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捕杀共产党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作为湖南农民运动的领导人，毛泽东进行了痛苦的反思。
一直以来，毛泽东就在党内高呼，要重视农民，发动农民，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早在1923年，毛泽东就因为湖南农民运动搞得如火如荼而受到陈独秀赏识，被当选位中共中央委员，进入中共领导核心。
但是，让毛泽东痛心疾首的是，他重视农民运动，却忽视了枪杆子的作用。
原本在他看来，当时湖南轰轰烈烈的革命形势，是任何人都阻挡不住、扼杀不了的，结果国民党的许克详仅用一个团，就把革命镇压下去，共产党人全部逼迫转入地下。
这次的失败，毛泽东醒悟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必须发展自己的武装力量。
从没有带兵经验的他，凭借一股革命热情发动了秋收起义，拉起了一支6000人的队伍。这6000人里除了一个起义的国民党警卫团外，其他人都是刚放下锄头的农民。
然而，远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却命令毛泽东带着着6000人去攻打敌人的中心城市长沙。结果可想而知，部队连长沙的城墙都没看到，就被敌人打散了。
毛泽东虽然没有带过兵，但是却有着极强的学习能力。攻打长沙失利后，他立即建议，不能拿鸡蛋碰石头，部队退到敌人力量薄弱的湘赣边界开展斗争。
彼时的毛泽东并没有绝对的话语权，众人各说各话，意见不统一，非常混乱。
好在关键时刻，原国民党警卫团团长、现起义部队总指挥卢德铭站出来，力挺毛泽东。
就这样，毛泽东才千辛万苦的将起义部队带上了井冈山，暂时脱离了险境。
中央却认为，长沙没有打下来，毛泽东应该发动群众，重整旗鼓再次攻打才是，而不是未经同意就把部队拉进了大山。
为了表明中央的纪律严明，毛泽东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被撤销，只保留了红四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
1928年春，有一个叫刘安恭的受中央派遣，来红四军工作。刘安恭曾入学云南讲武堂，后来又去苏联留学，学了一些苏军的战法。
在不了解红四军实际情况下，刘安恭生搬硬套苏军经验，他的这套理论还获得了不少拥护者。那阵子，毛泽东辗转反侧，彻夜失眠，为纠正各种错误思想而焦虑。
然而，是非曲直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往往是难以分清的，在随后的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落选前委书记，第一次失去兵权。
无可奈何之下，毛泽东和贺子珍一起到了上杭县的蛟洋做地方工作，出发时马也被扣留了。六十年后毛泽东回忆这段时光时说：那时候我们一行人真有点灰溜溜的样子。
在蛟洋的这段日子，毛泽东一支在思考军队的建设问题，怎么把红军建设成一支有别于军阀的部队，一支有纪律、有信念、有理想的部队。
在毛泽东离开的这段日子，红军接连打了几个败仗。
当时负责中央工作的是周恩来，他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让陈毅把毛泽东请回部队，继续主持前委工作。
回来后，毛泽东把他的意见系统的起草成文，并在古田召开的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上顺利通过，这就是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
思想通了，人心齐了，带兵就容易多了。
在毛泽东和朱德的带领下，红军连战连捷，连续打破蒋介石的三次“围剿”，部队发展到三万多人。
然而，正当毛泽东踌躇满志，准备将各苏区打通，进一步扩大革命革命根据地时，红军内部又有了不同的意见。
毛泽东带领红军连续打败国民党军，让很多人产生了错觉，认为红军已经非常强大，不必再和国民党兜圈子、打游击，而是可以直接攻打中心城市。
其实，这些人只看到了表面，没看到实质。
红军是打了许多胜仗不假，但这是建立在毛泽东、朱德等人的正确指挥基础上。但实际上，相比于国民党军队，红军的力量依然很弱小，硬碰硬无异于以卵击石。
对于这种思想毛泽东坚决反对，他说道：
“他们（中央代表团）不顾客观情况，恨不得第二天早上就把国民党打光，天下哪有这么容易的事情。”
然而，毛泽东的想法却被批判成“右”倾保守主义，中央代表团提出要攻打的第一个城市，就是赣州。
毛泽东说，赣州是重镇，且三面环水，城内国民党守军很多，红军没有重炮，没有攻坚武器，盲目去打等于自取灭亡。
但是这些人却自诩学过马列主义和苏联的军事经验，对毛泽东的话不以为意，在他们眼里，毛泽东不过是个蹲在山沟沟里的泥腿子，哪懂什么打仗。
他们嫌毛泽东碍事，设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取消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总政委、总前委书记的编制，等于把毛泽东架空起来。然后浩浩荡荡的出兵攻打赣州。
结局可想而知，红军围城33天，赣州不仅纹丝未动，自己反而陷入被敌人包围的危险。
危急关头，中央革委会派项英十万火急请毛泽东出山，主持战局。
当时毛泽东正在病中，听闻前方告急，立即启程日夜兼程奔赴前线。
到达前线后，毛泽东先是大胆启用国民党起义部队、董振堂的红五军团，解了攻赣部队之围。然后虚晃一枪朝攻打漳州，大获全胜，缴获颇丰。
