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咸通十四年（873年）3月，唐懿宗不顾大臣劝阻，执意要去法门寺迎佛骨进京，而当时大臣反对迎佛骨的理由是宪宗当年迎佛骨第二年后就暴崩，认为迎佛骨为不祥之兆。然而大臣们不幸言中，迎佛骨后不久，唐懿宗真的就一命呜呼。

为什么懿宗要举行这次迎佛骨活动呢？他自己在《迎佛骨赦文》中表白说：“朕以寡德缵承鸿业十有四年。顷属蛮寇猖狂，王师未息，朕忧勤在位，爱育生灵，遂乃尊崇释教，志重玄门，迎请真身，为万姓祈福。”

这段话真假参半。他的佞佛早在即位之初已经开始，并不是在南诏入侵之后；不过，当时西南边境动乱不已确实也令他大伤脑筋。特别是咸通十二年（871年）十二月开始发生的沙陀跋扈侵扰北方的事件，给他带来了新的难题。

沙陀是突厥族的别部，唐初以来内附，宪宗元和初由灵州（治在今宁夏灵武西南）迁居于代北的神武川（今山西山阴县东北一带）。武宗、宣宗之际，沙陀首领朱邪赤心率众随唐军进击党项、吐蕃等的入侵，屡有战功，先后被任命为朔州（治在今山西朔县）、蔚州（治在今山西灵丘）刺史、云州（治在今山西大同市）守捉使等职。

在镇压庞勋起义的过程中，朱邪赤心率三千骑兵参战，屡立战功。事后，懿宗封他为左金吾上将军，赐姓李，名国昌，名列皇族之籍，并在长安亲仁里赐给他一座住宅。

在唐军作战能力严重削弱，而内患外忧迭起的多事之秋，唐廷不得不更多地借重沙陀的军事力量。

此后，回纥进攻榆林关（在今内蒙古准格尔旗东北黄河南岸十二连城），骚扰灵州、盐州（治在今陕西定边），唐廷派李国昌为鄜延节度使（治在今陕西富县）。咸通十一年（870年）十二月，因回纥入侵天德（治在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懿宗任命李国昌为振武节度使（治在今青海同仁县境）。

但是，懿宗的昏庸腐朽和唐朝国力的虚弱，使得李国昌逐渐专横跋扈，不服唐廷的指挥。咸通十二年（871年）十二月，朝廷因他“恃功恣横，专杀长吏”，下令调他为大同军防御使，但李国昌托病不肯服从调动。

朝廷改派卢简方为云州刺史，兼大同军防御等使。懿宗特意召见了卢简方，要他到任后详细转达他的旨意，“安慰国昌，勿念有所猜嫌也。”

可是，李国昌叛唐之心已定，当月，他派儿子李克用带兵袭击云州。李克用年十五岁就跟随其父参加镇压庞勋起义的战事，骁勇非常，冲锋陷阵，被军中称为“飞虎子”。他攻杀云中防御使段文楚，自称防御留后，据有云州。沙陀之乱从此开始了。

起初，懿宗还下诏给卢简方，叫他向李国昌父子“深陈祸福，殷勤晓喻”，要李克用“暂勿主兵务，束手待朝廷除人”，便可既往不咎。但是，李国昌不奉诏。懿宗便下令太原节度使崔彦昭、幽州刺史张公素率军讨伐，却不能平定。西北边境地区陷入动乱之中。

南诏疆域图

与此同时，西南边境烽火又起。咸通十四年（873年）五月，南诏进攻黔南，黔中经略使（治在今四川彭水）秦匡谋以兵少为借口，弃城逃往荆南（治在今湖北江陵）。南诏准备作更大规模的入侵。

在外患加深的情况下，由于唐代流传着佛骨“三十年一开，开则岁丰人和”的传说，所以，懿宗萌发迎佛骨来消灾祈福的念头并不奇怪。

当然，懿宗迎佛骨也是要为自己祈求康安长寿。他长期沉溺酒色，纵欲过度，病魔缠身，在咸通八年（867年）曾大病一场，从五月“不豫”到十一月“疾愈”，拖了半年多。

李温

咸通十四年（873年）他一直抱病在身。从他敕造的“捧真身菩萨”上有“圣寿万春”的錾文，可以看出他这次奉迎佛骨的私愿之所在。但是，迎来佛骨并不能保佑他的健康长寿。当年七月十六日，他病情转危，到十九日就不治而崩了，终年四十一岁。所以《旧唐书・懿宗纪》的作者讥讽他说：“佛骨才入于应门，龙鍎已泣于苍野。”

