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在回忆起自己的一些往事时，廖汉生说：“我从红军时期一直到解放战争初期，都在贺龙领导下工作。因此，林彪要‘削其羽翼’，我是在劫难逃的。”

1971年9月，林彪事件发生后，毛主席委托周恩来总理开始彻底审查遗留问题。审查期间，廖汉生的问题也被提了出来……

1972年7月1日，想到已经5年多没有见到父亲了，廖汉生的子女便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投递到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处。

在这封信中，廖汉生的子女写到：“我们听到主席曾几次提到要让父亲出来工作，我们非常高兴，都盼望父亲能尽早地出来为党和人民重新工作。但是，至今不见有任何动静。我们请求让父亲回到北京，回到家里，在外面等待组织结论，以便让他了解形势，熟悉情况，检查身体，治疗休养，好更早地回到为党和人民工作的岗位上。”

不久后，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处便将这段时间收到的信，编印成《来信摘要》，呈递到毛主席的面前，请他审阅。

7月7日，毛主席从《来信摘要》中看到廖汉生子女的来信后，便将那封信找到，认真地看了起来。

看完后，毛主席提笔在这封信上作出批示：“我看廖汉生和杨勇一样是无罪的，都是未经中央讨论，被林彪指使个别人整下去的。”

很快，周恩来总理便看到了毛主席的指示，当即开始落实廖汉生等人的事情。

不久后，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派人将廖汉生从石家庄接回北京，安排在京西宾馆住了下来，等待着下一步分配工作。

那天，在见到廖汉生的时候，李德生向他正式宣布了两条，即：“第一条，毛主席说的，那你没有罪，有错误；第二条，解除监护。”

听了李德生的话，廖汉生立即意识到他又获得了自由。

7月31日，廖汉生接到了到人民大会堂出席八一建军节招待会的通知。对此，廖汉生感到十分诧异。

在廖汉生看来，自己就算获得了自由，但想要复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参加八一建军节招待会这样一个公开活动，更是不可想象的。

那天，廖汉生见到了老战友王震，两人的心里都十分高兴。高兴之余，王铮问了一句：“通知你了没有？”

廖汉生知道王震问的是参加八一建军节招待会的事情，便实事求是地回答说：“通知了。”紧接着，廖汉生又带着疑惑的口吻，问王震：“我能出席吗？”

见廖汉生这样犹疑，王震郑重地说：“当然能出席，一定要出席！”

8月1日，报纸上公布了1972年建军节招待会出席人员名单，廖汉生的名字也出现在这份名单上。对于廖汉生来说，这就是复出的一个信号。

12月，清查林彪集团的事情终于完成。于是，负责这件事情的周恩来总理便来到毛主席的面前，汇报工作。

听了周恩来总理的汇报，毛主席若有所思地说：“看来贺龙同志的案子假了。怎么打倒了那么多干部？我也无意把他们都打倒嘛！”

听到毛主席这样说，周恩来总理向毛主席建议说：“看来有一个落实干部政策的问题。”毛主席点了点头，表示同意周恩来总理的看法。

不久后，按照毛主席的谈话精神，周恩来总理宣布：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中央由中组部负责落实省委以上干部政策；国务院由总理办公室负责，落实副部长以上干部政策；军队由总政治部负责，落实正军级以上干部政策。“解放”干部的审查报告都必须送政治局最后讨论决定。

1973年2月，就贺龙的问题，毛主席作了自我批评，并指示为他平反。有了毛主席的指示，廖汉生的问题也变得快了起来。

11月28日，经毛主席批准，中共中央军委任命廖汉生为军事科学院政委，恢复了工作。

接到丈夫的任命通知时，想到他们5年多的冤屈终于过去，夫人白林的心里十分高兴，为丈夫默默地准备好军装，让他去安心工作。

1943年10月9日，白林和廖汉生在延安结婚，是廖汉生的第二任夫人。婚礼上，贺龙的夫人薛明、彭真和夫人张洁清为男方廖汉生一边的代表，杨尚昆和夫人李伯钊、王若飞和李培之则是女方白林一边的代表。

