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后，日本华中派遣军在其司令官松井石根直接授意之下，日军士兵及中下级军官对南京地区进行了长达6周的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屠杀、奸淫、放火、抢劫等血腥暴行。昔日繁华的南京城成为了日寇施展暴行的游乐场，人性在此时已经被抛弃，替代上场的是无穷无尽的暴虐与变态。

仅仅从军事层面上对日军集体施暴的原因进行分析是根本不够的，因为达到军事目的方法有很多种（比如清除脱逃战俘、获取物资补给等），并不需要采取过于激烈的手段就可以实现。日军士兵之所以会采取如此“反人道”甚至毫无人性的手段屠杀南京百姓，究其根源乃是日本政府长期对士兵进行军国主义教育，使其人格形成了普遍的非正常状态的必然结果。

自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即迈上了军国主义道路，开始不断执行侵略政策，而军人则成为这一政策的忠实拥护者。日本军人在军国主义思想的长期熏陶下，形成了忠于天皇、盲从于天皇的心理。

基于日本传统的等级观念，对天皇的言行“确信无疑，执迷不悔”的日本军人狂妄地认为：“大日本帝国是万邦无比的，万世一系天皇陛下统治的神国。”天下本为一家，全世界的国民都是日本天皇的子民，而自己直接沐浴在天皇光辉下，有义务为“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而奋斗。

当天皇发布宣战诏书后，在每个日本士兵心中，参与到圣战当中，征服中国，征服中国人，就成为了爱国表现。应该说这种心理一直贯穿于侵华战争的始终，在征服南京后，这种心理膨胀到了极点。

南京作为当时中国的首都，是全中国的精神象征，征服它被日军认为是使中国畏服的重要标志。日军企图通过大屠杀达到威胁中国人民停止抵抗，迫降国民政府的目的。

美国著名记者戴维・贝尔加米尼曾披露：“攻占南京是东京皇宫中最深处的密室里策划的，旨在迫蒋下台。”

而南京大屠杀的直接操纵者松井石根也在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做出过如下叙述：“南京是中国的首都，占领南京是国际上的事件，所以必须作周详的研究以便发扬日本的武威而迫使中国畏服。”而日本士兵占领南京后的暴行，正是日军高层发扬军威，迫使中国畏服的终极手段。

在军国主义的教育体制下，日军内部为了维持军纪严明，长期对士兵诉诸暴力手段，特别是对新兵更是严厉。身处异国他乡之时，新兵特别容易将这种不满与压抑通过暴力发泄出来。

一个日军士兵曾在家信中这样写道：“烧、杀、抢掠这类事，可以这样说，它是被各种纪律捆得死死的军队任务当中，个人单独行动能够允许的最宝贵的自由时间。”在攻下中国首都南京后，本以为战争即将结束的士兵并没有看到回家的希望，此时他们陷入了自暴自弃的心理状态。

另一个在中国战场服役5年，又被再次征召的日本军官曾这样说：“在这里似乎只有淫乱一件事在维系着人们的自由与生命。像军人敕谕和战阵训之类，骗人、违心的东西，大大小小有很多。但唯一证明我们还活着，可能就是在我们心中蠕动的淫乱情感和这种感情的发泄，如果说是兽类的证据的话，那么战争不正是最大的兽类的证据吗？”

以上言辞足可证明连续作战已将让日军士兵的心理上疲惫不堪，难以自拔，暴行则成为缓解这一情绪的唯一手段，而日军高层为了激发士气，保证战争的持续进行，更是有意放纵士兵将所有的怨气宣泄到中国百姓身上。