乾符元年（874年）二月五日，懿宗被埋葬在位于富平县西北四十五里处的简陵。

综观懿宗在位十四年的所作所为，他确实是个生活上骄奢、政治上昏庸的败国之君。

僖宗原名李俨，咸通三年五月八日（862年6月8日）生于长安，是懿宗的第五子，在宫中被称为“五哥”。先是封为普王。咸通十四年七月十六日（873年8月12日），懿宗大渐，左军中尉刘行深、右军中尉韩文约拥立李俨为皇太子，下制令他改名儇，“权勾当军国政事”。十八日，懿宗驾崩。二十日，李儇即帝位。刘行深和韩文约“居中执政，并封国公。”可见僖宗和他的父亲一样，是由宦官一手扶上皇帝宝座的。

为什么宦官不立懿宗的长子或次子，而选择了僖宗？史籍对此全无交代。同时，关于僖宗的皇兄皇弟，史籍也只有片语只言述及，令人难以揣度。不过，宋人范祖禹在所撰《唐鉴》第十一卷有一段议论，值得参考。他说：“懿宗之崩，中官废长立幼，遂倾唐室……大抵宦者利于幼弱，欲专威权；以长而立，则己无功，故必有所废置，谓之定策。夫立君以为天下，而宦者以私一己，既以授立为功，未有不乱国家者！”他认为宦官拥立幼弱的皇帝是为了进一步加强自己的权力，这是符合众多历史事实的看法。

确实，在幼弱荒嬉的僖宗在位时期，宦官专权的程度比起懿宗时期更为严重。

懿宗在位时，宦官统领禁军，出任各军镇的监军，充任掌握内廷机密的枢密使，到地方上宣达诏敕的敕使等，权力很大。

南衙北司示意图

当时，一方面“南衙北司”即朝官与宦官的矛盾依然尖锐。许多朝官唾弃与攀附宦官的人士，甚至作出偏激之举。例如，建州（治在今福建建瓯）人蔡京在一次宴会上与宣武军监军有一面之交，考中进士后，在长安与同年进士出游，途中遇到这位宦官，便在马上相揖。应该说，这属于正常的而且是很一般的礼节，但却引起士大夫的“谤议喧然”。蔡京因此“沉废终身”。

另一方面，为了升官发财而巴结宦官的仍是大有人在。晚唐宦官来自福建的比其他地方要多。福建观察使杜宣猷每年寒食节都派人去祭扫这些宦官的祖坟，由此博得宦官的欢心。咸通六年（865年）正月，宦官说动懿宗，把杜宣猷调任富庶的宣歙道担任观察使。这显然是对杜宣猷的回报。当时人讥讽杜宣猷为“敕使墓户”，意思是说他充当宦官的看墓人。

不过，还要看到，懿宗时有些宰相还是有一定的权力的，有时甚至权力不小，如杨收、路岩、韦保衡等。所以《旧唐书・路岩传》说，懿宗时期的权力分配格局是：“王政多僻，宰臣用事。”也就是说，懿宗时期宦官专权还未形成大权独揽的局面。

僖宗登基后中枢权力格局发生了新的变化。

他当上皇帝时只有十二岁，还只是个没有处理政务能力的儿童，加上他又是个被惯坏的纨绔王孙，荒嬉无度，因此，中枢权力进一步落入宦官手中。所以《旧唐书》最后评论说：僖宗“冲年缵历，政在宦官。”

僖宗在位的十五年间（873年——888年），基本上是被宦官田令孜玩弄于股掌之间。田令孜实际上集军权和政权于一己之身，操纵着僖宗朝廷的重大决策。

田令孜

田令孜字仲则，四川人，本姓陈。咸通年间被宦官收为义子，入内侍省当宦者。他“颇知书，有谋略”，懿宗时官至小马坊使，负责御马的管理工作。僖宗幼小时，由田令孜负责照料和陪伴，有相当的感情。即位后，僖宗耀升田令孜为左神策军中尉，人称“东军”。

