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是我国古典四大名著中问世最早的一部，它在中国的文学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被认为是明朝绿林小说的鼻祖而受到后世学者的推崇。后世的文学研究者高度的评价了这部小说，其重要原因是它的许多剧情是来自于重要的历史事件。作者施耐庵以这些历史事件的发生过程和人物为原型，通过改编的方式撰写了这部举世闻名的著作。其中水泊梁上的第一任头领白衣秀士王伦在历史上就是有原型的，他的原型是在宋仁宗赵祯庆历年间发动起义的虎翼军士兵王伦。与小说不同的是，历史上的王伦不穿白衣，而是穿黄衣的。
小说中的白衣秀士王伦是故事中重要的过渡性角色，也是水泊梁山的第一任头领。小说中他在林冲和晁盖的故事中出场，扮演了小肚鸡肠和嫉贤妒能的角色。林冲雪夜上梁山时，他忌惮林冲武功太高，想方设法将其赶下梁山，为此设下了投名状的考验。林冲为了完成投名状，吃尽了苦头，还与生辰纲丢失后跑路的青面兽杨志打成了平手。晁盖和吴用等一伙人智取生辰纲后被官府通缉，众人上梁山投奔王伦，也遭到了王伦的排挤打压。最后为了在梁山扎下根来，吴用以激将法挑拨林冲，迫使火并王伦，晁盖顺势夺取了梁山头领之位。
从小说的设定来看，王伦是一位书生，而不是士兵或者江湖人士。他的外号叫做白衣秀士，可见他是没有任何功名和官职的，应该连秀才都不是。自称白衣秀士，只是为名表明自己读书人的身份。在宋朝文贵武贱的政治生态下，读书人的身份有着极大天然的优越感，这也是他引以为傲的地方。从性格上看，王伦是没有什么本事的，除了内斗根本不会其他的东西。他嫉贤妒能，对于投奔到梁山的江湖好汉各种挑剔。尤其是对能力在他之上的林冲、晁盖等人更各种排挤打压，用尽一切办法逼他们下山，手段非常的拙劣。
然而与小说不同，史书上的王伦却不是读书人，而是一位宋朝禁军的士兵。在各方面的史书上都有记载，王伦是宋朝虎翼军的士兵，在沂州大地震后趁乱杀了沂州巡检使、御前忠佐朱进，然后发动了叛乱。虎翼军在宋朝名气很大，是宋太祖赵匡胤时期就存在的禁军精锐部队。这支军队归属于禁军三衙之一的侍卫步军司，最早是赵匡胤组建的雄武弩手。宋太宗赵光义即位后改组禁军，虎翼军被分为上铁林和下铁林两部，其中上铁林为精锐中的精锐。后来要平定江南，禁军组建水军在金明池操练，便选拔善于水战的叫上虎翼，简称水虎。
虎翼军是东京禁军的精锐，在赵光义时期设七十五营，宋仁宗赵祯时期扩编二十一营，总计九十六营，水军占一营。这些军队都是从各州的地方军中选拔精锐上报，其中水兵为江淮水军中的精锐。王伦出身于虎翼军，可见气军事素养是不低的，并不是小说中的白衣秀士。从史书记载来看，他很可能是跟从沂州巡检使、御前忠佐朱进在当地扑杀盗贼时，利用大地震后混乱不堪的局面，纠集一同的士兵发动了兵变，杀死朱进打起反旗。兵变后，王伦组建官员体系，设置官署衙门，甚至打出了自己的年号。
兵变后王伦带人先攻打青州，失败后果断南下淮南。当时所有人皆面刺天降圣捷指挥字号，王伦穿黄衣领头。一路上义军所向披靡，沿途各州县无法阻挡，声势越来越大。他们从青州到徐州，历经沂、密、海、真、扬、泗、楚等地，再转战进入蕲、黄地界，到高邮时人数已经到三百人。
有意思的是，历史上的王伦不喜欢穿白衣，而是喜欢穿黄衣，所以人称“黄衣王伦”。王伦穿黄衣是有典故的，因为宋太祖赵匡胤在陈桥驿兵变中黄袍加身，他穿黄衣就是效仿赵匡胤。明黄色作为皇族专用的眼色，在古代有着特殊的政治意义。王伦穿着黄衣，也有挑动更多兵变和叛乱的意图。