这次赣州之役对周恩来的影响很大，在此之前他也是赞成攻打赣州的，但是没想到战局会发展成这样。
而毛泽东在战前极力主张避战，这被许多人认为是“信心不足”，“消极怠工”，结果证明，毛泽东是正确的。在毛泽东身上，周恩来看到了一项特质，那就是洞悉全局，看问题能抓住本质。
此役后，周恩来提议毛泽东再任总政委，由于周恩来的坚持，毛泽东第二次恢复了军权。
重掌军权的毛泽东，立即排兵布阵，一周之内连克乐安、宜黄、南丰三城，缴获了大量物资，下一步准备乘胜攻取南城。
国民党军连丢三座城后，大受震动，立即在南城集结了17个团的兵力，构筑工事。
为此，毛泽东、朱德等决议，暂时取消攻打南城计划，将部队撤回休整。
然而后方的中央局却坚决不同意，他们又犯了攻打大城市的毛病，催促毛泽东北上，攻打南城，进而威胁南昌。
前后方的意见不统一，各种电报满天飞。非常之时，毛泽东同朱德商量后，联名签署了部队休整10天的训令，这一举动让中央局大为恼火。
几天后，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在宁都举行，这就是著名的宁都会议，会议主要矛头就是毛泽东。
本来攻打赣州受挫，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有一些人依然认为攻打赣州的方针是正确的，至于没打下来，那是胜败乃兵家常事，不足以说明问题。
反倒是把毛泽东战法中的避强击弱说成是“对革命胜利和红军力量认识不足”，诱敌深入说成是“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危险”。
毛泽东对这些无端指责，感到非常难过、委屈和气愤。
他后来说，教条主义真是害死人，他们没有战争经验，却要到处指手画脚，发号施令，同国民党打仗，要怎么才能取胜，他们知道吗？
然而，毛泽东越是为自己申辩，越是被一些人看成强词夺理，目无领导，狂妄自大。最后，中央局的博古等人决定，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一职由周恩来担任，毛泽东调回后方工作。
这是毛泽东第三次丢兵权，和前两次不同，这次都没有通知他，而是直接决定的。
1933年1月，博古、李德等人从上海转移到瑞金，直接指挥红军，毛泽东在苏区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了。
毛泽东后来回顾这段艰难的处境说：
“他们迷信国际路线迷信打大城市，迷信外国的政治军事、组织、文化的那一套政策，我们反对那一套过“左”的政策，我们有一些马克思主义，可是我们被孤立。我这个菩萨过去还灵，后头就不灵了，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
蒋介石发动第五次“围剿”后，博古、李德抛弃了毛泽东以前那套行之有效的御敌之策，而是实施死板的阵地战，和国民党的飞机大炮硬碰硬。
结果就是，红军阵地不断丢失，苏区越打越小，人数越打越少。
“崽卖爷田心不疼”，彭德怀气的暴跳如雷，大骂李德。
眼见红军一天比一天被动，毛泽东的心情一天比一天沉重。
他很想挺身而出，告诉大家博古、李德他们是错的，中国的革命战争不是这样打的，但是他不能这样干。
一方面是他没有指挥权，甚至连发言权也没有；另一方面博古、李德的错误还没有彻底暴露出来，这时候一味对着干，反而对党的事业不利，甚至有可能造成分裂。
为了顾全大局，毛泽东只能默默忍耐和等待，由于愤懑和忧心，他急火攻心，一下病倒了，高烧了八天。
在博古、李德的指挥下，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八万红军被迫丢掉费尽心血建设的根据地，进行长征。
湘江一战，八万红军折损五万，战士们的血把江水都染红了。
毛泽东心里也在滴血，他不能在沉默了，再这样下去，中国革命又将走入黑暗。
但是，经过这段时间的反思，毛泽东知道不能蛮干，要讲究方式方法。
他采取了外围突破的方法。当时决策层除了博古、李德外，还有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等人。其实，这些人的心情也不平静，苏区丢了，红军处处挨打，损失惨重，他们也都在思考这其中的原因。
毛泽东拖着带病的身躯，一一找他们谈话，心平气和地分析中国的革命现状，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以及自己对改变红军当下被动局面的一些设想。
本来想不清的问题，被毛泽东这样鞭辟入里、抽丝剥茧的分析解说，顿时心里亮堂了。他们在心里达成了共识，以红军目前的困境，担历史的这副重担，非毛泽东不可。
接下来的事就是顺其自然，水到渠成了。
1935年1月，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大家一致批评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存在的严重错误，肯定了毛泽东在作战中形成的基本原则。
不久，建立了以毛泽东、王稼祥、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军事小组，恢复了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权。
据杨成武回忆，当得知毛泽东又出来指挥军队后，他那个团聚餐庆祝，大家都说，这下红军有救了。
遵义会议奠定了毛泽东在党内、军队中的地位，无人能取代，这是历史必然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