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0月，正当全中国还沉浸在抗战胜利的喜悦中，军统头子戴笠却犹如一只热锅上的蚂蚁四处逃窜。原来，他的特务组织即将不保，他的“戴老板”身份也即将不保。

为了做出“民主”和“文明”的姿态，蒋某人不得不进行一场政治作秀，在司法、经济、外交和文化等方面进行调整，而其中的重点就是裁撤特务组织。一来，这样可以平息民众对臭名昭著军统的深恶痛恨；二来，这样可以缓解国民党内诸多派系的不满情绪；三来，这样可以彰显自己的领袖地位和民主形象。

很显然，这是一箭三雕！

具体负责军统裁撤工作的“领导小组”很快便成立了，由胡宗南、钱大钧、唐纵和宣铁吾组成。其中，钱大钧曾是侍从室主任和军统局长，与后来者戴笠属于面和心不和；唐纵从复兴社起就是戴笠的老对手，两人的关系甚至连“面和”都谈不上；宣铁吾是黄埔一期生，其父还是蒋某人的拜把兄弟，与戴笠的关系势同水火；只有胡宗南，长期与戴笠交好并且互为依靠。

对于胡宗南和戴笠的私交，蒋某人自然是心知肚明，吸纳他加入领导小组也是兵行险招。因为，他既不希望自己落下鸟尽弓藏和过河拆桥的骂名，还想通过胡、戴二人的密切关系探知对方详情。

最关键的是，蒋某人深知胡宗南的为人，在自己和戴笠之间如何选择？他一定拎得清！绝对不会舍本逐末。

眼见“领导小组”已经磨刀霍霍向猪羊，戴笠赶紧选择躲避，以巡视督办各地的“肃奸案”为由滞留在华北和东北，而且还飞来飞去显得很忙。同时，他也在积极思考对策，如何才能保住自己的军统组织，如何才能保住自己的权势。

面对“领导小组”接二连三要求火速回渝的电报，戴笠无动于衷继续借故推脱，直到委员长侍从室来电询问。这下，他不得不亲自给蒋某人回复:

校长钧鉴:电谕敬悉。本当遵谕返渝，因平津宁沪巨案，尚待亲理，本月中旬始能面临教诲，敬乞示遵。生云天在外，唯命是从。讵料煮豆燃箕，相煎何急。生效忠钧座，敢云无一念之私。不得已而晋忠言，冒死陈词，伏乞明察。生，戴笠。

川岛芳子

川岛芳子原名叫爱新觉罗·显玗，是肃亲王善耆的第十四个女儿，因为仇视民国政府而成为日本的间谍，还为自己赢得了“男装女谍”和“东方女魔”等绰号。1945年10月10日，她躲藏在北平的东四九条胡同却被军统抓获。

由于川岛芳子长期在华北和东北活动，又对满蒙和日伪的情况都极为熟悉，而且手中还掌握着大量的谍报网络和秘密情报，自然引起了戴笠的重视。经他亲自审讯，对方熬不住酷刑供出军统北平站站长马汉三曾经叛变投日，同时还牵涉到了一柄“九龙宝剑”，此物目前就在北平。

川岛芳子提到“九龙宝剑”，本意是作为一个佐证而坐实马汉三叛变投日的罪行，希望自己得到从轻处罚。可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

戴笠一听到“九龙宝剑”这几个字，当即便两眼放光，并且还详细询问了宝剑的外形和尺寸，询问剑鞘是否有雕龙，询问剑柄是否镶嵌宝石。原来，这就是1928年孙殿英东陵盗宝的赃物，是乾隆墓中最珍贵的随葬品，象征着“九九归一”的无上皇权。

当年，孙殿英盗掘乾隆墓和慈禧墓的罪行被曝光后，立即就遭到了社会各界的唾弃，逊帝溥仪更是指天发誓要报仇雪恨。面对各方的压力，蒋某自然不敢公开包庇，随即在报纸上冠冕堂皇地表示:

呈文具悉，通饬所属，一体严密缉拿，务获究办，毋稍宽纵。

为了保住小命，为了寻求庇护，孙殿英不得不四处打点。他将慈禧墓中的翡翠西瓜赠给了宋子文，又将慈禧口含的夜明珠赠给了宋美龄，还将乾隆帝佩戴的朝珠赠给了戴笠，同时委托他将九龙宝剑转呈蒋某。