王伦带领二三百虎翼军士兵，从青州出发转战十几个州郡，战事绵延上千里，持续两个多月才被浇灭，可谓是活生生的打了宋仁宗赵祯的脸。当时正处于庆历三年，是宋仁宗时期最为鼎盛的时代，史称“仁宗盛世”。可是在这样的盛世中，三百人的虎翼军和民兵，既然让精锐的朝廷禁军吃尽了苦头，让人感到匪夷所思。王伦起义的人数不多，但波及面很广，对宋朝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后来的贝州王则起义便是受到了王伦的影响，规模更大，破坏力更强。为了平定这次起义，赵祯甚至派出参知政事文彦博领兵，才将其镇压下去。
从上述史料可以看出，王伦起义与小说中的王伦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是白衣秀士的读书人，一个是虎翼军的精锐士卒。一个落草为寇，却嫉贤妒能，最终葬送了自己的生命。一个则率领三百军兵转战千里，在宋朝最为鼎盛的时期，给了士大夫们狠狠的一耳光。《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将王伦作为水泊梁山的第一任头领，并不只是简单的借用了这个起义军领袖的名头，更是有着深层次的含义。首先，小说中的王伦作为首开梁山山寨的头领，与史书上的王伦首开宋仁宗时期的农民起义，可以说有着同样的开天辟地的意味。
小说中有了王伦建立梁山山寨，才有了后来第二任头领晁盖，第三任头领宋江，然后才有了轰轰烈烈的水泊梁山的故事。史书上的王伦首开禁军士卒兵变起义的先河，在宋朝最为鼎盛的时候打起了反对朝廷的大旗。这一起义顿时影响巨大，后来宋朝的全国性的起义频繁爆发，一年要产生大大小小上百场。宋朝军队为了平定起义疲于奔命，腐朽的社会机制进一步陷入泥沼之中，国力也大幅度衰退。到了宋英宗赵忠实即位时，为了平定各地起义，应付辽国和西夏的边防开支，宋朝的财政状况每况愈下，国家也到了不得不改革的时候。
王伦起义除了首开的历史意义外，更重要的是对士大夫统治国家的秩序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宋朝号称皇家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因此士大夫在宋朝民间有着极大的权势，这使他们能无休止的盘剥百姓，而不用遭到法律的制裁。士大夫力量最强的时候，就是在庆历年间。而这个时候发生的庆历新政，实际上便是以范仲淹为首的革新派力图改变士大夫保守势力统治朝廷的格局而发起了改革。王伦起义发生在新政期间，正是表明了士大夫统治对国家的破坏，不仅仅是让民间深陷疾苦，也让朝堂中的有志之士感到了危机。
虽然庆历新政和王伦起义都失败了，但却也让士大夫保守势力的无耻贪婪嘴脸完全暴露在天下人面前。后来爆发的一系列农民起义，正是老百姓对士大夫阶层这种腐败贪婪的武装反抗。施耐庵将王伦写入到《水浒传》中，不仅仅是要表示他作为第一个起义者的地位，也警告了刚刚成立的大明朝，如果继续士大夫阶层盘剥老百姓的政策，明朝必将会走上宋朝的老路。而小说中的王伦作为读书人的形象，并且被赋予的小肚鸡肠和嫉贤妒能的人物性格，正好表现出了士大夫阶层贪婪的嘴脸。而林冲火并王伦，则是农民起义的缩影。
可以说施耐庵用王伦这个小小人物作为水泊梁山的第一任头领，是经过的深思熟虑的设计的。他不选用规模更大的，影响力更强的王小波、李顺起义，是为了利用王伦起义特殊的历史意义和政治含义。王小波、李顺起义的规模虽然有十数万人，但对于宋朝国运的影响却不如后来的王伦起义。
王伦起义的发起地沂州，正好与水泊梁山同属山东地界，这在小说中形成了映射效应。于是施耐庵充分的发挥了自己的想象力，将官逼民反的本质描绘得淋漓尽致。同时也告诉了后世读者，官逼民反的起源在读书人，在士大夫阶层，在精英阶层，这也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