在攻占南京之前，素以残杀中国人民著称的日军第16师团，中岛旅团两个少尉军官野田毅、向井敏明，在部队长官的见证下，相约展开杀人比赛，就可以有利地证明以上的观点。自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12月起，《东京日日新闻》（1943年后改名为《每日新闻》），连续刊登该报四名随军记者浅海、光本、安田、铃木发布的现场报道，详细记载了野田毅、向井敏明向南京行军过程中残忍屠杀百余人的经过，并登载了二人手持军刀的照片：“在从常州到丹阳的十里路程中，向井斩杀了30个敌人，野田斩杀了40个敌人，两少尉如战神阿修罗般英勇奋战的精神无以言表。此次，两勇士沿京沪铁路在同一战线上突入奔牛镇、吕城镇、陵口镇（均位于丹阳北方）的敌人阵地。其间，向井少尉果敢地最先突入丹阳中正门，野田少尉的右手腕也负了轻伤，两少尉在‘百人斩’竞赛中取得了赫赫战果。当记者等追上进入丹阳城后无暇休息乘胜追击的富山部队时，向井少尉在行进的队伍中笑着对记者说：‘野田那家伙快追上来了，我不能掉以轻心。野田的伤势不重，所以不用担心。在陵口镇斩杀敌人时一个家伙的骨头把我的关孙六碰出一个豁口，不过我还能再斩杀一两百人。我要请东日、大每的记者给我当裁判哦。’”“片桐部队的勇士一向井敏明、野田毅两少尉于入南京前开创了‘百人斩竞赛’这种比赛的先例。二人在10日紫金山攻略战的忙乱中创出了106：105的纪录。10日正午，两少尉单手提卷刃的日本刀会面。野田说：‘喂，我杀了105人，你呢？’向井说：‘我杀了106人。’两少尉哈哈大笑起来。结果，不管谁何时先杀超过百人的，二人马上达成一致意见：‘那么就算我们平手吧。但是我们再杀到150人，怎么样？’11日果真开始了斩150人的竞赛。11日中午，在俯瞰中山陵的紫金山上，正在搜捕残败军的向井少尉说起了‘斩百人平局竞赛’的始末，‘不知不觉中两方都超过了百人，真是愉快啊。我的关孙六刀崩刃是因为我把一个人连同他的钢盔一起砍了。说好了战争结束后，就把这把日本刀赠给贵社了。11日凌晨3点，在友军的珍奇战术下搜查紫金山残敌时，我也被敌人发现了，我站在弹雨中，心想：唉，听天命吧。可是却一次都没被击中，这都多亏了这把孙六刀。’向井少尉给记者看了这把在飞来敌弹中吸了106人血的‘孙六’。”

向井敏明、野田毅二人杀人比赛这一旷古“奇闻”，震惊了中外媒体。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1月1日，上海租界英文《密勒氏评论报》转载《东京日日新闻》刊载的向井敏明、野田毅二人杀人竞赛的消息，并发表《向井与野田两少尉是如何完成杀人定额的？》。此外，西班牙、苏联等国媒体也对向井敏明、野田毅二人的杀人比赛进行了报道。由于日军对南京城的封锁，中方媒体对有关日军南京暴行的报道相对滞后，直至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1月25日，《申报》（汉口版）才以《紫金山下杀人竞赛敌兵惨绝人寰》为题，转述《密勒氏评论报》对“百人斩”的报道，揭露向井敏明与野田毅在南京进行杀人竞赛的事件。同日，武汉《新华日报》也刊发了题为《南京紫金山下杀人竞赛，寇军暴行惨绝人寰》的报道。

早在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2月起，重庆国民政府就成立了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后又相继设立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南京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战犯处理委员会，以及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经3年时间在民众中广泛征集证言，证物。才形成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国民政府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发布的《谷寿夫战犯案件判决书》和“南京大屠杀案卷”，首次提出“30万人以上说”，即“我被俘军民遭日军用机枪集体射杀并焚尸体灭迹者，有单耀亭等十九万余人。此外零星屠杀，其尸体经慈善机关收埋者十五万余具。被害总数达三十万以上”。温书林在《南京大屠杀》里介绍：“经1946年2月中国南京军事法庭查证：日军集体大屠杀28案，19万人，日军零散杀人858案，15万人，总计在南京屠杀34万人。​”到了1983年底，中共南京市委，南京市政府重启对南京大屠杀全面调查研究。又经过4年努力，期间对南京大屠杀受害者，幸存者，目击者1756人进行调查，登记告册。同时对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以及北京，上海，南京，武汉，重庆，成都等地的图书馆等收藏的有关历史档案和报刊资料，进行收集整理，考证。并组织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苏州大学，江苏省社会科学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南京市地方志办公室等单位的专家，学者，进行反复论证，最终确认了“30万以上”说。

