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两难

清光绪八年（1882年）三月，四川建昌道。

在朝廷特使宣谕完毕后，建昌道道员唐炯伸出双手，战战兢兢地接过了任命诏书。

即日起，唐炯被朝廷擢升为云南布政使，从正四品普通官员一跃变成了从二品的封疆大吏。

内心一阵欣喜过后，唐炯旋即平复情绪，不由得又泛起了一丝担忧，升官发财固然是好事，但这一次朝廷的用意却并不简单。中法两国正在越南角力，自己即将履新的云南又紧贴是非之地，其中的微妙关系，唐炯自然能读懂几分。

实际上，唐炯的升迁正是朝中主战派清流们大力举荐的结果。

光绪八年正月，鉴于越南局势危急，左副都御史张佩纶便向朝廷上疏，推荐曾在平定太平天国和剿捻作战中表现抢眼的唐炯出镇云南，以筹备潜在的中法军事冲突。这一提议很快得到了清廷的认可，唐炯遂被朝廷补授为云南布政使。

不久，事态的发展进一步证实了唐炯的担忧。

就在唐炯接到调令的一个月后，张之洞、张佩纶、陈宝琛等清流大臣再次上疏，恳请朝廷立刻下令云南布政使唐炯、广西布政使徐延旭分别统领滇军、桂军出关，前往越南北圻地区布防，并授予其专折奏事之权。

北圻是中国西南边境的战略缓冲，一旦北圻落入敌手，战火便会烧至国境线内。涉事国家安危，朝廷没有理由拒绝，于是，一再催促之下，唐炯紧赶慢赶办完交接，于六月二十九日抵达云南。

△唐炯

重任在身，上任后的唐炯不敢有丝毫怠慢，立即开始巡视越北防线。然而，实地摸排过后，唐炯的担忧非但没有减轻，反而愈发严重。

随后，唐炯得出一个结论：这仗打不了。

在给云贵总督岑毓英的汇报中，唐炯直言不讳道：“孤军深入，转运维艰，水土恶劣，瘴疠甚盛，对我军而言并非立于不败之地。”

此外，唐炯更是主动提出了放弃越南的想法，他认为眼下倾尽云南、广西、广东三省之力去为越南守卫国土，此举对大清国只有损失，却带不来任何收益。

正因如此，唐炯建议朝廷应该妥善统筹全局，不宜轻易与法开衅，万不可因一时主战之虚名，而招来全局崩坏的祸患。当下最好的办法就是弃藩自守，暗地资助刘永福，令黑旗军在越南牵制法国人。

显而易见，身为前线主帅的唐炯也是个主和派，他的主张与保举起升迁的清流们截然相反，大大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

岑毓英看完唐炯的报告后便深感诧异，不禁提出疑问：“你难道不畏惧清流吗？”

唐炯当即表态：“中国南北两万里，防不胜防，沿海督抚们谁能为国家担此重任？战事胜负难料，一旦一处失利，必然处处震惊。如今的局势，就该谋划自守之策，哪里还能考虑固藩远守。我唐炯受朝廷恩典，愿为朝廷效犬马之劳，至于其他就不是我该考虑的事了。”尽管唐炯与朝中清流大佬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浓眉大眼的他还是选择违背清流们的意志。

清流的面子可以不管不顾，但朝廷的命令却不能不听，对于唐炯的提议，清廷并未采纳，唐炯统兵御敌的担子丝毫没有减轻。

光绪九年三月，局势骤然紧张，朝廷连发上谕，命唐炯即刻率军开赴越南开化，并要求其督军驻扎。

朝廷强硬的态度是唐炯最不愿看到的，紧接着，朝廷再次发出数道上谕，严令前线官兵“不可衅自我开”，这就令唐炯更加犯愁了。

既要强硬御敌，又不许打第一枪，这样的命令带给唐炯前所未有的压力，他不得不时刻小心应对，避免背上擅开边衅的黑锅。

在当时，如唐炯一样主和避战的将帅并非个例，云贵总督岑毓英、广西巡抚徐延旭等人同样主张弃藩自保。当中法重开和谈之际，唐炯为之大松了一口气，甚至以和谈无战事为由，擅离前线返回昆明接受朝廷补授的云南巡抚关防，还因此受到了朝廷革职留任的重罚。

