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宇:论好莱坞大片中的传统式英雄

光影故事的博客 2024-05-08 16:12:14

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造就不同的英雄。英雄可以是传说中半人半神的大力士,可以是人们敬仰的对象,也可以是为理想出生入死的勇士,对于英雄的界定不存在统一的标准。

美国学者安德鲁·伯恩斯坦给美国式英雄下的定义是:英雄是具有崇高道义感和超常能力的个体,该个体为追求自己的目标,无论面对多么强大的对手,都会不屈不挠,坚持战斗到底,英雄是正义的捍卫者,是不折不扣的行动者。

无论是50年代的经典片还是90年代的修正主义影片,好莱坞所塑造的英雄人物基本上都具备上述特征。西部片中的英雄拥有崇高的正义感和超凡的能力,在危难之际担负起拯救弱者的责任。此外,影片中的英雄无一例外游离于社会和家庭生活之外,是脱离文明社会的孤立个体。

一、孤立于社会的英雄个体

西部片从50年代到90年代经过了多年的发展与演变,但每部影片所塑造的英雄在本质上仍然是脱离社会、独立自主的个体。如影片《原野奇侠》没有任何关于主人公舍恩家庭出身、职业或社会关系的交代,舍恩一出场便是孤身一人从原野缓缓驰来,仿佛来自西部荒野途经文明社会的天外来客,马匹和枪支是他的全部家当,这也是他保持独立所需的唯一工具,是他享有绝对自由的象征。

影片《正午时分》中的主人公威尔·凯恩虽曾作为小镇警长负责当地治安,但故事一开始,他便辞去职务,携新婚妻子准备离开小镇。该主人公在被劝任警长前,只是游手好闲、无正当职业的街头小混混。

与这两部影片相比,90年代的影片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两部电影中的英雄不仅拥有了爱情, 甚至生儿育女,过上了普通人的日子。然而影片的主调却并没有抛弃传统。《与狼共舞》中的男主角邓巴是参加过南北战争的英雄,因为腿部受伤自杀未果,要求被派到最偏远的西部边疆驻守哨所。

《不可饶恕》中的主人公威尔·芒尼与漂亮的克劳迪娅结婚后,生下两个孩子,决定弃恶从善,过正常人的生活。但是不久妻子亡故,切断了自己与外部文明世界的纽带,他最终放弃养猪的营生,把两个年幼的孩子抛在身后,重操旧业,再次通过暴力来证明自我的存在价值。

在这四部影片表现英雄气概的高潮部分,英雄人物无一例外,独立面对困难,靠个人单一的力量战胜对手。舍恩不惜把自己坚持赴约的乔治打昏在地,自己单独前往参加决斗,凯恩在对小镇居民的呼吁得不到任何回应的情况下,不得不孤身走上街头,以寡敌众。

在《与狼共舞》中,邓巴同样依靠个人在捕猎中的高高超骑术和枪法赢得苏族人民的尊敬和爱戴;芒尼虽然执意跟老搭档内德合作,在影片高潮部分,内德被折磨致死,他命令另一个搭档斯科菲尔德小子带钱离开,一个人举枪进入酒吧,杀死了小比尔和他的手下,以与整个社会对抗的宣言结束了行动。

在这些影片中,英雄不再是家族关系或者社会群体里链条的一环,而是关键时刻完全靠个人力量打败敌对手的勇士。他们被塑造为独立于任何他人、任何组织或团体,不受任何制度、责任和义务束缚的自由个体。

与独立伴随而来的则是情感上的孤独,英雄人物为保持精神上的独立完整,无法与他人进行交流,也得不到他人的理解,在情感上他们承受着孤独的代价。舍恩与乔治的妻子之间相互产生好感,但他始终保持距离,做自己该做的事情,在影片结尾乔治的小儿子卓伊冲他喊道:“妈妈希望你留下”时,舍恩回答道:“男人要做该做的事,不能打破这个模式。”他的生活模式不是建立家庭,融入社会,而是不断离开,离开朋友和爱人赋予的责任和义务,离开感情的羁绊的社会关系的束缚,寻找荒野中下一个用武之地。