戴笠不敢收下这些赃物，却又不舍得拒绝，于是便让军统北平站的站长马汉三代为保管。谁曾想到，此人不仅成为了日军的俘虏，而且还可耻地叛变投敌，更把九龙宝剑献给了田中隆吉，估计早已经被带到日本了。

通过川岛芳子得知九龙宝剑尚在北平，戴笠并没有立刻对马汉三动手，而是派人前去索要“当年的那把古剑”。为了活命，对方不仅痛快地交出了宝剑，还谎称自己“出生入死”才保住了国家文物。

见到九龙宝剑后，戴笠变得欣喜若狂，因为他认为自己掌握了扭转乾坤的砝码。或许，蒋某会因为这份大礼而留下军统，最起码也能延缓裁撤的速度。

由于戴笠迟迟没有返回重庆，使得军统裁撤工作进展缓慢，终于引起了蒋某的强烈不满。于是，他在1946年3月初接连发出两封加急电报，语气和措辞也相当的强硬。

3月16日，戴笠到达青岛并于第二天乘坐222号专机于11:45分飞往上海，准备短暂停留后再飞往重庆。由于遭遇暴雨和雷电，空军在华东地区出动4架飞机进行导航却依然无济于事，最终在13:13分坠毁于南京附近的岱山。

问题来了，戴笠从青岛准备飞往重庆去面见蒋某人，为何要绕道上海并且短暂停留？答案是女人，一个名叫胡蝶的女人。

胡蝶

作为民国影坛的代表人物，胡蝶在当时算得上superstar，被誉为“中国的电影皇后”和“中国的葛丽泰·嘉宝”。她在淞沪会战期间逃往香港避难，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又返回大陆，途中丢失了几乎所有的家资，无奈向军统的戴笠求助。

戴笠虽然阴险狡诈，虽然辣手无情，但却是一个十足的好色之徒，早就对胡蝶垂涎三尺。于是，他在查找无果的情况下索性按照开列的失物清单速购补齐，还刻意增加了许多的金银首饰，终于博得美人一笑。

福兮？祸兮！正是由于这种贪婪，酿成了胡蝶接下来的人生悲剧。

为了达到目的，戴笠暗中指使特务栽赃陷害胡蝶的丈夫潘有声为日伪间谍，还假惺惺地安排对方前去西南边境大发战争横财。就这样，他乘虚而入强行将她接到中美合作所内的杨家山公馆包养，甚至限制了人身自由。

得知真相后，潘有声迅速返回重庆但却已经见不到自己的妻子，只得绝望返回沦陷区的上海。在抗战胜利后，戴笠准备与胡蝶正式结婚，遂安排她先去上海办理离婚手续。

戴笠这次乘机绕道上海，目的就是专程去见胡蝶，去落实对方的离婚事宜是否办妥。看来，好色害死人啊！

3月18日凌晨，毛人凤亲自向蒋某人汇报戴笠专机已于昨日下午坠毁的消息，对方沉默良久后要求马上展开搜索工作。由于连日暴雨的冲刷，飞机残骸已经残肢断体，其尸体更是七零八碎，仅靠左侧臼齿上下镶嵌的6颗金牙才确定了身份。

远在重庆的蒋某很快便得到消息，悲痛之下还数度落泪。在当天的日记中，他是这样记载的:

不幸以气候恶劣竟在南京附近遇险身亡，殊为悲痛，此生虽多缺点，但其忠诚与热心实不愧革命信徒也。今焉则无矣！

1946年4月1日，国民政府在重庆为戴笠举行了隆重的公祭大会，规模之大和规格之高都是空前的。蒋某人不仅亲自到场致哀，而且还在讲话时泪流满面，高度评价了这位“总裁佩剑”的一生。

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后，蒋某再次为戴笠举行了隆重的祭奠仪式，自己还亲题了“雄才冠群英，山河澄清仗汝绩。苟祸从天降，风云变幻痛予心”的挽联。不过，章士钊留下的挽联似乎更加客观公允:

生为国家，死为国家，平生具侠义风，功罪盖棺犹未定。

誉满天下，谤满天下，乱世行春秋事，是非留待后人评。

1946年9月，南京的《中央日报》突然刊登了一则重要新闻:

