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四大案之一的“胡惟庸案”，实际上就是一场政治倾轧，胡惟庸是以“谋不轨”被诛杀九族，此案居然最后延续到十年后的洪武二十三年。并不是因为胡惟庸要造反，朱元璋忍受的不是胡惟庸专权而是存在了数千年的相权，相权自古就是伴随皇权而生的，君权与相权经过数千年的博弈终于在朱元璋这里戛然而止，以朱元璋废除丞相制而结束。

朱元璋第一任丞相是李善长，而后是汪广洋继任丞相，而后朱元璋看到胡惟庸办事周到，在洪武十年（1377年）进左丞相，位居百官之首为相，胡惟庸从洪武六年升任中书右丞相，到洪武十三年被杀，时间是七年。胡惟庸被诛三族的罪名很牵强，一是纵子行凶，二是占城国使者来京进贡，胡惟庸等人没有禀告朱元璋，最后处理结果是，朱元璋将中书右丞相汪广洋赐死。胡惟庸及涉事六部官员都被连坐问罪，御史中丞涂节告发胡惟庸谋反，结果供词牵连到了御史大夫陈宁和涂节，朱元璋原本念涂节告发之功，想赦免他，但朝臣认为涂节是参与谋划的人，只是看到胡惟庸倒台了，才告发的，不能放过，因此朱元璋以谋反罪诛杀胡惟庸、陈宁和涂节等人。

另外一个故事：洪武十三年，胡惟庸声称他家老宅的井里涌出了醴泉，这是祥瑞的征兆，请朱元璋到他家观赏，听胡惟庸那么说，朱元璋也来了兴趣，带着侍卫依仗从西华门出来，准备前往胡惟庸府。这时一个叫云奇的拉住缰绳，不让朱元璋的车架往前走，但着急的没有说出话来，朱元璋觉得事情不对劲，就率众返回宫中，朱元璋登上皇宫的城墙，眺望胡惟庸的府里，发现胡惟庸家里戒备森严，墙道里都藏着士兵，于是断定胡惟庸谋反，当天下令将胡惟庸下狱处死。朱元璋借着胡惟庸造反事件，开始了朱元璋长达十余年的政治清洗行动，直到洪武十八年，将李善长，陆仲亨、唐胜宗、费聚、赵庸与胡惟庸合谋不轨，朱元璋以此为契机，兴大狱，有三万多人被诛杀。

以胡惟庸为首的淮西功臣集团一直是朱元璋的一块心病。明初分封的6公28侯，几乎都是淮西的骄兵悍将，他们个个手握重兵，官位显赫，在淮西老家又为非作歹，侵占民田，欺男霸女，已经到了非整治不可的地步了。只是，朱元璋觉得现有的罪名太轻，不足以让淮西集团伤筋动骨，必须想办法让淮西集团累积更多罪名，然后找个契机，一击致其重伤。胡惟庸就是朱元璋的打手。胡惟庸肯定没有造反的意思，作为一个不掌握军队的文臣，在徐、汤、蓝等为主的军功集团对朱忠心耿耿、朱标为首的太子班底极其强大的情势下他怎么可能想谋反，胡惟庸这个人，他和陈宁在朱元璋眼中的作用其实是一样的，兼有酷吏、打手和制衡工具的作用。

又占城国使者来京进贡这根本就不叫事，宦官云奇事件，更像是事后编的故事。但朱元璋一口咬定胡惟庸与陈宁、涂节密谋造反，却同一时间将三人全部杀死，就是杀人灭口、死无对证了，说白了。胡惟庸案的本质是朱元璋的皇权与中书省的相权的斗争。最初朱元璋就是要利用胡惟庸打击浙东文官势力，此时以李善长为首领的淮西勋贵集团又过于嚣张，越发使得朱元璋不满，欲使其灭亡，必使其疯狂。以胡惟庸为党徒的淮西党开始放松警惕，如果强制削除相权，必然招致守旧势力的激烈反对。

其实中国朝代在明代以前，皇权除了应付百官还要和很多其他派系的权利博弈，所以丞相这个位置就成了一个各方博弈的交汇点，历史上著名的权相往往是因为本身代表的势力就已经权势滔天了，而不是单纯的从丞相这个官位获得的权力，后来每一个朝代为了应付上一代的问题都会打补丁然后诞生新的问题。

我觉得朱元璋应该是看到了这个趋势，所以丞相作为理论上的百官之首，手中的权利将远超历代的丞相，那就必须进行分解，而且从后来的历史来看，由于土木堡之变，原本朱元璋朱棣用于制衡文官集团的功勋集团也元气大伤，所以内阁的权力后面才如此巨大，

如果从单一内阁成员的权力来说确实不如以前一个丞相的权力大，但是内阁总体的权力确实比过往丞相大，因为根本就没有别的势力能够再在他们和皇权的博弈里插手，所以才有了明朝皇帝拉太监出来当打手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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