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作为中国历史上存续时间最短的王朝，历经三位皇帝，最后一位小皇帝形同虚设，最终被唐高祖李渊取代。它之所以成为一个如此短命的王朝，与每一个最终覆灭的帝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天下苦久矣。隋炀帝的荒淫无道，直接导致了隋朝二世而亡。

隋炀帝之死，皆因其部下在江都巡游之际，趁其不备刺杀而亡。

裴虎通，这位应当被李唐奉为英雄的人物，在后期还投靠了李唐，为何会被李世民在隐忍九年后最终换来的是赐死的结局呢？

要知道，李世民可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贤明君王。他执政时期，可谓是有很多传奇人物。而这位按理应当是英雄豪杰的人，为何没能被委以重任，反而被除之而后快呢？

隋炀帝下江都巡视，裴虎通趁其不备，单刀直入，刺杀杨广。如此果决的人，在当时混乱的局面，以绝对的优势帮助李唐崛起。堪为有功之臣的他，在投靠李唐后，开始沾沾自喜，自诩功劳很大，仿佛有种自己的开国皇帝一般，招摇过市。

在随后的唐朝完全取代隋朝后，开始了分封各个有功之臣，裴虎通自然也在其中。论功行赏中，裴虎通加官进爵，不仅获得辰州刺史的要职，还封赏了爵位。尽管辰州不是长安，分封在较远的地方，但在一方之地，权力还是有的。

如此封赏，按理裴虎通应当知足。有了爵位，就意味着自己的子子孙孙皆可享受俸禄，而自己的官职，至少也可以让自己在辰州生活的非常富庶了。然而，裴虎通不是这种及时知足的人。他认为自己替唐高祖杀了隋炀帝，是极其大的功劳，如果没有他，就不可能有李唐的建立。这个封赏，完全是低估了自己的作用。

事实上，在当时的隋炀帝执政时期，他的荒淫无道早就注定了隋朝的没落。即便裴虎通不出来刺杀，隋朝被取而代之也是迟早的事情。而李唐能建立，裴虎通只能说起到了一定程度的作用。真正依靠的，还是李世民等人征战沙场，凭借自己的功力换取的江山。

裴虎通的大放厥词，注定了他被刺死的命运。或许，早起李渊在位时，还有会朝臣们劝说，李世民在位的前期，先前的臣子们规劝两句。然而，在英明的君王，碰上个不知收敛的人，也无法放任不管。终于在李世民在位第九年，贞观九年，诛裴虎通三族。

之所以形容裴虎通没有功德，是因为他原本是隋朝的重臣。在隋朝时期，裴虎通是杨广，当时的晋王，后来的隋炀帝的贴身近侍。这种身份，按理应当是忠贞之士，一般而言也是十分信任的人才会担此重任。不仅如此，杨广出于对裴虎通的信任，还给予了不少的赏赐，也让他接管了整个晋王府的安保工作。

如此宠信，裴虎通前期也是十分鞠躬尽瘁。不论是夺嫡之争，还是后来突厥之争，裴虎通可谓是前仆后继，努力救驾，进到了一个侍卫的职责。而这一切的转变，出现在隋炀帝骄奢淫逸的生活。

喜欢上花天酒地、不理朝政的隋炀帝，一时之间成为了众矢之的。作为近身侍卫的裴虎通，不仅没有及时规劝，反而助纣为虐。不仅如此，在北方乱作一团之时，隋炀帝因害怕拒绝北上平叛，裴虎通第一时间选择了背弃杨广，选择加入叛军，成为内应，直接杀进了杨广的房间，当面杀了隋炀帝年仅12岁的儿子。不止于此，在杨广哀求想体面死去，却被第一时间绞杀。

如此背信弃义，至旧主于此境地。不免让人心中一寒，万一哪日没有随了裴虎通的心意，是不是也是此等下场。

有了隋炀帝的前车之鉴，唐王朝可谓是焕然一新。从贞观之治就足以可见，初唐的皇帝为了尽快恢复经济，可谓是下足了功夫。不仅封赏了一批人，对于人才也是海纳百川。如此局面，才出现了像魏征那样敢于直言不讳的人，也能及时让当权者醒悟，了解真实的民情，更好的建设这个国家。

然而，直言不讳不等于毫不避讳。再贤明的君主，也容不下有些人在底线上肆意妄为。而裴虎通，就是这么一个不知收敛的人。屡次三番的强调，自己对于唐王朝的作用。生怕谁人不知，自己刺杀了隋炀帝。

可这件事又有什么好炫耀的呢？自己杀了自己的旧主，又有什么资格高调呢？自己现在的爵位和俸禄，完全也是唐皇看在这一事上给的，这又不是什么值得表彰的事情，能给封赏就不错了。到处招摇，就实属是大可不必了。

贞观九年，在多次隐忍无效的背景下，李世民下旨隔去裴虎通所有职务，流放岭南，并诛杀其三族。没有被刺死理应谢恩，毕竟在皇帝眼皮子底下，还敢如此不知收敛，功高震主。李世民容忍在三，却没有换来一丝一毫的收敛。

岭南在当时，可不像现在这么繁华。当时可谓是蛮荒之地，常年疫病流行。被流放至此，也相当于是被判了死刑。裴虎通不甘心，他仍然认为自己为李唐的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自己的结局不应当如此。

因此，在被押解至岭南的路途，裴虎通破口大骂李世民，认为他忘恩负义，要除去自己这个“忠贞之士”，说李世民不能容人。事实上，李世民作为皇帝，面对如此不知廉耻的人，已经足够表现自己的容忍能力了。

面对裴虎通的挑衅之语，李世民最终下令刺死裴虎通。

裴虎通的所作所为，他的出言无状，直接导致了自己悲惨的结局。而李世民的策略，不仅展现了自己仁慈的一面，只诛杀三族而非九族，更告诉了天下臣民，背信弃义是他坚决不能容人之事。

参考资料

[1] 《旧唐书·卷二·本纪第二》：隋开皇十八年十二月戊午，生于武功之别馆。时有二龙戏于馆门之外，三日而去。

[2] 傅乐成．《中国通史（下册）·第十三章·隋帝国的兴亡》．北京．九州出版社．2009年．第3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