结婚那天，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处长谷志标把自己的房子腾出来，作为白林和廖汉生的婚房。大家在一起热热闹闹地吃了一顿饭，婚礼就算完成了。

事实上，贺龙和夫人薛明不仅是廖汉生男方一边的代表，还是他和白林的牵线人，更是廖汉生第一任妻子肖艮艮的舅舅和舅妈。而在廖汉生的第一段婚姻中，贺龙也是他的媒人。

此外，在廖汉生革命的过程中，一直都是在贺龙的麾下工作。所以，无论从哪方面讲，和贺龙脱离不了关系。

这便是廖汉生“我从红军时期一直到解放战争初期，都在贺龙领导下工作。因此，林彪要‘削其羽翼’，我是在劫难逃的”的重要原因。

贺龙之所以要为廖汉生做媒，是因为在担任媒人之前，贺龙便见过廖汉生。

那时候，廖汉生的父亲廖兰湘在贺龙下属的桑植独立营担任副官。一天，贺龙带着部队经过廖兰湘的家乡樵子湾时，看见了站在路边的廖汉生，几句简单的对话后，贺龙便记住了他的名字。

后来，廖兰湘向贺龙请假回家给儿子提请，后来还以为就是给他见过的廖汉生办的。得知是给廖汉生的弟弟提亲时，贺龙说：“我也给你做个媒吧？”

不久后，廖兰湘便接到了贺龙的通知，要他带着儿子廖汉生到桑植县城来，为廖汉生和贺龙二姐贺戊姐的女儿肖艮艮定下了亲事。

廖汉生的父亲廖兰湘病逝后，贺家对廖汉生一家都非常照顾。廖汉生便是在贺家的帮助下，才走进桑植县立高小读了书的。

1924年，在贺龙的关怀下，廖汉生前往常德省立第二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学习。在学习的两年里，廖汉生第一次接触到了共产党的书刊和主张。

在接触到共产党的主张后，廖汉生觉得这就是穷苦百姓的出路。后来，廖汉生参加了农民运动。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廖汉生离开家乡，来到贺英和贺戊姐家，跟随贺家姐妹开始打游击，走上了武装反抗的道路。

1928年，贺龙回到洪家关，对身边的人说：“我现在不是国民党，是共产党了，南昌暴动失败了，但共产党人是杀不完的，我回来就是要组织工农革命军，跟蒋介石这帮坏蛋干到底！”

听了贺龙的话，廖汉生感到热血沸腾，对贺龙生出了由衷的崇拜之情。此后，廖汉生在心里暗暗发誓：“贺龙怎样做，我就怎样做！”

这一年，在贺龙的见证下，廖汉生和肖艮艮成了亲。不久后，由于敌人的“清剿”，廖汉生和妻子肖艮艮他们只好退进大山里打游击。

那时候，虽然日子过得很苦，但廖汉生干革命十分有劲。后来，廖汉生和肖艮艮生了孩子。由于带着孩子打游击很不方便，廖汉生便给他的母亲写信，把妻子肖艮艮和孩子接回樵子湾生活。

然而，还没等到妻子肖艮艮和孩子回到老家，便在一次战斗中落入了敌手。最为惨痛的时候，贺龙的大姐贺英和二姐贺戊姐在这次战斗中牺牲。

在见到从战场上回来的廖汉生时，贺龙怀着悲痛的心情，说：“大姐她们都牺牲了，你们想怎么办？还干不干？”

听了贺龙的话，廖汉生语气坚定地说 ：“干，横直革命到底，为她们报仇！”

于是，在贺龙的派遣下，廖汉生重新将游击队组织起来，并担任了游击大队的副大队长，继续与敌人作斗争。

后来，游击大队被编为红七师第二十一团，廖汉生这才调到红三军军部，担任了书记员，正式成为了一名红军战士。

不久后，在贺龙和关向应的介绍下，廖汉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之后，廖汉生先后担任了红三军政治部秘书、第七师党务委员会书记、第九师政委、红二军团第六师政委。