尽管《正午时分》中的凯恩已经有了爱人和家庭,但心爱的女人无法理解他决意留下维护小镇安全的行为,对于他暴力的方式不予接受,在故事刚开始便弃他而去,准备独自离开小镇。

这些独立的个体在帮助弱小社会铲除邪恶势力后,无一例外地选择了离开,隐于荒野之中。例如,舍恩不顾卓伊的挽留负伤而去,使得故事在结尾时充满感伤和无奈。在《正午时分》中,凯恩最终同样选择了离开,但他的离开却是处于对文明社会的愤怒和失望,他为小镇居民的怯懦、自私和贪婪而感到不屑,在实现了自我价值,成功维护了正义感后,他便理所当然得同妻子一起离开了这个弱小无能的民主社会。

在《原野奇侠》和《正午时分》两部电影中,英雄人物都具备强大的正义感和足够的能力来充当社会的领袖,然而当他为镇上居民铲除霸权,赢得众人的理解和尊敬后,却并不迷恋权威,建立以自我为中心的新秩序。比起自尊和自由,任何世俗的利益和诱惑都无法打动片中的英雄,他们仿佛是宇宙之外的力量,只是前来人间完成救世主的使命。

在20世纪90年代的影片中,英雄人物同样处于主流社会的边缘,《不可饶恕》中的芒尼为了替朋友复仇杀死了警长小比尔和旅馆老板,并诅咒:“谁要是冲我开枪,我不但要干掉他,还要干掉他的妻子,干掉他所有的朋友,把他的房子化为灰烬。”之后一个人扬长而去。完成血腥屠杀后,他得到供养子女的钱,却违背了向妻子许下的弃恶从善的诺言,罪恶的过去已经在他心中复活,暴力将成为他回归文明社会的永恒的障碍。

在影片《与狼共舞》中,邓巴融入了印第安苏族人部落,找到了自我和归属感,在影片结束时为了使苏族印第安人免受牵连,怀着与白人社会沟通的美好幻想,跟爱人一起隐入茫茫树林之中。他永远无法再进入白人文明,也将无法回归即将消失的印第安部落。电影为令人感伤的孤独蒙上了一层浪漫神奇的色彩,渲染了英雄人物自由潇洒、不受羁绊、孤身一人行走天下的豪情,表达了对自由的个体主价值观的推崇。

西部片中的英雄或生于西部草莽之中,或处于文明社会的边缘地带,或干脆与社会格格不入,他只属于原始的自然状态,不受任何事物、规矩和人的影响可以随心所欲,依靠内心的价值观念来判断是非,决定自我命运。这正是美国人心目中理想的状态。由此可见,在精神上,英雄人物是孤独的完整个体。

二、以武力来捍卫公平和正义

经典西部片中的英雄往往沉默寡言,对自身行为不予以任何解释和辩护,而是把行动看得高于一切,在他们的眼中,枪是维护自尊,展现自信,战胜困难的法宝,是表现力量的最佳手段。

所有西部片都以西部边疆待建或初建的小镇为背景,这里的移民刚刚落脚,社会秩序尚未健全,基本处于无政府状态,居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常常受到威胁。面对邪恶势力,民主社会表现的无能为力,素手无策。在这样的情况下,要驱除霸权和歹徒,建立平等自由的竞争环境非常困难。

在《原野奇侠》中,早先到达的以赖克一家为代表的牧霸,不断骚扰开荒移民,侵占他们的土地,甚至雇佣枪手进行谋杀。移民们胆小怕事,只求自保,而当地的领袖乔治依靠民主程序根本无法维持正义。又如《正午时分》中,被凯恩绳之以法的杀人犯米勒被怯懦腐败的政客提前释放出狱,面对歹徒归来,曾经遭受蹂躏的镇上居民出于工具、自私和贪婪而不敢露面。

