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解放战争初期，张家口是我军晋察冀根据地首府，地理位置和政治意义都十分突出。但张家口面临两面受敌的情况，为改变敌我态势，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请示中央后，决定发起大同集宁战役，重击华北国军。但战役结果却很难令人满意，我军不仅没能打下大同，不久后还丢了更重要的张家口。晋察冀军区兵力严重受损、根据地迅速收缩，形势非常被动，直到平津战役前基本上处于守势。

聂帅把这一仗当成教训，军政生涯中始终耿耿于怀。不过晚年撰写回忆录时，聂帅称傅作义取胜有“侥幸因素”，并且引用了傅作义本人的话：集宁会战得到胜利是一个侥幸。两位重要当事人，都说国民党军“运气好”才打了胜仗，那事实确实如此吗？有一位解放军指挥员持有不同意见，他认为当年的这场会战从根上就错了、不该打，而非运气使然。

说这话的人，是开国上将张宗逊。张宗逊级别比聂帅低，但很敢说话，因为大同集宁这一仗，跟张宗逊将军的名誉也是密切相关的。当年我军的一线负责人，正是时任大同前线指挥部司令员的张宗逊，统一调度晋察冀军区、晋绥野战军及地方部队共9个旅的兵力。张宗逊的部队将敌将董其武的3个师压缩在大同城内，敌人非常困难。

董其武是傅作义嫡系爱将，傅作义自然不会坐视不理，他派出援军第101师等部队，于9月12日与我方接战。面对这个变化，张宗逊司令员做了一个决定：将全力攻城改为“先打援，后攻城”。这是聂荣臻事后最恼火的一件事，他认为董其武已经陷入绝境、心惊胆战，我军应当坚持住、继续全力攻击大同城内敌人，而非分兵拒敌。后来董其武与援军两面夹攻，战场形势逆转，我军不得不撤离战场，完全没有达成作战目的。

涞源会议上张宗逊遭到聂荣臻严肃批评，被批为“指挥不力”；但张宗逊认为晋察冀军区首长应该负有主要责任，自己下令阻援没有问题，为此跟聂帅闹得不愉快。由于将帅失和，不久后张宗逊被调离这一战区，到西北战场辅佐彭老总去了。若非大同集宁一战，也许张宗逊不会成为西北野战军副司令员。

话说回来，到底是谁的责任呢？后人看待史料，只能见仁见智，不好妄加评议。跟聂帅一样，张宗逊将军也有回忆录，详细分析了当年的那次失利。他总结道：晋察冀前期主动裁军过多，打大仗时兵力不足，是一大问题；军区上下弥漫轻敌情绪，坚持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打攻坚战，是其二；最后张宗逊强调：毛主席及党中央，事先3次发电指示“勿动傅作义部队”，军区相关首长不以为然，并给中央提供错误反馈。

孰是孰非难以论说。但不能看出，大同集宁战役是张宗逊将军的一大心结，晚年仍然十分遗憾。有意思的是，关于这一战，傅作义确实曾自称“侥幸”，这里面有两个因素：傅作义是一代名将，很会打仗，战后总结时比较理智全面，不愿自夸；另外傅作义在49年北平起义后，终归属于“弃暗投明”的将领，讲话谦虚低调也属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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