被缴械，“所带行囊，一概为日兵所劫去”。

尤其惨无人道的是，日军公然破坏国际外交惯例，残杀南京政府新任山东外交特派交涉员蔡公时及其随员。

5月3日下午，日军闯进国民党战地政务委员会外交公署，无理地将蔡公时署长等18名手无寸铁的外交人员捆绑毒打，加以侮辱。蔡公时当即用日语说明身份，并表示抗议。凶狠蛮横的日军毫不理睬，竟要蔡公时下跪，被蔡公时坚决拒绝。日军遂割去蔡公时的耳鼻、舌头，剜去眼珠，对其他人也是百般凌辱。最后，除一人侥幸逃脱外，蔡公时等17人全被日军残杀。

对中国军民遭受日本侵略军的宰割屠杀，蒋介石却一再忍让，并致函日军司令福田彦助，表示要以和平为重。5月5日， 他再次下令，除留两团卫戍部队在济南城内驻守外，其余军队一律撤至济南郊外，候命绕道北进，并严令保护外侨，取消一切反日运动，禁贴反日标语。

6日凌晨，蒋介石携总司令部有关人员朱培德、杨杰、熊式辉等人乘马离开济南，绕道到离济南30余里的党家庄车站，并把国民党北伐军总司令部移驻于此。

当天，蒋介石致电南京国民政府，要其“转饬所属，对各邦领事、侨民生命财产，须加保护，凡有碍邦交之标语宣传，宜随时取缔”，“勿以一朝之愤而乱大谋”。

冯基善、蒋瑞元

5月6日上午，蒋介石与从泰安赶来的冯玉祥举行会议。会上，当讨论如何处置日军的武装干涉时，冯玉祥主张：“马上给他一个反击，先把济南日兵消灭，让他认识认识中国的革命力量，不是随便可以欺侮的！我们革命，是为民族求自由，为国家求独立，绝不能因为他的压迫，我们便放弃了革命”。

但是，蒋介石等则主张从外交方面解决，避免与日军冲突。会议最后决定避开济南日军，绕道北进。

此时，蒋介石被日军的干涉吓破了胆，心灰意冷，要回南京去“主持一切”。

在外交方面，由王正廷去济南与日军交涉；在军事方面， 把北伐部队全交给冯玉祥指挥，要求冯玉祥会同阎锡山速攻北京。

会后，蒋介石经泰安去徐州，冯玉祥回河南，经开封到新乡。 蒋介石步步退让，日本侵略军则步步紧迫。

5月7日上午，济南日军突然宣称有12名日本侨民被中国人杀害，向蒋介石提出最后通牒；接着又以条件未能满足为借口，于8日上午出兵占领津浦火车站、电报局、电话局，并用重炮轰击济南城，迫令国民党守军退出。

济南卫戍部队李延军团和邓殷藩团奋起自卫，顶着日军的炮火，协力防守，打退了日军一次又一次进攻。10日晚，在接到将分别撤退的电令后，两团守军才乘夜色突出重围。

11日，日军耀武扬威地开进了济南城。入城后，日军到处抓人、杀人，城内居民再次遭到浩劫。据事后调查，在济南惨案中，中国军民“死亡三千六百二十五人，受伤一千四百五十五人，财产损失约二千六百万元”。

日本帝国主义派兵侵占济南，制造血案的野蛮行径激怒了中国人民。上海各报以“五・三惨案”、“勿忘国耻”的大字标题详细报道了日军制造惨案的经过，呼吁全国人民奋起抵抗。5月6日全国学生联合会召开紧急代表大会，提出四项对日主张：一、请中央恢复民众运动。二、请中央先与日断绝国交。三、致电蒋总司令，与日本严重交涉，不作丝毫让步。四、对日经济绝交。同日，南京各机关团体代表在金陵大学集会，宣布成立首都民众反对日本暴行大同盟，通过请求中央组织青年救国军，电请蒋总司令驱逐日军出境等多项议案。抗议运动迅速从上海、南京扩展到全国各地。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千方百计压制和防范民众运动。5月6日，蒋介石通令称：济案应“静候外交当局严重交涉，以谋正当解决”。他要求各地随时取缔“有碍邦交之标语与宣传”，“勿以一朝一，而乱大谋”。

上海总商会同时向全国发出数封电报：一、致全国各大商埠，对济南惨案深表痛心，愿意与全国共赴国难；二、致各地商会同行，呼吁共同努力，抵御外侮；三、致电世界各国，请他们关注中国的事态发展；四、致全国民众书，号召洗刷污点，为国图强。

