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诗歌漂洋过海，被译介至西方，已有一两百年的历史。在西方受到追捧的中国古代诗人，和在国内的地位大体相当，但其中有个特例。

寒山，一个在中国文学史上毫不起眼的诗人，远涉重洋之后，在彼岸竟一跃成为产生重要影响的名家。

这位中国诗人衣衫褴褛，长发飞扬，举止随性，其诗不拘格律，生活也放浪形骸，玩世不恭的嬉皮士们感到和他气味相投。寒山及其作品传入美国，成了战后“垮掉一代”的偶像。

寒山诗在美国的流行，主要归功于斯奈德和凯鲁亚克。前者的功劳在于翻译了24首寒山诗，1956年出版。这些诗歌对于后者影响甚大。凭借小说《在路上》被奉为“垮掉一代”精神写照的凯鲁亚克，在1958年出版了自传体小说《达摩流浪者》，讲述的是两个热情洋溢的青年追求真理与禅理的故事，其实写的就是现实中的两人——凯鲁亚克如何倾听斯奈德翻译寒山诗、讲述寒山精神，最后在寒山精神引领下前行。小说卷首标明：“谨以此书献给寒山子。”经他的传播，寒山的形象深深嵌入当时美国年轻人的心中。

谭夏阳长期研究中国古诗在西方的传播，他发现与杜甫等大诗人作品的译介不同，寒山作品的译介经历了去粗存精的过程。“他之所以成就了一个经典的地位，是因为这些翻译家选择了他部分很棒的诗歌，又翻译得很棒，他的形象就凸显出来了。这是一个甄选的过程。”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然而，诗人们在国外读者眼中的形象，也难免经历误读，如同他们的诗作，在西方译者笔下，显现出不同程度的变形。

潇洒落拓如李白，便在海外遭到过一些非议。英国汉学家阿瑟·韦利深受王安石对李白评价的影响，在论文中总结，李白平生嗜好美酒与女人。在韦利眼里，李白时常醉酒，意味着对理性的抛弃，“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更是滥杀生灵，应该受到法律制裁。

1934年，留法学者徐仲年出版法语专著为李白“喊冤”，在《李白研究》中，他指出李白其实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喝酒是为了驱赶忧愁，这些愁绪包括对于时间的远逝、人性的脆弱、不可避免的死亡的伤怀。而后，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深入理解李白的天才与性情。

关于“中国诗在海外”的论题，国内外诸多学者有过关注和研究，但仅限于汉学研究层面，枯燥艰深，离普通读者距离较远。初中时，谭夏阳读到一篇文章，讲述的是马勒《大地之歌》交响曲与七首中国唐诗的故事，让他留下深刻印象。但当时他怎么也没想到，二十多年后，自己会就这个话题，在大量论文专著中爬梳，最终写成带有科普性质的《李白来到旧金山》。

　　▲李白的诗歌传播至海外后，曾遭遇过一些非议，后又被重新正名。图片来源中新网

中国古代诗人的海外形象

由于风格鲜明，李白最先并持续受到欧美诗界的关注，是流传最广的中国诗人；而杜甫作为中国诗歌史上绕不开的名字，也在西方有一些传播，但局限于汉学家和诗人群体，并没有“出圈”。

早在清朝乾隆年间，就有传教士钱德明用法文写下杜甫小传，介绍至西方，他将杜甫写成一个很有趣而无大用、忠君爱国却遁世逃名的诗人。20世纪上半叶，也有不少杜诗译本传入欧美，但其中充满了误传和随意的翻译。直到1952年，华人史学家洪业出版了一部较为全面的研究著作《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才让杜甫在英语世界中的面目清晰起来。

在海外，许多人通过美国诗人王红公对杜甫的翻译，才辨认出杜甫的伟大。谭夏阳认为，这比认识到李白的浪漫与天才更为深刻。

王红公沉浸于杜诗长达三十年之久。1956年，他出版《中国诗百首》，其中杜诗有35首，占了最大比重。在他看来，杜甫在某些方面的伟大甚至超越了荷马与莎士比亚，更加自然、亲切，此外，他关心普通人的命运和处境，语言也十分直接。