前线将帅意志不坚，更有朝廷掣肘，清军军心涣散，战力可想而知。

不久后，中法和谈破裂，法国人立马翻脸发难，打响了中法大战的第一枪……

02 溃败

光绪九年（1883年）十二月十四日，越南山西城外，红河江堤炮台。

开花炮弹如同雨点般倾泻而下，顷刻间，土石肆意飞溅，惨嚎声不绝于耳。

在法军海军舰炮和陆军火炮的联合轰击下，江堤炮台陷入一片火海，瞬间被遮天蔽日的烟尘所笼罩，整座炮台好似要被轰碎了一般。

守备清军哪里见过如此猛烈的阵仗，在巨大爆炸声的加持下，人人心惊胆寒，争相寻找掩体躲避，几乎无人还敢发炮还击。

刹那间，一发炮弹划出一道完美的弧线，刚好钻进了一门火炮的炮口，立刻将该炮炸得四分五裂，而躲在炮后的数名清军则当场殒命，血肉横飞。

这样不可思议的一幕终于摧毁了守军最后的心理防线，亲眼目睹惨状的几名清军发疯似的喊叫起来，向山西城池方向夺路而逃。

领头羊的出现令守卫江堤阵地的清军彻底丧失抵抗意志，纷纷丢弃炮台，一哄而散。而随着这一次溃败，清军失去了山西城外的最后防线，不得不悉数退入城中。

山西之战是中法焦点战役，防守一方由三千黑旗军、一千五百清军以及两千越军构成，人数超过六千，作为进攻一方的法军人数也在五六千左右，双方兵力可谓旗鼓相当。

谁成想，清军在外围战斗中一败再败，最终不得不龟缩城内，这样的战况显然在清军诸将的预料之外，而对法作战屡战屡胜的刘永福更是怒不可遏，为此大发雷霆。

江堤炮台及阵地与城池高度相当，一旦丢失必然威胁山西城，无论如何都要夺回来。于是，唐景崧与诸将议定，决意组织敢死队，夜袭法军，夺回江堤防线。

为鼓舞士气，唐景崧开出高额悬赏，首登堤者赏守备花翎！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官兵因此士气大振，人人奋勇争先。

只可惜，天公不作美，是夜月明如昼，清军偷袭不利，虽冒死冲锋三次，但均被法军击退。

一场夜袭，非但没能夺回江堤防线，反而再次大挫己方锐气。士气往往是此消彼长的，清军屡战不利，法军则是越战越勇。

十六日，斗志高昂的法军开始大举攻城。

法军主帅孤拔采取佯攻北门，实则主攻西门的策略，战斗迅速进入白热化。法军阵地枪炮齐鸣，山西城内细弹雨落，洒遍内城，炮弹着地开花，无处躲避，以致妇孺惊哭，满空鸱鸣。

战至下午，各处守军虽顽强抵抗，但伤亡亦十分惨重，最惨烈的西门战场更是到了城崩楼毁，无立锥之地的困境。最终，守军开始溃败下来，就连战斗意志最强的黑旗军也陆续撤离阵地。

兵败如山倒，各路人马悉数溃散，乱成一团，部分越军为求自保，甚至不惜临阵倒戈，将枪口对准中国友军。而此时的清军早已自顾不暇，上万兵民从南门疾驰而出，向兴化亡命奔逃。

十七日，山西宣告失陷，一城物资尽落敌手。

法军攻克山西后，一路乘胜追击，又接连攻取北宁、太原、谅山、朗山等地，清军一溃千里，战火遂迅速蔓延至中越国境线。

关于清军的一败涂地，原因是显而易见的。除清军将帅普遍消极备战外，兵员素质低下、武器装备落后、战前训练不足都是酿成惨败的重要因素。

桂军、滇军仓促出关，所募新兵人员虽多，但尽是些乞丐、游民、地痞一类的乌合之众，战斗力十分有限。

此外，清军武器与战法也与法军存在严重代差。李鸿章对西方军队颇有研究，他曾总结道：“法军均配备后膛快枪，操练娴熟，并搭配轻型火炮部队成军；在毗邻江河之处，军舰舰炮又可以与陆军形成夹击之势，这便是西洋用兵的固定战法。反观滇、桂各营后膛枪数量少，且缺乏弹药，疏于操练，加上重炮更是少之又少，这样的情况下，清军只能靠近战肉搏取胜……”

实战确如李鸿章所言，哪怕是最英勇的黑旗军，面对法军的枪林弹雨也只能拿人命去拼，待贴身后方才有可能克敌制胜。但每次作战，法军枪炮几乎不会中断停歇，要想冲锋近身，难度可想而知。正因如此，在巨大伤亡下，清军往往一战即溃，只有撤退逃跑的份。

相较李鸿章而言，作为对手一方的法国人或许看得更为透彻：“清国为它的傲慢和愚昧无知所蒙蔽，对来自南方的报告都很乐观，把形势说成对己方一片大好，把总督们看成伟大的军事家，把修筑的街垒说成是坚不可摧的强大阵地，把买来的武器说成是先进的利器，把匆忙集结起来的队伍说成英勇善战的部队，把地方军民说成仇视我们的力量，把我们个别部队的处境描绘成十分危险。”