上海学联决定组织学生军，随时准备开赴前线与日本侵略军作战。北京学生宣布罢课一天，抗议日寇。5月9日， 东南各省都召开群众大会，抗议日寇的暴行，追悼死难同胞。上海全市下半旗，为死难同胞致哀。南京召开追悼蔡公时大会。南京中央大学的学生到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强烈要求政府立即恢复民众运动，动员全国民众同日寇作斗争。

一些进步报纸呼吁，决不在日寇的淫威下屈服，请求政府对日作战，坚决维护中国的领土主权不受侵犯，表现了中国人民不可凌辱的坚强意志。

但是，分共后的国民党中央早已丧失了初期北伐反帝斗争的革命精神和勇气，在剿共的血泊中建立起来的南京政府， 再度采取了对外妥协退让，对内压制民众运动的可耻方针。

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在南京的集会上，重弹蒋介石的老调，称“应将该案宣传世界，以求公论。但同时不可为无计划之动作，对各地日侨之生命财产，应极力保护，以示我国之真精神”。

从惨案一开始，蒋介石就将希望寄托在外交交涉上。5月7日，蒋介石电令张群迅速晤见田中首相，表示中日间一切问题都可通过外交方式和平解决。8日，张群拜会田中，田中称：不祖护奉方；北伐将完成时，当相助统一中国。但他又表示：护侨护路问题属于军事，由福田负责；其他交涉，统由双方外交当局办理。

蒋介石得到张群传达的信息后，非常高兴，于10日致电黄郛表示，如日方能“不妨碍我津浦路交通，予以自由运输，则对于反日运动，中正可以极严厉手段阻止之”。他并称：“中正为增进睦谊计，亦可以向日军道歉，表示真诚也。”随后，蒋介石又致黄郛一电，要黄以自己的名义转告日方，不要用他的名义。

蒋介石也曾寄希望于英美。5月9日，他致电李济深，要他派人赴港，以“优先经济利益”为条件，与英方共筹制止日本侵略的策略。但英美都明确表示了不介人的态度。蒋介石无奈，只好仍命黄郛交涉，声称如惩办高级长官以贺耀组部为限，解散军队亦以贺部为度，“则解散军队亦可允许，甚至中正道歉亦所不辞”。

蒋‍瑞元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蒋介石的权势如日中天，炙手可热。日本军方之所以一再刁难，目的是给蒋以下马威，好进一步提出新的侵略要求。

5月17日，黄郛致电东京特派员殷汝耕，要他和田中义一商量，免除蒋“现处地位之困难”，不伤蒋“对国内之威严”。

但日本政府则竭力维护军方，声称“总须顾及福田面子”。

5月18日，日本驻华使节分别向南京国民政府和北京安国军政府递交备忘录。内称：“满洲治安之维持，在我国极为重要。”“故战事进展至京津地方，其祸乱满洲之时，我国政府为维持满洲治安起见，或将不得已而采取适当而有效之处置。”

5月9日下午，谭延闿约集吴稚晖、张静江、黄郛、于右任等人，在其住所开紧急会议，作出了一方面坚持完成北伐，一方面要各级党部对各地民众运动“慎重指导，勿令勾起意外之事”等6项决议。同时，又决定谭延闿、吴稚晖立即过江北上，敦促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会商军事，并电令在欧美各国的南京政府官员，将日军在华行动迅速通报给各国。

会后，谭延闿、吴稚晖等人，即带着这套方案前往山东兖州会晤蒋介石。5月12日，南京政府高级官员在兖州召开了党政联席会议。蒋介石、谭延闿、吴稚晖、李烈钧等出席。会议集中讨论了对日外交与下一步的军事行动计划。

会议期间，蒋介石派往济南与日军司令福田彦助进行谈判的代表何成浚回到兖州，向蒋报告福田态度蛮横，济案交涉无结果。到会的国民党要员都表示在军事上避免与日军冲突，对济案继续在外交上与日方交涉，并吁请国联和西欧各国主持“公道”，出面调停。同时，决定接受日本方面的要求，罢免贺耀祖本兼各职，任方鼎英为第三军团总司令，毛炳文任四十军军长，调谷正伦为南京卫戍司令。会上，多数人认为，目前奉张集团已经无力作战，北伐军应乘胜继续北进，完成北伐，统一中国。