僖宗年少而被扶上皇帝宝座后，热衷于昵狎游戏。他喜欢斗鸡、赌鹅，经常到他兄长的住宅和兴庆宫内的兴庆池斗鹅，一头鹅的赌注高达五十万钱。尤其与内园小儿（小宦官）昵狎，整天和他们一起游乐，随意取国库里的金银赏赐给伎儿、乐工，每日花费巨万。

僖宗是个相当聪明、接受能力颇强的少年。《资治通鉴》指出：僖宗喜好“骑射、剑槊、法算，至于音律、蒲博，无不精妙。”

另有记载说，僖宗曾梦见一位仙人把三卷《棋经》焚烧成灰，让他吞下去，惊醒之后，他唤来专门陪皇帝下棋的“棋待诏”对弈，他的布局落子，“凡所指画，皆出人意。”这种传说当然是一种文学渲染，不过仍可以反映僖宗也颇钻研围棋，甚至达到梦寐以求的地步。

僖宗特别喜欢击球。击球又叫击鞠，就是马球运动。

有唐一代，马球始终是风靡朝野的一项竞技体育，李唐皇室也乐此不倦，至晚唐尤其出了几个著名的马球能手，如敬宗、宣宗。而僖宗的击鞠技艺恐怕比他的祖上更高超，因为他曾经自负地对伶人石野猪说：“朕若应击球进士，须为状元。”

从现存史料来看，唐代的马球运动已具有相当高的技巧性和激烈的对抗性。击球能手不仅要有娴熟的单手控马技术，而且要掌握各种巧妙的击球手法。如韩愈的诗句：“侧身转臂著马腹，霹雳应手神珠驰。”描写的是弯腰贴近马腹低手击球的姿态。张建封的“俯身仰击复傍击，难于古人左右射”之句，描写的则是左右开弓式的击球姿态。僖宗敢于自夸能当“击球状元”，足见他的玩球技巧之高。

从精通多项文娱体育技艺乃至算术来看，僖宗的智力并不低下，只是误入了玩物丧志、荒废政事的歧途。对一个皇帝来说，这就本末倒置了。所以，当僖宗以马球技艺自夸时，石野猪的回答是：“若遇尧、舜作礼部侍郎，恐陛下不免驳放。”听到如此明白的讽喻，僖宗不过是笑笑而已。

后来，他甚至荒唐到以赛球的胜负来决定节度使官职授任的地步。

那是广明元年（880年）三月，田令孜看到黄巢义军北上，唐军节节败退，觉得该对退路有所安排，暗中盘算不得已时要走唐玄宗的老路，逃入蜀中避难，便向僖宗奏请从自己的兄长左金吾大将军陈敬瑄和腹心左神策大将军杨师立、牛勖、罗元杲等四人中选择出任三川节度使的三个人选。

所谓三川，一指剑南西川道，治在成都府（今四川成都），管辖二十五个州；二指剑南东川道，治在梓州（今四川三台），管辖十一州；三指山南西道，治在兴元府（今陕西汉中），管辖十四州。

三川的辖境大致包括了唐朝西北和西南的大部分地区。对这三道军政合一的长官的选授，僖宗视同儿戏，竟叫他们击球相赌。

皇帝悬赏并亲临观看的神策军击鞠比赛，是唐代最高级的马球赛事。就是说，这场赛事先要有迎接皇帝入场就座的仪式，待皇帝坐定，叫人公布奖赏名品之后，比赛才开始，由都教练使担任裁判，置球中场，一声令下，参赛军将策马争球，以先击球入球门者为第一筹，博得头奖。“上令四人击球赌三川，敬瑄得第一筹，即以为西川节度使。”牛勖、杨师立分任山南西道、剑南东川的节度使。

年少贪玩的僖宗把政事交给田令孜处理，称田令孜为“阿父”。田令孜为了专权，则投僖宗之所好，诱导他热衷于吃喝玩乐。他每次去见僖宗，常自备两盘水果、食品，与僖宗相对而食，聊天一阵就散去，根本不谈论国事。这就像哄小孩儿似的。