军统局业已奉令撤销，今后如有不法之徒假借本局之名在外招摇撞骗和敲诈勒索，应请当地军宪警机关随时查扣法办。

看来，蒋某虽然惋惜戴笠殒命于岱山，但对于军统的裁撤工作却没有丝毫的停歇。因为，这个特务组织已经渐成尾大不掉之势，再不清除将会危及到自身的极权统治。

军统局的全称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最早由南京的复兴社演变而来，始终宣扬“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成立之初，局长由陈立夫兼任，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搜集我方的情报和日方的情报，徐恩曾负责党务处，戴笠负责军警处，丁默邨负责邮检处。

徐恩曾

从职务、排序、能量和亲疏来看，徐恩曾领导的党务处才是真正的核心部门和实权部门。不过，为了遏制陈立夫一家独大，为了扶持黄埔系崛起以平衡局面，蒋某开始有意支持戴笠的军警处。

1938年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正式分家，原党务处改组为中统局，由朱家骅兼任局长，由徐恩曾担任副局长并主持工作；原军警处改组为军统局，由陈立夫兼任局长，由戴笠担任副局长并主持工作。

在军统成立之初，戴笠为了筹措经费可谓是煞费苦心，甚至还想到了通过查禁烟土的办法进行“黑吃黑”。久而久之，他们内部就将这项创收工作称为“做生意”，故而也就有了“戴老板”的称呼。

蒋某人喜欢听到“蒋校长”，戴笠喜欢听到“戴老板”，这是千真万确的历史！

为了稳固自己的地位，戴笠积极结交蒋某人身边的红人，比如胡宗南和汤恩伯等，相互之间还形成了一荣俱荣和一损俱损的关系。不过，他深知仅凭这些还不够，关键时刻必须得到宋美龄和宋子文的支持才行。

宋子文

宋子文喜欢吃喝玩乐，喜欢西式的奢侈品，戴笠便不断投其所好用心巴结。例如，他完全不顾国家的抗战艰难，通过驼峰航线为其运送法国红酒；他完全不顾人伦纲常，提供寓所为其金屋藏娇，甚至在张乐怡“捉奸”时都及时前去化解。

戴笠并不能搞定所有人，或者说他并不愿意去搞定所有人，比如郑介民。此人是黄埔二期生，天生就是搞情报和搞政治的料，军校时期便创立了“孙文主义学会”与左派的“青年军人联合会”论战，被蒋某人盛赞为“既有政治头脑又有军事谋略”。

郑介民

作为黄埔二期生，郑介民自然看不起戴笠这个黄埔六期生，因而在军统局主任秘书的位置上不断挑战对方权威。对此，经典谍战剧《潜伏》也进行过形象的演绎，剧中的陆桥山作为郑的嫡系，丝毫不把戴笠看在眼里，自然也不把吴敬中和余则成放在眼里。

为了挤走郑介民，戴笠采取了以退为进的办法，主动向蒋某请辞并且推荐其接替自己。于是，他在“黄埔系”和“浙江系”的基础上，又获得了“不恋权势”的好评，越来越得到信任和器重，彻底架空了对方。

在抗战期间，军统非常出色地完成了各项对敌任务，不仅积极刺探日本和欧美的情报，而且还铲除了大量的汉奸和敌特。比如，像张啸林、张敬尧、唐绍仪和傅筱庵等人皆死于锄奸团之手，就连汪精卫也多次遭到过袭击。

1945年抗战胜利之初，戴笠奉命展开了铲除间谍和肃清汉奸的行动，同样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短短的三个月时间，全国各地的军统一共逮捕了汉奸和疑似汉奸四千多人，罪行确凿并且移送司法审判的就有三百多人。

当然，军统在肃奸期间也“收获颇丰”，完全可以称得上“赚得盆满钵满”。同样以谍战剧《潜伏》为例，军统天津站站长吴敬中在此期间疯狂聚敛钱财，这只是当时的一个真实缩影而已。

从全国范围来看，军统已经拥有了各类文职和外勤人员多达十万人，而且还掌握着或明或暗的“忠义救国军”，都是一些收编的土匪和投降的伪军。通过这些人，戴笠编织了一套包罗万象的体系，已经涵盖到了警察、缉私、监察、交运、航空、新闻和邮电等诸多领域。