《与狼共舞》更多的是一部描写白人文明与印第安人以及自然之间关系的影片,片中的苏族人顺应自然规律,热爱和平,注重家庭,忠诚友善,然而却受到野蛮粗俗、咄咄逼人的美国白人的入侵,同时还受到缠人的帕尼族部落的威胁。若非英雄邓巴的到来,他们的灭亡可能瞬间降临。

在《不可饶恕》中,芒尼为了赏金去追杀两个划伤妓女脸的牛仔,部分原因是要反抗法律的不公,为妓女们伸张正义,维护她们作为人应享有的最起码的自尊。而且,在法律外衣掩盖下的治安法官小比尔本性中却是个滥用权力的残忍的杀手,内德在没有触犯法律的情况下被用酷刑逼供,甚至受尽折磨而死。

这四部影片中,社会秩序遭到暴力的破坏,受到伤害的移民们根本无法借助任何力量维护自己的权利,道德、宗教和民主都在暴力面前无所作为。比较之下,只有英雄才具备与邪恶势力较量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出生于荒野中的英雄本性中同样具有暴力的一面。他们或为职业枪手,或为战斗英雄,都是胆大无畏,用枪如神的高人。

在身份上,除舍恩来历不明之外,其他影片中的英雄人物都从事于武力相关的职业。凯恩若非为清除歹徒戴上了警徽,极可能成为像米勒一样游手好闲,无恶不作的歹徒。邓巴参加南北战争,从枪林弹雨中存活下来,且擅长捕猎。《不可饶恕》中芒尼是个臭名昭著,杀人不眨眼的暴徒和抢劫火车的盗贼。就连看上去温文尔雅、象征光明和善良的舍恩也是一身戎装,通过卓伊崇拜的眼神,立刻显得与众不同,在最后与霸权势力雇佣的枪手遭遇时,对方称他为“枪手”,这是不同于任何行业的一种崭新的职业。

要拯救弱小的群体,驱除残暴的破坏者,原本不情愿卷入任何争端的英雄不得不运用“以暴制暴”的手段,对非正义的力量进行判罚。无论影片中的英雄是否站在法律的一边,他所维护的都是高于法律制度的正义,因而暴力的行为根本不受法律的制约。

这里的法律仅仅是一套用以控制个体行为的规则,这些规则随时可能被强者或者无耻之徒践踏于脚下,离开武力,社会道德根本无法实现。在英雄眼里,在缺乏力量保障的情况下,文明的建立只能是愚昧与幼稚的表现,弄不好还会帮了倒忙,助纣为虐。

50年代的传统影片对英雄实施的暴力不加质疑,反而对其披上正义的外衣并加以美化。正如《原野奇侠》中的舍恩所说:“枪只是工具,跟使用它的人一样可好可坏。”其中的潜台词是,会开枪的富有正义感的男人是完全意义上的英雄,暴力的正义与否关键看使用者。

两部影片不仅丝毫不怀疑暴力的后果和效应,而且把枪击作为一门艺术加以渲染,给暴力穿上了正义的外衣,给英雄套上了神话般的光环。英雄人物不仅在身份上与众不同,就连着装、说话时的表情以及拔枪的动作都要准许你一套固定的模式。影片运用了一系列固定的套路利用暴力对决的场面表现英雄人物的潇洒自如、充满自信的英雄气概。

在影片《原野奇侠》和《正午时分》的对决场面中,英雄和对手没有言语上的往来,双方都挺直腰板,径走走上前去,依靠速度和精确度胜过对方,而绝对不会背后偷袭、不会伤及无辜。在这固定的模式中,影片给人以痛快淋漓、快意恩仇的感官享受,是暴力最终带来了正义的伸张和光明的未来。

对于暴力的肯定和美化体现出美国观众对行动和效率的认可。在影片中,只要结果是好的,正义的,那么无论使用什么样的手段,只要有效就都可以。比如,要达到维护法律的目的,可以采用非法的手段,要达到维护民主社会和安全的目的,可以超越民主程序,采用非民主的方式。暴力成为实现个人价值,维护个人良知,恢复社会正常秩序的最有效的手段。

