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卡门的提琴
编辑|卡门的提琴
唐朝著名的文臣魏征，又被称为"千古第一谏臣"。
而魏征可不是什么好惹的主，别看他只是个小小的臣子，可他的嘴真不是盖的，不怕得罪皇帝，对于皇帝的错误决策，他从来不留情面，当面就直接说破。
那股子直言不讳的劲儿，连执掌天下的唐太宗李世民都得忍着。
魏征的智慧与正直，帮助打造了唐朝的“贞观之治”盛世，那么，魏征究竟有着怎样的本事，能让李世民如此听他的话？
隋唐动荡造就魏征决心隋炀帝杨广于其在位的十五年里，倾尽全力摧毁了他父亲建立的强大国家。
柏杨先生称其在夺嫡弑父、“如愿以偿地当了皇帝之后，被压制十四年之久的兽性，像火山一样，以雷霆万钧之力向外爆发，最后除了一根绞绳外，任何东西都阻挡不住。”
杨广终于为他的极端自私付出了最沉重的代价，江都之变死于他的亲信宇文化及之手，最终葬身雷塘。
这接连的变故对于身死国破的杨广已无任何意义，但对天下百姓而言，却意味着新一轮的离乱又将上演。
据统计，在持续了十八年的隋末农民大起义混战中，全国人口由4600万锐减至1600万，整个国家近三分之二的人死于非命。
面对满目疮痍的国家，自幼“好读书，多所通涉”的魏征，“见天下渐乱，尤属意纵横之说”，他也跟其他有志之士一样，投入到战争的洪流之中，曾先后在李密的瓦岗军和窦建德的大夏政权之间颠沛。
在战火中辗转的魏征，目睹群雄并起、人不堪命的社会局势，对时局进行了深入分析，得出结论：一切混乱都是源于隋炀帝“行桀虐，以就灭亡”。
他进而对隋炀帝的暴政进行深刻反思，魏征曾对皇帝讲述了一个隋炀帝滥刑的案例：
在一件盗案中，但凡有一点嫌疑的人都被施以酷刑，受刑之人苦撑不住，只能屈打成招，认罪了事，更恐怖的是，隋炀帝竟然不分皂白下令将两千多人同日斩首。
大理丞张元济在详细审查此案之后，发现仅有四人确实不能排除嫌疑， 然而作为国家政府中最高司法机关的副长官，他竟不敢向隋炀帝报告这个结果，只能看着成百上千的人无辜枉死。
唐太宗听罢深有感慨，决心着力贯彻魏征所提倡的恤刑观念。
由此可见，魏征以人为本的法哲学思想，在现实层面直接源于对社会实际状况的观察和思考。
隋唐之际，社会动荡，战乱频仍，由此造成的人口下降、生产停顿、经济衰退，使得初唐统治阶层的决策面临严峻的考验。
艰苦出身造就崇高性格魏征本人出身于底层官吏家庭，少年丧父、青年时期家道衰败，他的成长环境贴近社会；且在隋末战乱中，魏征饱经颠沛流离，仕途也相对坎坷。
正是这两个原因使得魏征在观察和思考的时候，能够区别于出身世家大族的大臣，更多地着眼于底层社会大众的困境与需求，从而逐渐在其思想中注入了一种人文关怀。
君臣共同望治的决心在战乱之中，与魏征思考着相同问题的是隋朝的太原留守、唐国公李渊的次子，后来的唐太宗皇帝李世民。
在与其父一道组织反隋起义并最终取胜的过程中，李世民以一种与魏征截然不同的姿态观察残破的山河，胸怀大志而且不甘寂寞。
他的野心并非路人皆知，却也并不难想见。
吕思勉先生用不到四十个字交待了故事的前因后果，不可谓不精彩。他说：“唐高祖的得天下，大半由于秦王世民之力，而即位之后，却立建成做太子；于是有‘玄武门之变’。”
夺取了皇权的李世民任人以能，起用大批官吏，其中包括擢自敌营的魏征。对魏征而言这无疑是一次机遇。
《旧唐书·魏征传》载：太宗新即位，励精政道，数引征于卧内，访以得失。征雅有经国之才，性又抗直，无所曲挠，太宗与之言，未尝不欣然纳受。征亦喜逢知己之主，思竭其用，知无不言。太宗尝劳之曰：“卿所陈谏，前后二百余事，非卿至诚奉国，何能若是？”
李世民与魏征这一对君臣的惺惺相惜，源自二人所处的相同的时代大背景，也由于二人共同为治的决心与态度。
在他们的对话中，最常见的题目就是总结杨隋政权覆灭的经验教训，并提出避免重蹈覆辙的解决方案。
例如贞观二年（628）二月的一次君臣对论，被司马光选录在《资治通鉴》中：戊子，上谓侍臣曰：“朕观隋炀帝集，文辞奥博，亦知是尧、舜而非桀、纣，然行事何其反也！”魏征对曰：“人君虽圣哲，尤当虚己以受人，故智者嫌其谋，勇者竭其力。炀帝恃其俊才，骄矜自用，故口颂尧、舜之言而身为桀、纣之行， 曾不自知以致覆亡也。”上曰：“前事不远，吾属之师也。”