在翻译杜甫的《对雪》时，王红公将最后一联“数州消息断，愁坐正书空”直接改写为：“人们到处只是在悄声低语，我焦虑于诗文的无用。”对家人的思念，转化成了思考战乱中的文化存亡。美国诗人简·赫斯菲尔德曾回忆她读这首诗时的感受，正是王红公译诗中创造性的部分触动了她：“诗里头说，他把酒杯打翻，烧木材的炉子也冷了，他感到愤慨。他说‘没有人会记得我，我这一生没有价值，文字也没有价值’……因此，那首诗深深打动了我。”

王红公对杜甫的翻译，很大程度上突破了早期英美意象主义诗人对中国诗的肤浅认知，将杜甫的艰难苦恨化作诗人的普遍命运。

与李白相似，白居易自20世纪初开始便在国外建立起自己的形象。其通俗浅白的诗风，令跨文化的阅读难度降低，由此拥有了大批读者。韦利被誉为英译白居易第一人，在他眼中，白居易胜过李杜，是中国古代最好的诗人。美国汉学家霍德华·列维是继韦利之后，又一位白居易的狂热推崇者。他花费八年时间，完成四卷本《白居易诗歌翻译》，此后再也没有翻译过其他汉语诗歌，可谓“情有独钟”。

在众多应和白居易的诗歌里，美国诗人詹姆斯·赖特的作品格外深入人心。在《冬末，越过泥潭时，想到了古中国的一个地方官》中，他引用了白居易《初入峡有感》中的“况吾时与命，蹇舛不足恃”作为全诗的题记。此诗作于白居易自江州迁忠州之时，表达了他对自己怀才不遇境况的无奈与感伤。

一千多年以后，赖特站在波涛汹涌的密西西比河岸边，同为孤独的旅人，他遥想起中国古代诗人白居易曾沿着长江逆流而上。赖特对白居易的身世背景了如指掌，这份异代神交的情谊，已超出对其诗歌才华的欣赏，更多的是一种性情与品格上的契合。

法国《世界报》曾评选出十二位“千年英雄”（生活在公元1000年前后的世界伟人），苏轼是其中唯一的中国人。评选者认为，苏轼其人“le lettréincorrigible”——法文为“不可更改”，对应中文，则“不可救药”更贴切。评价主观色彩强烈，浸润了对其百折不回的赞叹。

然而，与唐代诗人相比，宋代诗人在西方受到的关注要小得多。即便是苏轼，也不例外，他的四千多首诗词作品，被翻译至西方的合计不到三百首。而杜甫诗全集，早在1930年代就有了德文版本。

随着西方女性主义的兴起，女作家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从1966至1989年，美国先后出版了四部李清照作品的翻译全集。其中以王红公和钟玲合译的《李清照全集》影响最大、流传最广，但这本书中的译作和注解多有臆断，比如称“爱情诗里秋千具有一种性爱的意味”，将这位女词人勾勒得相当肉欲，对其作品中抒发的家国身世之感不够重视。

三十多年后，美国汉学家艾朗诺在《才女之累：李清照及其接受史》中，重构了一个接近本来面目的李清照形象：在那个衣冠南渡的动荡年代，李清照孤身一人守护家庭财产，无惧毁誉，争取个人的婚姻自由，并在男性为主导的社会中凭借自己的作品传世流芳。

　　▲电影《冷山》改编自查尔斯·弗雷泽的长篇小说，弗雷泽曾经历“垮掉一代”和“寒山热”，在小说扉页上的题词引用了寒山的诗句：人问寒山道，寒山路不通。（资料图）

“诗歌的翻译让他变了，更加有味道了”

中国诗的流行与两次美国现代诗运动密不可分。

1910年代，以庞德为代表的一批诗人、译者，因不满于维多利亚时期浪漫主义的感伤情调和无病呻吟的诗风，在诗坛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诗歌运动。正是在此时，他们发现中国诗歌里的形象思维，与他们的主张不谋而合。因此，他们以翻译中国古诗作为改良文学的思想武器，以此形成了意象主义革命，提倡使用鲜明的意象来表现诗意，并把诗人的感触和情绪全部隐藏到具体的意象背后。