为了塑造所谓的民主进步形象，为了推行所谓的民国宪政体制，蒋某决定接受美国顾问团的建议效仿美式军制，撤销国防最高军事委员会后建立国防部。同时，准备将长期遭人诟病和尾大不掉的军统局也一并改组，整合为保密局后编入国防部二厅管辖。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戴笠才不得不离开重庆以拖延时间，以“肃奸”的名义躲在平津地区，直到蒋某人下达严令才不得不返渝。谁知，他竟然在胡蝶的吸引下绕道上海，最终命丧岱山。

戴笠死后，裁撤军统最大的障碍已经消除，许多事情立即变得好办了，改组工作终于进入了快车道。不过，新成立的保密局究竟由谁来负责，蒋某人还是考虑了许久才做出决定。

军统内部有“四大天王”，分别是戴笠、郑介民、唐纵和毛人凤。前三人都是从复兴社开始的老牌特务，分别掌控着内部的浙江帮、广东帮和湖南帮，可谓是根深蒂固；最后一人是“半路出家的和尚”，资历和地位都有些逊色，但野心却不小。

毛人凤

经过再三权衡，蒋某人最终任命郑介民兼任保密局局长，唐纵和毛人凤为副局长，相当于分成了三大派系。很快，大幅的机构缩编工作开始进行，各种特务和外勤也纷纷下岗。例如，只有上海、南京、北平和天津这种大型城市才设立甲种站，编制不超过160人；只有沈阳、西安、成都和郑州这种中型城市才设立乙种站，编制不超过110人；在其余的地市只设立丙种站，编制不超过60人。

如果单纯从人员数量和机构编制来看，保密局的确是比军统局“瘦身”不少，但其核心的部分却丝毫未减。甚至于，他们在针对我方的情报刺探和人员暗杀方面，相比之前反而更加狠辣了。

郑介民虽然兼任了保密局的局长，但作为国防部二厅的厅长，他似乎不能完全顾及这里。久而久之，作为副局长的毛人凤逐渐掌握了实权，也接手了戴笠生前的许多机密和浙江帮，自然开始惦记局长的宝座。

利用蒋某更信任浙江人的心理，利用原军统成员更亲近戴笠的心理，利用郑介民妻子贪图钱财的心理，毛人凤终于出手了。

借助丈夫过寿的机会，郑介民的妻子肆无忌惮地收受各方钱财，还被沈醉等人偷偷拍下了照片。第二天，这些“确凿证据”便出现在了蒋某的办公桌上，再加上毛人凤添油加醋的演绎，贪污受贿的罪名算是坐实了。

1947年12月，毛人凤终于升任保密局局长，而唐纵也被调任警察署署长。自此开始，属于他的“时代”来临了，只不过并没有维系太长的时间便分崩离析。

作为国民党内最大的地方势力，桂系一直都是蒋某的打击对象和排挤对象，也注定会与军统和中统仇怨深重。执掌保密局后，毛人凤担心戴笠时期树敌过多的局面再度出现，因而有意与李宗仁、白崇禧和黄绍竑等人缓和关系，但对方却并不领情。

在“三大战役”结束后，蒋某人的嫡系部队已经损耗殆尽，以李宗仁和白崇禧为首的桂系开始不断逼宫。1949年1月，他被迫宣布第三次下野，任由对方成为了南京政府的代总统。

为了表现自己的忠诚，毛人凤赶往浙江的奉化溪口，表示要辞去保密局局长的职务，让和桂系交好的副局长徐志道去同李宗仁打交道。不过，他在离职前还是继续使坏，将核心人物和内部机密都转移到了上海，只在南京留下了一个“空壳子”。

等上海办事处布置完成后，毛人凤正式向代总统李宗仁辞职，同时推荐副局长徐志道接替自己。从此以后，“毛氏保密局”和“徐氏保密局”同时存在，一真一假同时运作，直到败退台湾。

在台湾期间，为了扶持儿子经国接班，蒋某有意安排他担任保密局局长从而掌控特务组织。但是，毛人凤却不愿意退居二线，不仅依仗宋美龄的支持长期抗命不受，而且还暗中收集对方的黑料予以反击。

小蒋没有正面回击毛人凤，而是采取了迂回的办法积极拉拢其下属，导致叶翔之等骨干力量纷纷跳槽。情急之下，他的铁杆下属杜长城竟然制定了绑架计划，最终在事发后遭到枪决。

毛人凤并不知情而且百般求饶，这才勉强保住了性命，但也从此失去了信任和权力。1956年12月11日，他因为肝肺功能衰竭而过世，被追认为“陆军二级上将”，走完了自己笑里藏刀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