然而同时,由于暴力与法律和民主格格不入的本质,在文明社会得以建立之后,曾经施展暴力的过去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英雄只能游离于社会边缘或者西部荒野的结局。50年代的影片在肯定暴力行为的同时,比较隐晦地暗含着暴力与文明的矛盾,这一矛盾在90年代的影片中得到了充分的挖掘和暴露。

三、崇尚正义,富有使命感

强大的正义感和使命感是英雄不受任何外界影响,始终坚持如一的信条,也是他能够战胜同样具备暴力本性的邪恶势力的精神力量。正义感使得舍恩不顾旁观者的身份肩负起拯救民主社会的责任,使得凯恩最终不顾妻子的反对毅然回到镇上,面对凶狠的报复者。正义感同样是芒尼被打动重操旧业的部分原因,是邓巴没有妄自与苏族人结怨,反而抛弃白人身份融入苏族部落的原因。

西部片中关于英雄人物所遵循的信条没有任何具体的描述。跟古典英雄坚持的信条相似,个人英雄主义强调荣誉的概念。但是,这里的荣誉与贵族社会的荣誉感根本不是一回事,在封建社会或者古代的史实故事中,荣誉意味着光耀门庭,英雄的荣誉感来自创造业绩以不愧对祖先的信念,而且英雄的事迹像神话一样被世代流传,鼓舞后人。而西部片中的英雄是脱离了社会关系和级别,甚至连家庭身世都说不清楚的个体,他们对于名声和地位唯恐避之不及,更别说光宗耀祖,声名远扬了。

然而,作为美国文化的产物,影片中所宣扬的正义却不可避免地反映了美国社会的价值观念。西部片中的英雄的正义感多来自对于社会基本价值观念的认同以及个人的自尊。英雄卷入纠纷时实现自我价值,维护个人尊严和荣誉的需要。荣誉和耻辱是西部片的主要道德标准。

与个人荣誉感一样,耻辱是极其个人的感受,跟社会压力和公众舆论无关。片中的主人公都是充满自豪感的个体,在他们眼中,尊严比生命还要宝贵,在恰当的时候,个人应当为个人的价值和尊严而战。相比之下,地位、金钱和名声对于英雄来说都显得无足轻重。如果自信心和自尊受到挫伤,那对于英雄来说是莫大的耻辱。当凯恩在众人劝说下离开小镇时,他的内心充满矛盾,因为逃避责任,被人到处追赶。他是个“男人”,而不是男孩,而男人意味着责任和尊严。

这种极其个体化的荣辱观不属于任何具体的社会或者家族信仰,它仿佛来自无限的宇宙或超越一切的神灵的昭示,是高于社会制度和法律,属于全人类的良知和正义,这也正是英雄人物可以超越一切,不顾感情和社会的羁绊,不会被任何困难和危险吓到的理由,因为他代表着驰骋天地间的浩然正气。

由上述分析可见,西部片中的英雄是一个尊崇个人力量和行动,以个人内心的正义感作为唯一价值尺度,在社会秩序混乱的状态下,承担拯救民主社会责任的独立个体。影片极力渲染英雄人物敢于承担责任,把命运把握在自己手中,面对邪恶势力时无所畏惧的气概,同时英雄人物被涂上了一层神秘色彩,成为不食人间烟火,高高在上的救世主,在需要的时候出现在人们的眼前,以高于法律和民主程序的正义进行判罚,扫除坏的势力。

暴力在电影中被美化成为英雄力量的象征,行动时解决问题的必要甚至唯一手段。无论是舍恩还是凯恩,他们都是美国人心目中的英雄,美国观众在他们身上重温自己的理想和信念,那就是独立自由,注重行动,以个人内心的良知判断是非,必要时使用暴力手段以暴制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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