之所以采取“30万以上”这一笼统说法，是基于国际学界“宜粗不宜细”的原则。为日后的进一步研究和定论，留下了一定的空间。同时也否定了之前10万人，20万人，将遇难人数界定为至少30万人，是科学，严谨的。同样二战德国屠杀犹太人研究，目前国际学界均统一采用“600万人以上说”，德国柏林建成欧洲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及纪念碑群上，也使用此数字。实际截止2017年5月，仍有130万以上遇难者姓名不详。但这并未影响“600万人以上说”的权威性。所以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30万人以上”说，是符合国际学界研究标准的，是毫无争议的。再加上1987年至今，国内外涌起大量日本学界的研究成果，史料文献和老兵日记，德美英等国档案文献，以及新发现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证言等；还有《拉贝日记》，《东史郎日记》，《魏特琳日记》等一批有影响的外国人士日记，这些新的史料文献的研究成果都证明了“30万人以上说”的权威性。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12月17日，松井石根发布了《攻占南京城要领》中，明确规定：“在敌之残兵仍据守城内的情况下……各师团以步兵一个联队为基干部队进入城内进行扫荡。”而接任上海派遣军司令的皇叔朝香宫鸠彦王，更是亲自署名盖章，发布了一道“机密，阅后销毁”的密令：“杀掉全部俘虏！”

而正是在日军高层的直接命令下，日军随意处死俘虏的政策，被从上至下得到彻底贯彻执行。根据日军第16师团师团长中岛今朝吾日记手迹，记载：“12月13日，败逃之敌大部进入第十六师团作战地区的林中和村庄，还有从镇江要塞逃来的。到处都是俘虏，数量之大难以处理。基本上不实行俘虏政策，决定采取全部彻底消灭的方针。事后得知，仅旅团长佐佐木到一的部队就处理约15000人，而守备太平门的一名中队长处理了约1300人……”。

在淞沪会战与南京保卫战中，日军在短短4个月的时间内就阵亡了将近6万人，这对战前只有60万常备军的日本来说，可谓伤亡惨重。再加上日军师团都坚持征召单一地域的兵源，士兵之间浓浓的乡情、亲情，更是将这种仇恨放大了无数倍。

据参加过进攻南京作战的日军第16师团第20联队一等兵增田六助回忆：“在攻击南京的过程中，中队不断出现伤亡，这些人都是熟悉的年轻同乡，也有是亲戚、堂兄或同胞兄弟。我的弟弟就在中国战场死了。所以我一见到中国人就想到这是弟弟的敌人……”战地记者铃木也在其自述道：“因常常在残酷的战斗和战场上置身于大批的尸体和血腥中，神经都处于麻木状态。不得不承认每当看见眼前大批倒下的日军战死者，就会腾起一种一心想对敌报复的复仇心，就会闪出施虐心理。”就连松井石根也不得不在《阵中日记》里假惺惺地表示：日军“士兵之暴行，使皇威一举扫地。”

日军高层的放任态度与日军下层士兵的畸形复仇心理叠加在一起，促成了南京大屠杀越演越烈。

日军在棉花堤对手无寸铁的无辜居民进行了血腥屠杀。一时间，棉花堤尸横遍野。

日军的两匹军马拴在当地居民郭光贵家（雨花钢窗厂内）的屋角，被流弹打死了，日军硬逼着街上的方斗斗、熊顺尧、邓银苟、高来生等老人，把马抬进郭光贵家后院，逼他们挖坑葬马。与此同时，他们又从附近居民家中抢来了几床棉被，抓来了木匠宋士波，迫令宋士波做了两块有门头高，一尺宽的木牌位，用日文写上什么军马之墓。随后，日军用刺刀逼令宋士波、方斗斗等九人用棉被将马包裹好，放进已经垫了棉被的土坑里，培上土，插上排位，像安葬什么达官贵人一样做了两个马坟。随后他们九人被日军斩首，一字排在马坟前，用以祭马。

