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戴笠，人们最早想到的就是特务头子。我们常说的特务从专业角度来说，是指服务于政治，经过特殊训练并执行一些残忍的、不能见光的特殊任务的那些人。事实上他们也确实是如此，唯一需要注意的是，特务最初其实只是个中性词，因为这只是属于一个职业名称。但是由于我国当年的年代原因，导致特务成为了专指国民党执行暗杀、抓捕、破坏任务的一批人的代名词。

而戴笠就是接手蒋介石创立军统局的最早负责人。军统局的全称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在里面工作的人常被人称为特务，因而戴笠这个负责人被称作“特务头子”也没有冤枉了他。

1897年5月28日下午6点左右，一声响亮的啼哭声催促着江山县硖口镇的一栋老宅里的人开始忙碌起来。显然，这声啼哭代表了一个婴儿的出世，而这个婴儿就是我们熟知的戴笠，不过那个时候，他还不叫这个名字，他的父亲给他起名为戴春风。

年少的戴春风更有着深厚的家学渊源，在戴氏族谱中，最早可以追溯到汉武帝时期的戴圣。数千年以来戴家内部无论怎样分合，戴氏都一直没有断绝血脉，戴家经久不衰地发展到了戴春风这一代。

虽然戴家祖上显赫，但是显然到了戴父这一代时已经隐隐展现出颓态。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一真理是经过实践充分检验的，因此它也在戴家的发展过程中加以印证。戴父在晚年放纵生活，几乎把祖上留下的财产挥霍一空，即使家里的经济状况已经日渐窘迫，戴父也丝毫不知悔改，仍然大手大脚地花钱。

最终，戴父在戴春风6岁时撒手人寰。人死如灯灭，戴父无所谓自己死后家里人会面临怎样的窘境，只留下了一个坏名声和没有财富积累的戴家空壳子。

我们知道，家庭教育对于一个孩子的影响伴随他的一生，戴父对家庭的不负责任以及穷困窘迫的家庭环境，推动着年幼的戴春风往一个更加扭曲和凶狠冷酷的方向发展。一般来说，身为母亲的蓝月喜不可能没有察觉到孩子的心理变化，但是在吃穿都成问题的情况下，蓝月喜已经尽自己最大努力让戴春风保持读书写字的习惯，实在没有多余的精力关心孩子的心理问题。

就这样，在母亲的不自觉地放纵下，戴春风逐渐形成了集自负和自卑、顽固和谄媚、乖僻和热情于一体的矛盾性格。随着时间的推移，戴春风逐渐开始变成我们熟知的戴笠。

戴春风无疑是聪明的，在深厚家学渊源的指导下，他在读书时成绩一直优异非常。后来1914年的一个秋天，戴春风离开家乡那个小县城，前往杭州的省立第一中学读书。然而戴春风虽然人到了杭州去上学，心里还仍然是小地方的心理。

何出此言呢？原来戴春风在自己家念小学的时候早就养成了一些不太好的习惯，而到了杭州也没有改变。当他看到学校里的同学都穿着洋气时髦的绸缎，而自己因为家里穷，只能穿着粗布烂衫时，那种不满的情绪到达了顶峰。恶习加上他扭曲的性格促使他决定去商店里偷一件来穿。

很快，戴春风就将这一想法付诸实践，他假装自己是选衣服的顾客，但是在进店以后居然抓起一件衣服就大步逃走。而店员在戴春风穿着粗布烂衫进店时就已经十分警惕，暗暗记住了戴春风的校牌。当这人抢了衣服就跑后店员也不着急，马上联系学校去举报。学校在震惊之余，选择了开除戴春风。

被开除后的戴春风四处骗钱，靠着卖惨和骗来的钱兜兜转转又回到了家里。蓝月喜见状又喜又悲，喜的是见到了好久没见的儿子，悲的是自己多年来的努力付诸东流。不过戴春风显然不以为意，回到家之后仍然一副混吃等死的样子。

在这个时代里，时局风云变幻，好巧不巧浙君师长周凤岐在招兵买马的消息传到了戴春风的耳中，他早已不满现如今平淡无波的生活，兴冲冲地就过去报名。被录用后的戴春风作为一个小兵跟着周凤岐四处打仗，在浙一师的一次大败之后被俘。这段痛苦不堪的经历在戴春风多年以后也时常勾起他的回忆。

不过这样的经历却没有打消他想要进入行伍的念头，因此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下，戴春风报考了黄埔军校，为了给自己打一个响亮的名头，他把体现父母对自己期望的戴春风一名，改为戴笠。“君乘车，我戴笠，他日相逢下车辑”这句话正是戴笠名字的由来。