此类君臣应对，于史书中比比皆是，这里取其一则，仅为管中窥豹，其君臣一心共同望治的决心亦可略见一斑。
对于这种决心，王仲荦先生有很中肯的评价。
他在《隋唐五代史》这部著作中的序言中将唐初与汉初相对比，指出此两段历史时期具有某种程度上的相似性。
二者均继二世而亡的朝代之后，痛定思痛，休养生息，显示出历史的某种规律性：与汉初统治者的以秦为鉴如出一辙，唐初统治者也因为对隋朝覆灭教训的警戒， 制定了安国宁民的政治方针。
这种方针当中自然融入了魏征以人为本的法哲学思想。
以人为本的治国思想魏征的法哲学思想内涵大体上包括了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法律本体论，这一部分主要涉及魏征在法律的一些基本问题上的基本观点，他在给皇帝的奏疏中详细分析了法律是什么、为什么等问题，延续德主刑辅的儒家法律传统，将法律视为治国为政的辅助手段。
第二部分是法律价值论，魏征集中论述了法律的公平价值，认为公平是法的最高价值。
第三部分是法律运行论，魏征非常重视法的运行，对法律运行的各个环节都有所思考：
在立法方面，强调“因时设教”，针对隋亡的教训提出“静以安人”的经济立法主张和“慎刑卹典”的刑事立法主张；
在司法方面，从法律的公平价值出发，提出“疑则从轻者”和“不严讯，不旁求”的刑事司法主张，提醒皇帝和司法官吏在司法活动中贯彻和维护“慎刑卹典”的立法精神；
在法律的施行方面，他强调“信”，认为法律应当是稳定的，才能保障其权威性，从而取得良好的运行效果，而在这个过程中最关键的环节是皇帝的诚信守法，对于皇帝不能依法处断的案件，魏征都会在旁劝谏，引导皇帝依法执政、严格守法。
魏征将治理国家的过程比作驾车行驶，仁义道德就像跑马飞奔的四蹄，而刑罚手段好比御者手持的鞭策，一旦马尽力奔跑，则御者再无需挥鞭，车驾自可运转自如；
而只有当马匹出现问题不再奔跑，才应当挥鞭催促，使其恢复运转。
他肯定法律的重要性，但指出不可滥用法律，如果皇帝夸大法律的作用而不注重道德建设，就会造成“小人道长， 君子道消”的局面，而“小人之恶不惩，君子之善不劝，而忘治安刑措，非所闻也。”
设法与天下与共对于法的运行，魏征并未专门著文加以系统论述，但是这并不能说明他不重视法律的运行对治国的重要作用，相反，在魏征的奏疏和平日对皇帝的谏言中，阐述法律的运行这一命题的言论比比皆是，只是比较分散。
总体来看，魏征重视立法，认为皇帝“设法，与天下共之”，又说“若国家纲纪替坏，臣所不知”强调国家应当谨慎立法，以保障官吏与百姓有法可依；
在法律实施的过程中，应当维持法律的稳定性，指出若国家“宪章不一”，则是“稽之王度，实亏君道”；
在司法领域，魏征以法律的公平价值为理论指导，阐述了“疑则从轻者”和“不严讯，不旁求”的刑事司法主张；
在法律运行的整个过程中，魏征最为重视的就是守法这一个环节，而又特别强调皇帝应当以守法为先， 不可因私废法。
贞观君臣起于乱世，对前朝的暴政和战争的残酷都深有体会，如今要转变身份治国理政，自然首先想到引隋亡之故事为覆车之鉴，从中汲取经验教训，以便制定有效的方针政策。
魏征尤其如此，他在一份奏折中总结了隋亡的原因，文中指出，为国者皆欲国祚绵长、子孙万代，隋炀帝也不例外，但是他却败坏了国家，导致可悲的结局，原因在于“所以求之失其道也”。于是他在总结隋亡教训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相应的立法主张。
总结魏征并非法官，亦未曾参与制定《贞观律》，但是在辅佐皇帝的过程中，他却无时无刻不在督促皇帝规范其自身的言行；
在死刑复奏走向制度化的这三年以及后来的政治生涯中，魏征也不遗余力地向皇帝灌输善始克终的守法思想。
可见，在推动具体的制度建设方面，魏征也通过对皇帝的潜移默化而有所建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