日本著名作家洞富雄在其著作《南京大屠杀的证明》曾指出：“战争改变了人，成了只考虑自己利害得失的人。在血腥的战场上的日日夜夜中，所谓自制心或教养一下子全部丧失殆尽。谁都变得眼神可怕，开始出言粗暴，行动疯狂。”

这种畸形的变态心理最突出的表现是施暴取乐，比如将孕妇开膛破肚或把儿童四肢全部砍掉，再或者把老人塞进麻袋中浇上汽油点燃。残杀中国人会使日军士兵产生一种莫名的快感。日军的变态心理使暴行变得更加疯狂和残忍。

日军入城后，在军官“特许”的纵容下，兽性大发，八万多名无辜妇女被强奸、轮奸后杀害，其肆虐残暴程度，是人类自文明史以来绝无仅有。《南京大屠杀主犯谷寿夫判词》中说：“日军陷城后，更四出强奸，一逞淫威。据外侨所组国际委员会统计，在12月16日、17日，中国妇女遭日军蹂躏者，已越千人。且方式之离奇惨虐，实史所未闻，如12月13日，民妇陶汤氏，在中华门东仁厚里5号，被日军轮奸后，又被剖腹焚尸。怀胎9月之孕妇萧余氏，16岁少女黄柱英、陈二姑娘，及63岁之乡妇，亦同在中华门地区惨遭奸污。”“同月13日至17日间，日军在中华门外，在轮奸少女后复迫令过路僧侣续与行奸，僧拒不从，竟被处宫刑致死。”南京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调查结果称：日军的“强奸暴行，亦极为普遍，凡被日军所遇见之妇女同胞，即使迁入难民区以内者，亦被逾墙而入的日军肆意蹂躏。据主持难民区国际人士粗略统计，当时本市遭受此种凌辱之妇女不下8万人之多，且强奸之后，又施以剖乳、刺腹等种种酷刑，必置死地而后快。”

上海《大公报》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7月30日报道，当时日军几乎“每日24小时，无一时无妇女被日军拖出。”军医蒋公毂在《陷京三月记》中说，他曾亲眼目睹日军的罪行。日军“赤身裸体，公然白天宣淫，迭迳中外人目睹，当场斥为禽兽。”一位外侨说：“实际上，三分之一的强奸是在白天干的。”12月10日16时，4个日军闯入江苏路23号难民收容所办公室的邻室，将男人驱入一室，当场强奸了3个妇女。次日午后四时半，两个日军又去强奸了一个妇女，一个男子想加以阻止，竟遭日军枪击。

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判决书记载：“强奸事件很多，不论是被害人或是为了保护她的家庭只要稍微有一点反抗，经常会受到被杀害的处罚，全城中无论是年轻的少女或老年的妇女多数都被强奸了。并且在这类强奸中，还有许多是变态的和淫虐狂行为的事例。许多妇女在强奸后被杀，还将她们的躯体加以斩断…在占领后的一个月内，南京城内发生了两万起左右的强奸事件。”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12月15日，美国《芝加哥每日新闻报》第1版首次向世界报道南京大屠杀，也第一次使用“南京大屠杀”一词。“离开南京之际，我们最后见到的场面是一群三百名中国人在临江的城墙前井然有序地遭处决，那儿的尸体已有膝盖高。”12月17日，《纽约时报》记者提尔曼・杜于从“奥湖”号军舰发出特讯：“屠杀平民的现象极为普遍。星期三（指12月15日）外国人在全城四处走了走，发现每条街都有死难的平民。他们当中有的是上了年纪的老汉，有妇女，也有儿童”。“日军的抢劫已经达到洗劫全城的程度。几乎每一座房子都被日本兵闯进去过，并且经常在军官的眼皮底下随心所欲地抢东西。日本兵还逼迫中国人挑运他们抢来的物品”。

目前学界普遍认为，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11月底，蒋介石才获悉南京大屠杀真相。其日记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1月22日写道：“倭寇在京之残杀与奸淫未已，彼固陷入泥淖进退维谷，而我同胞之痛苦极矣。”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3月5日，蒋又在日记写道：“敌军残杀我南京附近之壮丁殆尽，痛极。”这迅速激起了蒋介石和国民党复仇的怒火。中苏空军和之后的中美联合空军对南京日军开始持续轰炸；南京周边国军敌后游击队，新四军和第三方武装，也不断袭扰日军。同时蒋介石命令组织对外宣传部门和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全力向世界揭露，宣传南京大屠杀真相。