进入军校后的戴笠被编入入伍生部第一团第十七连，精于世故的他很快就和学校里的学生打成一片并意外获得蒋介石的赏识，着手负责情报工作。最开始，戴笠并不是直属蒋介石进行工作，而是在胡靖安手下作为情报小兵工作的。这时候的戴笠还没有以后那样的权利和实力能够支撑他进行大规模的情报活动。

因此戴笠就拿出了曾经的看家本领，即混迹于三教九流之间，通过拉关系来一步步获取自己想要的资料。这样的情报当然不一定是准确的，但是经过这样获得的情报，可能比起通过庞大的情报组织进行搜查而获得的情报更加细致，往往能够触及到一些不为人知的领域。

不过现在还是个情报小兵的戴笠，显然还不具备保护自己劳动成果的能力。因此在胡靖安手下工作时，待敌偶尔打探到一些有用的情报，经过胡靖安的传递后，就变成了他自己的工作成绩。人微言轻的戴笠当然无法为自己辩驳，也不能为自己辩驳。得罪自己直系上司的后果不是他一个小兵能够承受的。

就这样，戴笠在胡靖安手下磨了多年。但戴笠不是一个安于现状的人，他渴望实实在在的权利，因此不断地找机会接近蒋介石，企图做出一些值得“表彰”的“功勋”，并借此爬上高位。在极其强烈的功利心的驱使下，戴笠终于“荣升”中华民族复兴社特务处的处长。

此时的戴笠几乎就是在蒋介石手下工作了，他成为了蒋介石拿在手里的一把刀，不断地为蒋介石肃清他的政敌，十分趁手，指哪打哪。先是与王亚樵进行恶斗，将其逼退上海，而后成立特务处华北区，又暗杀国民党左派人士杨杏佛。

他一方面为蒋介石暗杀政敌和各种进步人士，另一方面又为国民党针对日本的行动作出了一些贡献。他不管事情实际上的对错，也不管自己做的事是否有利于当前时局，他只管执行蒋介石发布的任务，完美地扮演着一把没有思考能力的匕首。他手上沾的血越来越多，背后的尸体越堆越高。

这一系列行为一步步加深了戴笠在蒋介石心中的分量，试问，谁不想有一把完全属于自己的听话武器呢？反正蒋介石是不能拒绝的，不然不会一步步给予戴笠越来越大的权柄。

要说戴笠在讲解时心中的分量经过不断地累积后发生质变的时刻，大概就是西安事变之后了吧。1936年12月12日是我们都知道的一个日子。在这一天主张积极抗战的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兵变，扣押了蒋介石，直接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由此形成。

站在中共一方来说，这一行为无疑处处体现着一个伟大爱国将领的形象。但是站在处于对立面的国民党一方，张杨二人的行为实实在在地触犯了蒋介石的权威。当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蒋介石指派戴笠将二人软禁。

原本戴笠身在南京，完全不知晓这件事。但是当蒋介石被扣押的消息传回去之后，或许是出于所谓的“使命感”，又或许是身为蒋介石手上“匕首”的身份已经渗入他的骨髓，他主动提出要去西安营救蒋介石。

对于蒋介石来说，戴笠原本只是一把趁手的兵器，人对于普通的兵器是不会产生感情的。但凡人对兵器能够产生感情，都是因为他真正把这把兵器看做是自己的东西，划入了自己的地盘内。显然，戴笠这一行为就是在向蒋介石宣告：我想真正成为你手里的利刃。

蒋介石默许了，甚至在成立了我们熟知的军统后，还让戴笠做了副局长。别看戴笠的职位面前带个“副”字，他手上实际掌握的权柄可比正局长陈立夫高，是军统背后真正的决策人。

站在这个位置上的戴笠第一次感受到做真正决策人的快感，他在尽职尽责扮演好利刃的同时，更加残忍地对待抓捕来的包括国内和日本的各种俘虏。他不满足于普通的杀人，利用各种见不得光的刑罚对犯人进行审讯，在刑罚折磨下，特务和间谍们往往在生不如死中招供了自己所知的各种情报。

但是出了审讯室的大门，他又衣冠楚楚地整理好身上的衣服，保证不让任何血腥气散发出来。他知道自己所有的行为都是见不得光的，而作为上位者的蒋介石只想知道消息的实际内容，而厌恶自己取得消息的过程。因此他必须时刻保持良好的形象，不能让那些应当深埋于地底的东西见到太阳。

一方面他揣测蒋介石的心意，另一方面他又十分重视蒋介石的雷区，最起码不会在他面前表现出来。就如蒋介石极其厌恶贪污腐败一事，这就使得戴笠在蒋介石面前永远是开着一辆破车，并且找准各种机会去进行军中贪污的整顿。