1950至60年代，旧金山文艺复兴运动兴起。与第一次关注中国诗句法和意象不同，本次“中国式”诗人更加倾心于中国诗蕴含的“禅”与“道”，他们希望深入中国美学的核心，寻觅治愈精神创伤的良药。这次中国诗的影响更为广泛，持续时间也更长。

中国诗歌对西方现代诗的影响是多层次的。诗人斯奈德早年在山中参禅写作，对大自然体悟甚深，堪称寒山的异代知己。他在发表寒山译诗一年后，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诗集《砌石》。其中一首名为《八月中旬在苏窦山瞭望站》的诗，不像是一首英文现代诗，反而接近中国古典诗的现代译文。在句法形式上，全诗无定冠词，只有两个不定冠词、两个谓语动词，最后三行连主语都没有，看起来不像英语；在立意和情境处理上，则与寒山的一首诗十分相似。

“汉学家很头痛的一点，就是中国诗歌很多时候没有主语，没有单复数，没有时态。”谭夏阳分析，中国诗歌经过海外译介产生了化学反应，“在这种过程中，让英语有了变化跟改动，让它更加直接化，它没有主谓宾的这种东西了。他们以前一定会很规矩的”。

汉语新诗对古典诗歌遗产的继承，是个复杂而微妙的问题，不乏声音认为，中国新诗与古典诗歌的创作是两个范式。然而，若将视野扩大至国际范围，便会发现，中国古典诗歌不仅影响了他国的诗歌创作，也借由基于译诗的再创作，反哺了本国的现代诗歌。在宏观层面，庞德、斯奈德、威廉斯这些沉浸于古汉语诗歌的意象派诗人对汉语新诗的影响明显；在微观上，一首中国古典诗歌，从他者的解读中，绽放出焕然一新的光彩。

在书写谢灵运的章节时，谭夏阳亲自将几首译诗回译为中文，这使他感到谢灵运“从国外‘回来’之后，好像变了一个人”。谢灵运的代表作《过白岸亭》最后一句，“未若常疏散，万事恒抱朴”，美国汉学家萨姆·哈米尔译为，“但不适合我，我选择了从世界的忧虑中/解脱出来。我选择了简单。”

对于哈米尔的翻译，谭夏阳击节赞赏：“像这样的诗句，放在现代诗的语境里，同样显得非凡不朽。”在这个意义上，谢灵运和寒山相似，在海外被挖掘出了现代性，“诗歌的翻译让他变了，更加有味道了”。

类似的现代化处理于海外译诗中迭出不穷。墨西哥诗人奥克塔维奥·帕斯翻译杜甫的《春望》，将“城春草木深”一句译为“三月的绿色海洋，覆盖了街道和广场”。尽管古代中国没有“广场”，但现代的城市有，这样的翻译优点在于，使译诗获得了一种可观、可感、可触摸的现代性，对于当下的，尤其是跨文化的读者来说，更为有效。

杜甫给美国诗界上了一课

南方周末：西方汉学家或普通读者对于寒山的理解是否存在错位？

谭夏阳：会有偏差。寒山当时传过去是因为刚好遇到了旧金山的现代诗歌运动，提倡像垮掉派这样的形象。他刚好碰上了，否则有可能王维比他更加厉害。那种流浪汉、很颓废、叛逆主流的形象出来，被他们摆在神坛上，写了好多关于他的小说，用到了这样一个形象，他就被神化了。

寒山在国内的形象其实很尴尬。你说他是出家人，他又不是出家人，他没有剃度，没有正式进入佛门。他又喜欢标榜自己，想把自己抬得很高，但问题他在正统的系统里是不被认可的，所以很尴尬。因为他在那个时代写“白话诗”，除了宣传佛法这一面，没有办法被整个主流文化接受。白居易已经够白话了，但他比白居易更加浅显，有点游戏化，像现在的口水诗的感觉了，这样的话他是不被认可的。