如此这般，清军短时间内丢城失地、节节败退，也就不奇怪了。

03 洗牌

光绪十年（1884年）二月，北京紫禁城。

山西、北宁等地败报频传至京，兵败如此迅速，举朝哗然。

就连十三岁的光绪皇帝载湉也深感愤恨至极，不禁大骂云南巡抚唐炯、广西巡抚徐延旭等前线将帅“一经遇敌，不能固守，昏聩已极”。清廷立刻下诏，将唐炯、徐延旭革职问罪。

对于这样的惨败，言官们显然更加怒不可遏，在他们看来，战败的罪责又岂是唐、徐二人就能担待得起的。于是乎，大清朝堂再次迎来一波弹劾风暴。

三月八日，国子监祭酒盛昱向朝廷启奏，点明弹劾张佩纶、陈宝琛、李鸿藻等人举荐唐、徐二人存在失察之责，而恭亲王奕䜣、军机大臣宝鋆、景廉等人一味怠职，亦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同时，盛昱恳请朝廷惩办相关人等。

而看完盛昱的奏折，身为帝国最高统治者的慈禧太后满意地直拍大腿，好家伙，等的就是你了！

实际上，慈禧对奕䜣一党的分权行径早已忍无可忍，只不过苦于没有合适的机会来打破当前的政治格局，此番对法战事失利可谓是天赐良机。

当山西、北宁失陷后，慈禧就开始借题发挥，在朝议时多次敲打奕䜣及其他军机大臣。她时常抱怨道：“边防不靖，疆臣因循，国用空虚，海防粉饰，不可以对祖宗。”这下好，盛昱等人的弹劾好比瞌睡递上了枕头，正好给了慈禧一个绝佳的由头。

△恭亲王奕䜣

三月十三日，清廷下诏，训斥奕䜣等人“始尚小心匡弼，继则委蛇保荣，近年爵禄田崇，因循日甚，每于朝廷振作求治之意，谬执成见，不肯实力奉行”，继而将奕䜣、宝鋆、李鸿藻、景廉、翁同龢等人悉数去职。随后，慈禧命自己的妹夫醇亲王奕譞接替奕䜣，负责军机处和总理衙门的一切事务。

为了进一步坐实奕䜣等人的罪无可恕，慈禧在四月继续下发上谕，严惩战败的一众西南督抚边将。唐炯、徐延旭判斩监候；总兵陈得贵、副将党敏宣于军前正法；其余溃兵败将亦按律从重惩治。

至于当初举荐唐、徐二人的张佩纶、陈宝琛等几个知名清流刺头，慈禧也借机将其调任地方，眼不见为净。

慈禧操作完毕，激进的言官群体无不拍手称快，然而，也有一部分大臣为此忧心忡忡。

前方战事吃紧，如此严惩必将打破原有军事部署，更容易动摇军心士气，使抗法战局愈发不利。因此，各地督抚纷纷上疏劝谏，请求朝廷法外开恩，给唐炯等败将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

山西巡抚张之洞认为：“法强华弱，初战失利并不奇怪，如果前线一败就将主帅逮拿，恐怕从古至今军营里就不可能有将帅了。”

四川总督丁宝桢是唐炯的老上司了，对唐炯的能力颇为认可，他在奏疏中写道：“唐炯罪在当诛，臣不敢为之妄置一议。但他的才能确实有可用之处，臣不得不好好细陈一番……臣真正惋惜的是如今正是用人之时，而唐炯的才能确实可以一用。”

为保住唐炯，从不对付的李鸿章和左宗棠竟也联名上奏，二人表示：“滇军本就军器不精，边兵未练，而唐炯到任也没多久，山西就丢了，这显然不全是唐炯的责任。如今朝廷既然恩宥了岑毓英，当下又是朝廷下诏求才之际，像唐炯这样的人才，洋务虽不是他的长项，但他精通吏治，若朝廷开恩，能够宽宥录用，责令其将功补过，则他必能尽心当差办事。”

这一边，封疆大吏们保人保得起劲，而另一边，慈禧却是气不打一处来。很明显，各地督抚并没有体会到慈禧严惩唐炯等人的“良苦用心”，毕竟，宽宥了唐炯等人就相当于减轻了奕䜣党羽的过失，而此时的慈禧绝不可能给奕䜣留下任何翻盘机会。

数月之后，李鸿章、左宗棠们并没有等来朝廷对唐炯等人的赦免诏书，反倒是自己意外领到了来自慈禧的黄牌警告。

十二月，朝廷两次下诏，斥责李鸿章、左宗棠、丁宝桢三人为唐炯求情一事有夸张、冒昧之嫌，并分给了三人降级留任的处分。

越南战事失利的噩耗，经过慈禧一番乾坤大挪移，竟成为她进一步收拢权力、独揽朝纲的有力武器。

一番折腾过后，慈禧不但彻底清除了恭王一党的势力，而且顺带着脚踩汉臣督抚，掌掴清流刺头，将满朝文武收拾得服服帖帖，在此不得不佩服这个统治了中国近半个世纪的女人，在政治手腕方面确实有其独到的天赋。

慈禧将内政收拾的妥妥贴贴，但法国人可不是能够轻易拿捏的软柿子，中法战争才刚刚开始，慈禧对外则是一筹莫展。

初败之下，举国震惊，这也让本已平息的战和之争再度兴起……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