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美国有四种类型的团体，它们构成了影响美国外交政策决策的四股力量。
这四股力量也深刻影响着美国的对华政策。
第一类是“商人”。这群人对中国充斥着贸易逆差、知识产权转让等全球化技术基础上的不满。
例如，以前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前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纳瓦罗为代表的经济现实主义者主要关心的是阻止中国在经济实力上超过美国，特别是阻止中国获得美国的高科技。
对于“商人”美国来说，它唯一知道的确定性就是中国已经崛起。
此外，美国“商人”也意识到，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经济必将超过美国。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统计数据，按购买力平价计算，2018年中国GDP达到25.31万亿美元，已经超过美国。
未来20年，我国经济发展应继续保持中高速增长。
目前，中国的工业化体系在世界上没有争议强大。
除了中国拥有最完整的工业体系外，中国的工业规模也特别大。2010年制造业总产值超过美国，2016年超过美国和日本的总和，2018年超过美国、日本和德国的总和。
2018年，中国制造业增速为6.1%，为15年来最低增速。
然而，美国、日本和德国的增长率为0.4%。
按照这个速度，到2030年，中国制造业可能占世界总量的50%以上。
第二类是“传教士”。这类人认为自己的制度和发展模式优越，是世界效仿的榜样;
作为上帝的选民，美国人应该以“拯救众生”为己任，在世界范围内推广自己的思想，在思想上“皈依”中国。
与众所周知的中国崛起相比，“传教士”美国不知道的是，中国崛起后将如何对待美国和世界。
中国与日本和俄罗斯不同。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一直处于世界舞台的中心。
美国没有先例可鉴，这增加了美国人的焦虑和不安。
受制于二元世界观和对中国文化缺乏了解的束缚，“传教士”对中国的崛起充满了焦虑。
“传教士”认为，没有宗教信仰的国家是不稳定和残酷的。他们说，“当灵魂中没有上帝时，一大群巫师想要占据上帝的位置。
“传教士”习惯于强国必求霸权、权力转移的逻辑，认为一个不同于自身意识形态、文化传统、生活方式、发展模式的中国，就是对美国的挑战。
“传教士”美国强烈感受到中国崛起对其领导的国际体系的影响。
中国人的感觉恰恰相反。他们认为，中国的崛起为人类发展带来了机遇。
第三组是“士兵”：这群人就是国家安全鹰派，他们关心的是发展与中国的战略竞争，并试图遏制中国。
“士兵”美国不知道中国崛起后会如何对待世界和美国，但它记得冷战期间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
中国邻国对中国的恐惧源于中国古代的朝贡制度。在朝贡制度下，朝鲜、安南（越南）和琉球（现在属于日本）等国家在政治上臣服中国。
经典的地缘政治理论认为，如果欧亚大陆边缘出现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大陆大国，它将能够击败占主导地位的海上大国。
21世纪亚太地区最大的变数是，中国的崛起可能在东亚形成一个单一的主导力量，这也将削弱美国在东亚的存在，削弱美国制衡东亚所有势力的能力。
任何将美国赶出东亚的企图都会引起美国最强烈的反应。
“军事”美国担心复兴的中国会模仿古代朝贡制度，在东亚建立封闭的势力范围，削弱美国在东亚的影响力。
在冷战期间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期间，中美在战场上面临直接对抗。
从美国领导层的角度来看，战争造成的心理鸿沟至今仍未愈合。
第四类是“律师”。例如，民主党关注人权、劳工权利和少数民族等问题，并主张将在中国的美国公司带回本国。
他们积极推动中美经济脱钩，努力塑造一个排除中国的全球新体系。
当今世界正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社会的复杂性与日俱增，新的变数不断被纳入，极大地影响了西方普遍的因果律。
首先，新兴国家的崛起带来了国际力量平衡的变化。美国将首次面对一个崛起的非西方世界。
其次，全球经济动态发生了变化，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国家间竞争的关键，新技术进步改变了人类的认知和思维。
互联网、人工智能、5G、区块链等技术解构了美国科技地位。
在世界范围内，民粹主义开始在新技术的帮助下传播;
在国际上，新兴国家由于掌握了新技术，逐渐获得了更强的话语权。
令美国感到困惑的是，技术发展削弱了自己的霸权，却没有解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
不仅如此，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科技工业的发展实际上可以给西方施加压力。
作为回应，“律师”美国对中国发动了一场“科技战”，以阻止中国技术的发展。
“律师”美国正试图用美国设定的道德红线将科技发展道德化，遏制中国的发展。
针对美国对华心理，中国在公共外交领域做了很多工作，但中美公共外交依然脆弱。
究其原因，是内向的“世俗文明”与外在的“宗教文明”相遇。在中国悠久而深厚的文化传统中，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总的说来，孔子思想和观念所蕴含的外交智慧，对当代中国的外交战略和政策实践产生了深远而微妙的影响。
然而，传统文化中并非所有观念都对中国当前的外交风格和形象产生绝对积极的影响。
从辩证法的角度来看，孔子的“少说话多行动”和“正身不怕斜影”在这方面的运用，有其一定的不足。
“君子要言行慢，行快。”在《论语》中，孔子一再反对“聪明的话”，赞赏“愚蠢”。他认为行动胜于雄辩，只有言行才能始终如一，显得一致。
孔子认为，只要“做好自己”，就能解决问题，不会有其他困难。
这种传统思维在某些方面是一种美德，但从中国公共外交的角度来看，却是一种缺点。
中国不擅长也不愿意主动表达自己，所以别人很容易表达出来。
与过去五百年其他大国的崛起不同，中国在过去四十年中没有发动过一场战争，已经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大国。
然而，在当前西方社会主导的国际话语体系中，中国并没有被友好地看待，中国的“和平发展”也被形容为“侵略性”。
中国的“闲聊”和一心发展自己，很容易让美国觉得中国的意图不明确，原则不坚定，使美国担心中国别有用心，不靠谱。
在与美国交往时，中国总觉得美国在外交上有一种难以改变的心态。这种心态被包裹在强大的宗教情结中，用于对外宣传，并认为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是最好的国家，应该为世界服务传播上帝福音“。
美国思想的出发点是“天命论”和“美国例外论”的概念。它认为，任何对美国有利的事情都会对世界有利。美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国家，因为世界在美国。
《昭示天命》的核心是“上帝已经决定，整个世界都需要被美国救赎”。
在美国人的心目深处，美国代表着“曙光”。在世界其他地区，如亚洲、拉丁美洲、非洲等，则存在着“黑暗传说”、“道德荒原”或“半文明”。的帝国“;
美国人认为，美国的外交不像其他国家那样只是为了自身利益，而且往往对所有国家都有利。
然而，美国现实主义政治学家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在《大失控与混乱》中指出：美国不可能是全球警察，也不能成为全球银行家，甚至不能成为全球道德家。
除非美国能够放弃其意识形态深处的“天命论”和“美国例外论”，从平等的角度了解其他国家的真面目和意识形态体系;而中国可以摆脱“少说多做”，让世界更多地了解一个基于传统“自我”思维的真实中国。否则，中美公交形象的错位将长期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