当他去到国外之后，就火得不得了了，成了一代宗师，地位很高，我们现代的国人大吃一惊，确实没有想到，和在国内形成一种差异化的评价。

这在传播史上是一个特例。就算李白刚开始不被认可，后面慢慢也会经典化，跟在国内的地位差不多，杜甫也类似。寒山确实影响了美国的诗人，还有一代青年读者。

南方周末：在西方人心目中，有没有一个头号中国诗人，比如李白？

谭夏阳：不一定是李白。它是一个群体，随着不断的翻译、发掘，整体都迁移过去了。比如有一些女性诗人，李清照这些，其实很多人喜欢。

　　▲图片来源中新网

南方周末：他们也存在类似国内李杜之争这样的讨论吗？

谭夏阳：这个反而没有。只有局部的，韦利觉得白居易应该比李杜更加厉害。杜甫跟李白是不同时代传过去的，有大概四五十年的时间差，李白大概是1910-1920年代传过去，那个时代大家已经认识了李白，但还不了解杜甫。

到了1950年左右这个时间段，王红公把杜甫推过去之后，大家才发现他作为诗人的深度。这给了美国诗人很大的震撼，觉得我们也可以这样处理痛苦，当一个人面对痛苦，他如何消解、处理它，如何把它变成文字，定格下来，就觉得他非常了不起。在这个层面上，杜甫好好给美国诗界上了一课。

南方周末：不论寒山还是谢灵运，在译介过程中，他们自身及其作品被挖掘出很强的现代性，而你提到，中国诗人在将古典诗歌重新翻译成现代的汉语诗歌时，却很少能做到这一点，为什么？

谭夏阳：毕竟我们很小的时候就读古典诗歌，自以为理解得很透彻了。其实这种透彻要用更加现代的语言来谈论，很多人做不到，一些国外的翻译家在反而做到了。

现代的中国诗人把古典诗歌重新翻译成现代的汉语诗歌，往往是失败的，在于他没有将它的现代性放大，或者把古典的东西放在现代场景之下，重新翻译出来。这就是现代性的处理不够好。

对中国诗歌，很多西方读者没有时代观念

南方周末：在西方译者眼中，中国诗并没有今古之分，翻译后呈现的都是现代诗形式。那在诗歌的内容上呢？比如，古人的生活与我们的存在差异，在翻译的过程中，这种差异似乎被大幅减弱了？

谭夏阳：对，它也需要处理的，当然会有一些保留，就看这个度在哪里，有可能一首中国古诗（翻译）过去之后，完全变了，都是现代诗。

很有趣的问题就是，中国的诗歌（翻译）过去，在别人眼中是非常优秀的存在，但读者是没有时代观念的，都觉得他就是一个现代的诗人，比如李白就有可能生活在中国一两百年前，不会有他是唐朝人的概念。唐朝在外国人眼中是一个很扁平的时间观念，这里有文化差异，他们可能把唐朝、宋朝、明朝给抹掉了，觉得都是死掉不久的一批人。

很多中国读者会觉得这帮翻译家有些是乱来，我个人观点是人家有处理的权利，误读也是很正常的一种现象。另外，如果在误读当中推进了文化的传播，或者误读了之后，这首诗还是一首更加好的诗，为什么不接受呢？

同时，中国读者不能把中国的诗人变成只是自己的，而要放在世界的范围里，它是全世界人类的财富，这种文化财富大家都可以共享，都可以研究。

南方周末：忠实于原诗还是更有创造性的译诗，在实际的海外传播中，两者的接受度相差很大吗？

谭夏阳：相差很大，他们更喜欢有创造性的。因为有创造性的（翻译）会贴近读者，你可以说他哗众取宠，但这种创造性更加会考虑到当下的、本土的文化，做了一些改动跟移植，更加好看了。所以他们会喜欢庞德、王红公的翻译，都不是百分百贴近原著的，跟原著有距离，但他们懂得创造。必须要活起来，非常灵活，非常巧妙。

南方周末：西方诗歌翻译为中文作品，翻译的创造性是更小还是更大了？

谭夏阳：它分不同的时代性。1930-1940年代有一些诗歌翻译过来，后来又有很多不同的译者重新把它翻译一遍。当时翻译过来已经够用了，但现在看回来，那种翻译是很有问题的，有可能失效了，更加呆板，或者更加抒情性，更加凸显那个时代，所以必须要更新。

像庞德、王红公这样一些大家真的是了不起，能够这样投入进去。国内早期的一些翻译家也做了好多工作，我们一直受惠于这些翻译，继承了某种现代性。但如果把输出跟输入对比，可能还是不一样，很难做完全的比较，这是一个大工程。（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