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是北宋乃至历代封建王朝名声比较好的皇帝，以宽仁著称，他当政时北宋文化极为发达，但也就是这个时期，北宋一朝步入由盛转衰的阶段，在仁宗之后，经历英宗和神宗两代，彻底走上衰落之路。

为什么刚刚经历了繁华与热闹，就突然走上下坡路了呢？今天我们要讲的这段历史，就将带你回顾，在后宋仁宗时代，大宋王朝究竟发生了什么重大变化。

第一部分，说说宋英宗、神宗两代的政治变化，主要是从以前的包容大度，走向了极端化，用赵冬梅教授的一个概念，就是“恶性分裂”。

第二部分，说说司马光与王安石的分歧和斗争，以及宋神宗的拉偏架行为；

第三部分，说说司马光在洛阳闲居期间，对王安石变法的持续对抗。

最后，第四部分，说说神宗死后司马光重新当上宰相，试图扭转政治走向，但直到去世也没能如愿，宋朝政治走向不可逆转的深渊。

现在就进入正题。先说第一部分，宋英宗、神宗两代的政治变化，主要是从以前的包容大度，走向了极端化。

以往大家提到宋神宗，大概都认为这是一个变法的时代，充满着积极向上的气氛。但历史往往有着不为人知的细节，宋神宗1085年去年后，又过了41年就爆发了靖康之耻，北宋灭亡。宋神宗在位的18年，宋朝在政治层面的深刻变化，与国家灭亡有着密切的关联性。

这个变化要从宋英宗继位说起。1063年宋仁宗去世，由于他的亲生儿子全都夭折，只能由过继的皇子赵曙继承帝位，这就是宋英宗。表面看起来宋英宗挺幸运的，其实过程非常曲折，由于宋仁宗十分抵触这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儿子，导致赵曙从四岁一直等到三十一岁，才被正式承认继承人身份。在这二十七年的超长待机中，赵曙始终提心吊胆、战战兢兢，生怕哪天仁宗有了儿子，自己就会被一脚踢出皇宫。

大家设身处地想一想，谁能受得了如此漫长的精神折磨？宋英宗继位时犯了两次疯病，与之前的经历是有直接关系的。

宋英宗上台之初，因为生病无法处理政务，由宋仁宗的皇后，也就是曹太后垂帘听政了一年多时间。宋英宗又怨又怕，怕曹太后趁他地位不稳再把他废了，于是干脆装聋作哑，不和曹太后来往。皇帝和太后这么僵持着总归不行，这个时候，就轮到司马光等大臣们出场了。

当时的首席宰相是大名鼎鼎的老臣韩琦，他直接去后宫和曹太后面谈，并当面逼她停止听政。

按理说宋英宗该满意了，但他接下来做的一件事，再度激化了矛盾。这就是宋朝有名的濮议事件。

事情并不复杂，宋英宗想给亲生父亲濮王赵允让一个皇帝的名分，称其为皇考。但按封建礼制，宋英宗只能称仁宗为皇考，而称濮王为皇伯。

因为触及王朝基本政治内核，朝中大臣分裂为两派，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欧阳修、韩琦等人支持宋英宗，司马光等台谏官员则坚决反对，宁可被罢官也不妥协。

父以子贵，宋英宗给亲爹一个虚名，对朝廷并没有什么实质影响，为什么司马光要死咬着不放呢？

其实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皇帝跟谁叫爹，而是皇帝和大臣们处理这件事的作风。

司马光敏锐地看到，大臣们支持皇帝，不是为了维护礼法正义，而考虑的是自己的新朝的位置、利益。为了利益，正反两派不惜互相抹黑、泼脏水、搞人身攻击，不斗倒对方决不罢休。大宋朝以往那种宽容和谐、容许政治异见的氛围被破坏了。

风气颓坏了，礼仪松动了，国家就完了。这才是根本性的问题。

濮议事件后来不了了之，正反两方各退一步，宋英宗称濮王为父但不能称皇。但皇帝很满意，因为他达到了驾驭百官意志的目的。

英宗仅仅在位四年就死了，儿子神宗上台后，憋着一股劲要为父亲正名。刚满二十岁的神宗要树立绝对权威，要施展手中的无边权力，他试图打破传统，并摆脱朝中一帮老臣的约束。这和宋仁宗时代的政治风格完全不同，而司马光正是宽容政治与传统士大夫风格的维护者，君臣之间发生了好几次强烈碰撞。

其中最典型的是关于军事策略。宋神宗要发动对西夏的战争，建立伟大的功绩。但司马光强烈反对，理由是朝廷财政困难，准备不充分，不能贸然兴兵。宋神宗十分恼怒，后来找了个理由把司马光御史中丞调任经筵侍讲，成了陪皇上读经讲史的闲职。

之后，司马光宿命中的敌人王安石进入朝廷，担任翰林学士。其实最初司马光并不排斥王安石，在政治道德层面两个人是一类人，都极度讲究原则、绝不妥协。

但可惜的是，两人的人生经历、学术倾向、政治理念都有着巨大的差别，所以，越是讲原则、越是不妥协，两人的斗争就越剧烈。

王安石一到开封，就向神宗提出了著名的“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的论断，劝说神宗变法强国。这一论断的确具有超前的经济思想，但在作者赵冬梅看来，把变法从特定的历史情境中抽提出来，用现代经济思想去演说并不客观。

司马光旗帜鲜明地反对王安石，他说：“天地所生货财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并指责王安石不过是在玩弄西汉桑弘羊敛财的老一套。两位大政治家斗法，一上来就从具体操作层面上升到思想理念，朝廷充满了火药味儿。

年轻的宋神宗要有作为，有作为的前提是国库要有钱，所以他深深地被王安石折服，或者说，是被王安石描绘的宏伟蓝图所吸引。这就从根本上注定了司马光在这场斗争中的失败命运。

时代变了，连司马光自己都没意识到，神宗并没有恢复仁宗时代的包容政治，而是走向了极端法家化的道路。仁宗时代是对事不对人，而英宗以后，就是对人不对事。大臣之间斗争的标准不再是事情的对与错，而看你怎么站队。这不仅是司马光的悲哀，更是大宋王朝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