1935年，廖汉生转任红二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其间，廖汉生 还两次火线受命，担任过第四师代理政委。8月，在澧县大堰当战斗中，廖汉生受伤。伤愈后，廖汉生再次担任了第六师政委。

11月，红二、红六军团从桑植出发，开始长征。

临行前，廖汉生得到消息，说他的儿子已经夭折，只剩下了母亲、妻子肖艮艮和女儿三人相依为命。

原本，廖汉生还想回家看看母亲和妻儿，但因工作繁忙，无法脱身。后来，得知红军要走，肖艮艮便带着廖汉生的母亲，背着女儿来到红六师驻地，为丈夫廖汉生送行。

长征开始后，廖汉生含着眼泪，告别了母亲和妻儿，踏上了行军之路。

1936年10月22日，贺龙率领的红二方面军到达静宁以北的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部队会师。

到达陕北后，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廖汉生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原来的“贺龙怎样做，我就怎样做”转变为服从党的领导。

一次，在与关向应谈话的时候，25岁的廖汉生说：“没有贺龙，我廖汉生现在还不知道干什么呢！我们桑植那个地方有枪则王，也许没法活下去，我早被逼上梁山去了！”

随后，为了能继续参加革命，廖汉生又郑重地说：“但我可以离开嘛，不一定非要跟着贺龙不可，到哪里都可以为党工作！”

听了廖汉生的话，关向应表示，贺龙是一位从群众斗争中涌现出来的英雄人物，而且是一位有着高度党性、时刻把自己置于党领导下的忠诚战士，跟贺龙干革命，就是跟共产党干革命，并说中央对贺龙同志是肯定的，让他不要听到风就是雨，放心做好本职工作就好。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

不久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贺龙被任命为120师师长。廖汉生为120师358旅716团副团长、政委，继续在贺龙的麾下与日军作战。

1941年，廖汉生封面回到延安，在八路军军政学院和政治学院参加了学习。

期间，廖汉生听到了不少老家那边的消息，大概的意思就是：“肖艮艮被敌人杀害了！”后来，贺龙回到延安，再次向廖汉生提到了肖艮艮被敌人杀害的消息。

从贺龙的口中听到这样的自然与从他人口中听到不同，廖汉生相信了。那段时间，廖汉生的心如刀绞，整个人显得少言寡语的，看着让人十分心疼。

为了让廖汉生从悲痛中走出来，贺龙和妻子薛明给他介绍了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的白林，说：“姑娘的名字叫做白林，原来叫杨白琳，是中央军委秘书长杨尚昆的九妹子……”

见面的时候，廖汉生吃了一惊。原来，面前的姑娘就是他前两天在足球比赛上，不小心将球踢到她身上将人家砸晕后，被他送到医院的那个姑娘。

那天，白林虽然被廖汉生的足球砸晕了，但对廖汉生负责任的做法，十分满意。如今，再次见到廖汉生，却是为她介绍的对象。因此，白林的脸一下子就红了起来。

后来，为了了解廖汉生的更多情况，白林便打电话给彭真，问：“廖汉生在你那里工作，这个人怎么样啊？”

听了白林的话，彭真笑着说：“廖汉生，革命的好同志啊！打仗勇敢，在党校学习成绩优秀，现在当组织教育科长，干得很不错，难得的好同志！”

对于彭真的话，白林是相信的，便决定和廖汉生先谈着。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后，廖汉生和白林相爱，并走入了婚姻的殿堂。