抗战期间，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国民政府国际宣传处将日军官兵自拍的暴行照片作为大屠杀铁证，发送到中外各报刊刊登，发挥了很大的宣传作用。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193月间，组织派遣四位国际友人赴日本东京，秘密向日本民众宣传大屠杀真相。与此同时，国际宣传处得悉田伯烈编写完成英文著作《战争意味着什么：日军在中国的暴行》后，即派人员拜访。一方面支持田伯烈在英国出版的计划，并希望他能去美国出版此书。另一方面，向他商购该书中文译本的版权与购买该书的英文原稿。田伯烈慨然应允，并将英文原稿的副本赠与国际宣传处。国际宣传处立即组织日夜赶译；6月中旬，国际宣传处特邀请军委会政治第三厅长郭沫若为中译本作序。为了迅速出版此书，并扩大影响力。蒋介石下令军委会军需署专门拨款出版印刷，这得到了《扫荡报》社的大力支持。刊印结束后，国际宣传处决定以“汉口国民出版社”的名义出版，译者署名杨明。在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7月“七・七”抗战一周年前夕，几乎在该书英文版在伦敦出版的同时，正式出版发行；第一批1万册。至同年9月20日止，该书共印6万册。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后，该书又有加印，总印数达10万册。还将该书翻译成日文出版，书名“所谓战争”，书首刊有日本著名反战作家青山和夫写的序文，并附有日军暴行照片多张，在香港，上海及海外各地发行1万册。

另外田伯烈在当年1月还与美国牧师乔治・费奇一起，剪辑了约翰・马吉牧师在南京拍摄的大屠杀影像资料。并设法的在美国和英国放映揭露南京大屠杀的纪录片《南京暴行纪实》，该纪录片成为南京大屠杀铁证之一。

还有国际宣传处香港办事处，为了向全世界揭露日军侵华暴行，国际问题研究委员会组织著名专家徐淑希先后编写三部揭露日军侵华暴行的英文著作，分别为：The War Conduct of the Japanese（中译《日本人的战争行为》），A Digest of Japanes War Conduct（《日本人战争行为要论》）与Documents of the Nanking Safety Zone，Limited（《南京安全区档案》）。这三部英文著作成为揭露日军侵华暴行，是当时南京大屠杀最重要的论著。国际宣传处将其迅速出版，在西方各国广泛发行，在中国抗战对外宣传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11月15日， “达尔弗拉姆号”的货船驶入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坎伯拉港的4号码头。消息在码头工人中间传播：这艘船将在坎伯拉港装上附近钢厂生产的生铁，将运往日本。而这些生铁将被用来制造枪、炮、弹药，用于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在当地码头工人工会—南岸工会的组织下，坎伯拉港180名码头工人拒绝向“达尔弗拉姆号”装运生铁，达尔弗拉姆号的船员随后加入了罢工队伍。面对来自当时澳大利亚政府，矿业巨头力拓公司及日本政府的压力，拉拢，罢工工人坚持了整整10周；最后成功迫使澳大利亚政府宣布不再向日本出口生铁。坎伯拉港工人罢工的义举，得到了国民政府外交部援助；帮助他们坚持到了最后。这起事件，迅速在美国、加拿大、欧洲华人华侨及当地民众引起了巨大反响。各国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支持中国反抗日本侵略；反对日本暴行的示威活动。这在西方世界形成了同情和援助中国抗击暴日的声浪。大大打击了日本政府的国际形象，日本外交也陷入更孤立险境。形成第一次南京大屠杀国际传播浪潮。

在长达40天的大屠杀中，有30多万中国同胞惨遭日军屠戮。这种灭绝人性的法西斯暴行，已经被永远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一个忘却历史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我希望所有的家长都要教育自己的子女，永远铭记这段历史，记住日本在侵华战争中所犯下的滔天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