他见僖宗不关心政事，遂大胆招权纳贿，公然卖官鬻爵。唐朝五品以上为可穿绯、紫色官服的高官。田令孜敢于擅自任命五品以上官员，事前事后都不向僖宗秉报。

当唐朝面临着被黄巢领导的农民大起义推翻的严重威胁时，田令孜仍是一手遮天，胡作非为。朝廷要员多是佞鄙之辈，或是苟且偷安，对时弊噤口不言；或是与田令孜同流合污。如宰相卢携一向依附田令孜，每有奏事，都阿谀逢迎。

广明元年（880年）初，左拾遗侯昌蒙看到关东一带已是农民起义的旌旗遍野，而僖宗仍“不亲政事，专务游戏，赏赐无度，田令孜专权无上”，不胜其忿，上疏指责宦官擅权乱天下，奏疏一入，就被捉到内侍省（宦官机构）杀了。

李俨

所以，中晚唐的所谓南衙北司之争，从权力分配的角度来看，在僖宗时期已是北司的宦官一手遮天，南衙的朝官在僖宗与田令孜的眼中形同虚设。

最明显的例子是，广明元年（880年）十二月五日凌晨，僖宗获悉潼关失守，与田令孜带上一群后宫人仓皇出逃，竟不通知朝官，以致宰相豆卢瑑、崔沆和仆射于琮等一大批高官措手不及而落入义军手中。

僖宗入蜀避难期间，尽管有不少朝官历经艰险赶到成都，他仍是倚赖田令孜为心腹，任命他为行在都指挥处置使，统管行宫所在地的军队。田令孜胆大妄为，赏罚不公。对护卫他和僖宗从长安到成都的神策军，他天天加以赏赐，而对一起承担行宫宿卫任务的蜀军将士，除了到达之时每人赏钱三千文之外，就不再赏给了。蜀军对此颇有怨言。

中和元年（881年）七月二十日这一天，田令孜设宴款待所有的将领，用金杯盛酒赏赐给他们，其他将领都拜受了，唯独剑南西川军黄头部的都头郭琪不肯接受，起身对田令孜说：“诸将月受俸料，丰赡有余，常思难报，岂敢无厌！顾蜀军与诸军同宿卫，而赏赉悬殊，颇有觖望，恐万一致变。愿军容减诸将之赐以均蜀军，使土客如一，则上下幸甚！”田令孜一时语塞，过了好一会儿，责问郭琪：“汝尝有何功？”郭琪毫不迟疑地回答说：“琪生长山东，征戍边鄙，尝与党项十七战，契丹十余战，金创满身。又尝征吐谷浑，伤胁肠出，线缝复战。”

“令孜乃自酌酒于别樽以赐琪。琪知其毒，不得已，再拜饮之。归，杀一婢，吮其血以解毒，吐黑汁数升，遂帅所部作乱，丁卯，焚掠坊市。”

李俨

郭琪兵变发生后，僖宗只与田令孜、陈敬瑄以及诸宦官躲入成都东城，闭门登楼，而不通知宰相王铎等入城，以致朝臣惶惶不安，人人自危。

兵变虽然在当天就平定了，但僖宗既不召见宰相，也不宣慰惊扰一场的朝官，仍是“日夕专与宦官同处，议天下事，待外臣殊疏薄。”

身为谏官的左拾遗孟昭图实在看不下去了，上了一份当时罕见的义正辞严的谏疏，左拾遗、右补阙之类的谏官出于本身职责的要求，本来是应该经常跟随在皇帝身边，以便随时“拾遗补缺”。所以，孟昭图认为连自己都不知道僖宗的安危，遑论其他冗官、散官。以此足见朝官被僖宗疏远的程度。

田令孜

可是，孟昭图的忠言未能入僖宗之耳，田令孜截住了他的奏章，矫诏将孟昭图贬为嘉州（治在今四川乐山）司户，并派人在途中把他杀害了。得知孟昭图被田令孜谋害的消息，朝臣更是“气寒而不敢言”，真是噤若寒蝉。

以田令孜为首的宦官集团一再擅杀谏官，这充分说明了僖宗朝宦官专政的残酷程度，正如胡三省所感叹的：“天子杀其谏臣者，必亡其国。以阉官而专杀谏臣，自古以来未之有也。”预示着唐朝已病入膏肓，不可救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