会议最后决定对日继续采取妥协让步方针，撇开济南路线，分途绕道北进，打倒奉张，占领京津。

兖州会议是国民党军北进中的一次重要会议，它在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北进的紧急关头，决定了南京政府的内外政策。 南京政府军队绕道北进后，日本侵略军一直占领济南与胶济线。

由于中国人民坚持斗争，日本国内的经济团体与进步人士普遍反对田中内阁继续占领济南，加之英美列强反对日本独霸中国，在外交上不断对日本施加压力，日本政府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于民国十八年（1929年）2月28日与南京政府达成山东撤兵的协定，日本从济南撤军，济南事件才告结束。

同时，日本驻沪总领事矢田又将日本政府对备忘录的说明书出示黄郛，询问南北和平谈判有无可能，如不能，则对奉系采取下列办法：1、不战而退，准予出关，但不许南追；2、战败而退，须先向日军缴械，始能出关，然仍不许南追；3、张出，不准再进。一切说明，日本侵略者准备动用武力，阻止北伐军和南京国民政府的力量进入东北。

南京国民政府接到日方备忘录后，于5月20日召开外交委员会会议，谭延闿、张静江、李烈钧、于右任、蔡元培、何应钦、黄郛等出席，会议决定：一、同意日方要求，由前方速派代表办理临时协定。二、道歉，以我方虽曾有令保护侨民，仍不能避免冲突，引以为歉为辞。三、简单答复日方，大意为连年用兵，为求统一，东省日侨，自当保护，同时口头表示，张作霖能下野，退出北京，自无用兵必要。

会后，黄郛拟派遣张静江赴前线与蒋介石商量。然而，就在此刻，形势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济南惨案纪念碑

自“济案”交涉起，黄郛就备受各方，包括国民党内部的指责。5月19日，蒋介石到郑州会晤冯玉祥，对冯称：“外交办失败了，一般老先生均不满意。”20日，蒋介石致电黄郛，要求他“暂辞”外交部长。不久，改以王正廷接任。

“济案”交涉成为一场马拉松式的谈判。民国十八年（1929年）3月28日，日本驻华公使芳泽与南京政府外交总长王正廷签署《济案协定》。中国方面既没有追究日本侵犯中国主权的责任，也没有提出赔偿、道歉等任何要求，反而说济案使“中日两国俱复损害”。协定声称：“济南不幸事件认为既往不咎，相互不负军事行动的责任。”在南京政府保证保护日侨的前提下，日本允许于两个月内撤退山东日军。济南案中中国军民所蒙受的巨大牺牲，就这样被南京政府轻描淡写地处理了。

兖州会议后，南京政府北伐军绕道北进，继续完成攻占京津的任务。

还在5月初，第二集团军在彰德一线击败奉军后.，已由齐河渡过黄河，向河北前进，5月3日收复邢台，5日收复大名。第一集团军从济南撤退后，一部也从齐河、东昌一带绕道北渡黄河。蒋介石亲率刘峙的第一军团，退守徐州，静观北伐战况。

渡过黄河北进的第一集团军，于5月13日占领平原；第二集团军进至德州，16日到达石家庄，与徐永昌率领的晋军会师；由山西方面出击的第三集团军出娘子关后，与奉军展开激烈的战斗。

由于沿滹沱河东下的杨爱源第二军陆续攻占灵寿、 行唐，威胁奉军后路，奉军被迫北撤，第二集团军于9日占领石家庄，随即攻下正定。第四集团军也挥师北上，加入进攻行列。

此时，占压倒优势的南京政府北伐军，自西、南两方面对京、津地区形成大包围，京、津地区指日可下。德州附近直鲁军被国民党北伐军驱逐后，分三路向兖州方面溃退。国民党北伐军为肃清沧州之南残敌，仍继续跟踪追击。至15日，第一集团军已进至二十里铺、小阳庄、赵庄、 甜水铺，第三军团攻至谢家坟、四女寺，第四军团推进至罗家屯，占领桑园。

第一方面军骑兵军占领桑园之吴桥之线。奉张安国军方面褚玉璞、郑俊彦、李宝章等，率残部退守盐山、沧州、河间、保定附近，构筑工事，企图顽抗。张宗昌、孙传芳则北去。这时，安国军的主力是张学良、杨宇霆统率的三、四方面军，位于京汉线、津浦线上的主要是直鲁军杂牌部队残部，早已失去战斗力。在国民党北伐军打击之下，曾经号称百万的北洋军阀的奉直鲁联军现在锐减到40万人，内部意见分歧，不啻风前残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