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红军时期，徐海东只是红军一个普普通通的军长，我军像徐海东这个级别的人，有几十人。按照正常逻辑，徐海东只是战术执行级别，对战略擘画以及局势发展，很难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但人生的命运就是那么神奇，时代将徐海东大将推向了一个重大抉择，让他和军中资历深厚的贺老总一样，起到了左右天平的作用。

毛主席最艰难的时刻是在红军草地分兵时期，面对张国焘意图自立中央，毛主席能够想到的解决办法不多，毛主席提及这段历史时，称之为他生命中"最黑暗的时刻" 。

张国焘开始对党中央的确毕恭毕敬，最开始他的态度是放弃川陕根据地，亲率红四方面军主力主动迎接中央红军。

1935年6月，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在四川懋功地区会师后，张国焘看到中央红军衣衫褴褛，面黄肌瘦，枪支长短不齐，甚至连一门山炮也没有，人数大概2万人，还要红四方面军送物资补给才能维持下去；而自己的红四方面军士气正旺，粮饷弹药充足，兵强马壮，有8万多人，兵力是中央红军的4倍以上；正如曾任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的杨尚昆说：“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相比，就好像叫花子与龙王比宝。”可见两支队伍相差有多悬殊。

于是，张国焘的心思变了，态度从“主动迎接”到“主动索权”，最后他干脆不听中央指令北上，自立中央。用徐帅的话说：张国焘的野心开始膨胀，要夺权自己当“头头”。

在这一段最艰难的黑暗时刻，毛主席身体状态较差，我们可以看着照片中的他，面容憔悴，极度焦虑，痩得脱相，令人感到心疼。

1935年10月，张国焘在卓木碉宣布另立“中央”，自任主席；同时，中央红军经过重重艰难到达陕北，从鼎盛时期的10万人（从江西出发时计算八万六）锐减到7000人，原出发人员十不存一，九死一生不足形容其过程凶险，处境之艰。后续，红四方面军虽然南下碰壁，但仍有4万多人，兵力是中央红军的6倍，张国焘迫于压力取消了临时中央，还是十分嚣张，对中央只肯称呼为“陕北同志”。

形势逼人，中央甚至还要低下头来，以“弟”的身份称呼张国焘为“兄”，1936年5月30日时，中央发电给给张国焘：“弟等与国焘同志之间，现已没有政治上与战略上的分歧。过去的分歧不必再谈........中央与四方面军的关系，可如诸兄之意，暂可采取协商方式......希兄等共鉴之。”

在时代如何取舍的关键时刻，有两个人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他们“雪中送炭”，给了中央很大底气，从而压住张国焘的嚣张气焰。一个是贺老总，他组建了红二方面军，人数有15000多人，贺老总和张国焘开会的时候，直接威胁张国焘：“国焘同志，不团结的话少说哦，要不小心我打你黑枪…”吓得张国焘立马怂了。

另外一个就是本文的主角徐海东大将了，如果说贺老总的红二方面军毕竟只是助手，那么徐海东大将就是主力推手了。徐海东本部红二十五军7000多人，其实是红四方面军的部队，也就是说，红二十五军是张国焘领导下的部队。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徐海东算起来是张国焘的部下。在当时的关键时刻，徐海东是服从“张国焘”所谓的“中央”，还是忠诚于真正的党中央？对于一般人来说，这是一个重大考验。不过，对于徐海东来说，这不是一个可以选择的问题，他毫无保留地忠诚于真正的党中央，写信给毛主席表明态度：红十五军团坚决服从党中央的领导（此时红二十五军已与陕北红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

最终，徐海东将自己的部队编入中央红军，加上地方部队以及在根据地扩编，让红一方面军拓展到3万人左右。

一个组织要成大事情，要有充足的人力和充裕的财力，如果这两者缺乏，“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面对张国焘的咄咄逼人，即使毛主席再怎么天纵奇才，也无法走出最黑暗的时刻。

可以说，在徐海东以及贺老总的加持下，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总兵力加起来已经超过4万人，在会宁会师的时候，总体实力已经超过红四方面军，张国焘已经没有资本折腾了。

因此，徐海东大将把自己的兵力给了党中央，增强中央红军的实力，是一桩“雪中送炭”的关键性重大贡献，单纯这一点，授予大将，当之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