在对蒋介石的刻意迎合下，蒋介石又反馈给他更高重视。因为特务的作用在蒋介石这一生最重视的三个要素中排在首位的，这三个点分别是特务、军队和财政。在另外两点上，蒋介石有许多可供替换的“人才”，但是只有戴笠是唯一且无法替换的，戴笠的手段无人能模仿和复制，这是他的唯一性的根本来源。

在蒋介石的支持下，戴笠的军统就如同戴笠自己一样，在国民党的地位不断地提高，队伍也不断壮大，最终形成了极其恐怖的规模，与直接隶属于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相比也不遑多让，渗透到了纯特工和军事范畴在内的各个方面，例如政治、经济、文化、行政、教育等等。

就像任何位高权重的人一样，蒋介石对于权柄越来越大的戴笠逐渐开始忌惮和怀疑，更何况蒋介石本人确实是一个猜忌心极重的人，对于这样的情势不得不对戴笠进行提防和戒备。在对待戴笠心态的微妙转变下，蒋介石与戴笠相处时开始似有若无地表现出对戴笠的避讳，不似从前那样亲切地叫他“戴科长”，一些要务也开始叫别的人去处理。

像戴笠这样敏感又同样多疑的人怎么会察觉不到蒋介石态度的微妙变化？他敏锐地感受到这些细微的差别，但是佯装不知，像平常一样表现出对蒋介石的“忠诚”。但同时狡兔还有三窟呢，戴笠也开始悄悄盘算起自己的后路。

他深知自己在特务工作上的不可替代性，也深知蒋介石在短时间内不可能找到像他一样的优质“武器”。所以他利用这个时间差开始谋求自己在受到“兔死狗烹”待遇之后的发展。

首先就是要先稳住蒋介石的心态，在1942年10月，蒋介石要去兰州和西安视察。多年来察言观色和对时机把握的能力，促使戴笠牢牢抓住这个机会随侍左右，亲自负责蒋介石安保工作。

其次就是找到另一棵可以让他背靠乘凉的大树。他把目光伸向了宋美龄和宋子文。因为蒋介石虽然好猜忌，但是对家里人却很好，尤其在一些大事要事上，宋美龄和宋子文是说得上话的。

另外，他又看准了美国特工这一市场，因为他在特工活动上的能力确实在众多能力中最为突出，他要把这当做自己的筹码来谋求进一步发展。为此，戴笠积极与梅乐思展开交往，加深自己在美国特工界的认识和影响力，甚至为了获取梅乐思的信任，敢于将自己置于险境去深入沦陷区腹地去调查日方的机密。

最后就是提高毛人凤在军统里的地位，将自己被分出去的隐性权利以正式合格的手续交给毛人凤。间接地向蒋介石表示自己实际上没有那么热衷于权利的集中。狡兔三窟，戴笠居然给自己挖了四条后路。这种小心谨慎是一般人不能做到的，可见戴笠能走到那个位置不是只靠运气和滑头。

做好万全准备后，得知何应钦将要前往美国进行考察，在想到自己在美方做出的努力后，戴笠想和何应钦一起去美国。这念头一出现，戴笠马上就想着要行动。因此他立刻动身准备飞往南京拜会何应钦。但是蒋介石的电报就在这种谁也没有想到的时刻发了过来，电报中要求戴笠以最短时间回渝，参加情报机构整顿会议。

虽然戴笠并不想在这个节骨眼上中断已经打算好的计划，但是蒋介石的命令，戴笠是不会违抗的。不过为了进一步确认好自己后路的可操作性，戴笠在临行前前往青岛进行了一次秘密会谈。会谈结束后的戴笠一刻也没有耽误就想着马上启程，可是青岛恶劣的天气状况让他有所迟疑。

要知道，此次启程所使用的交通工具是直升机，虽然他有丰富的操作直升机经验，但恶劣气候对于飞机飞行的影响仍然是让人头疼的。沉默良久后，戴笠还是决定启程，只不过稍微改变了一下飞行线路，在回程的过程中要去南京稍作休整。

就这样，飞机起航了，临行前的担忧在飞机离开地面的那一刻正悄然应验。飞机到达南京时，天气仍然处于不利于飞机降落的状态。但在这一刻，无论是继续飞行还是直接降落，都有着巨大隐患。戴笠一咬牙仍然决定在南京降落。

意料之中，飞机在这样一个雨天失事了，戴笠葬身戴山。对于戴笠的死蒋介石十分悲痛。可是这种悲痛在蒋介石看到戴笠的巨额遗产的时候就又化为了十足的愤怒。他难以想象一直以清廉示人的戴笠居然有着常人难以企及的巨额财产。不过人死如灯灭，蒋介石对戴笠的猜忌和愤怒最终都随着戴笠的死一起坠落在戴山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