组成新的家庭后，廖汉生过得十分幸福。然而，命运往往是折磨人的。

新中国成立后，全国的通信越来越畅通。贺龙接到了一封来自老家的信。这封信是他的外甥女，也就是廖汉生的妻子肖艮艮写来的。

在这封信中，肖艮艮讲述了她和丈夫廖汉生分别后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所有事情。

这时，贺龙才知道了外甥女肖艮艮活下来的缘由：原来，在肖艮艮被捕后，国民党反动派怕他报复，便将本来要枪决的肖艮艮卖到很远的地方，让她嫁了人。

不久后，贺龙便将外甥女肖艮艮接到身边见了面。

考虑到肖艮艮虽然没有死，但双方都有了家庭，已经无法改变了，贺龙让肖艮艮和廖汉生在见了一面后，便把肖艮艮送回了老家。这次见面后，廖汉生和肖艮艮再也没有见过面。

见面的那天，廖汉生和肖艮艮相顾无言，只有泪千行。然而，两个人都对对方没有怨言，因为这种结果不是两人主观上造成的。

1953年，廖汉生的女儿廖春莲来到西北与他团聚。

女儿的到来，让廖汉生十分高兴。见父亲高兴，廖春莲便提出了让父亲在西北给她安排一个好工作，留在父亲身边的想法。

看着女儿热切的眼神，廖汉生十分心疼。然而，他还是没有答应，并语重心长地说：“我对不起你和你母亲，但如果我给你找了好工作，又怎么对得起那些牺牲的烈士和他们的家属呢？现在国家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农村建设，你回家种地，不也一样是为国家服务吗？”

见父亲这样说，23岁的廖春莲的心里感到非常委屈，只好流着泪负气回到了桑植老家，继续务农。

1954年，廖汉生被任命为国防部副部长。1955年，廖汉生进入解放军军事学院战役系学习，并被授予中将军衔。

1957年，廖汉生从解放军军事学院毕业。不久后，廖汉生接到一个命令，让她接替刘伯承元帅，担任军事学院院长。

接到任命后，廖汉生说：“我一个中奖，怎么能接替著名战略家、军事教育家刘伯承元帅的位子呢？再说，我本身的能力也不行。”总政治部副主任肖华说：“均为要你当院长，你就当吧，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就这样，廖汉生由一个刚从南京军事学院毕业的学员，一下子就成为了南京军事学院的院长。

1960年1月，廖汉生被任命为北京军区政委，来到北京工作。1967年1月，廖汉生被说成“是贺龙的人”，并捏造了数条罪状，将他“监护”了起来。直到1972年7月，在毛主席的提议下，才解除了对他的“监护”。

1973年，廖汉生被任命为军事科学院政委。1975年，廖汉生调任南京军区政委。

1979年，得知肖艮艮在60年代去世的消息后，廖汉生十分痛苦。6月，廖汉生在妻子白林的陪伴下，来到肖艮艮墓前，致了哀，并敬献了花圈。

这次回来，廖汉生再次见到了女儿。然而，女儿的心中依然被怨气充满，连一声“爸爸”都没有叫。对此，廖汉生感到十分伤心，流着眼泪，带着遗憾离开了桑植老家。

1980年1月，廖汉生调任沈阳军区第一政委。1983年，廖汉生担任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1984年11月，73岁的廖汉生再次回到故乡，在女儿家吃农家饭。

这一次，看着父亲满头白发，廖春莲的怨气一下子消失了。她含着泪水，喊出了廖汉生最想听到的称呼：“爸爸！”

听到女儿终于喊自己“爸爸”了，廖汉生的心里非常激动，眼泪像泉水一样涌出了眼眶……

后来，当地领导对廖汉生说：“春莲这些年吃了不少的苦，让她来县里工作吧！”

然而，廖汉生却不同意。他说：“只有她吃过苦吗？吃过苦的人那么多，都能安排进县城吗？她是我的女儿，但她首先是个农民，老实种地比什么都强。”

临别时，廖汉生对已经54岁的女儿说：“你不要怪我太绝情，我什么东西都可以给你，但我的权力来自于人民，只能为人民服务，不管是你，还是你的弟弟妹妹，都不能跟着我沾光，凡事要靠自己的努力，即使过得苦一点，心里也踏实。”

在离开的时候，廖汉生担心县委会瞒着他办这件事，便叮嘱女儿说：“安心农村建设，不要向国家伸手，不要为难政府，不要给县领导添麻烦！”

听了父亲的话，廖春莲点了点儿头。这些年，她一直在老家种田，虽然日子过的不富裕，但比解放前不知道好了多少倍，她也知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