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黄巢与李顺的传说中，就有两个比较明显的讹错：

　　黄巢与李顺生于哪一年，均不详。黄巢于唐僖宗乾符二年（公元875年）响应王仙芝起义，加入义军时，少说也有十七八岁吧。那么，到他于唐僖宗中和四年，即公元884年兵败狼虎谷时，至少也有二十六七岁了。而宋太祖赵匡胤于公元960年创建北宋，在位十七年，先后用了建隆、乾德、开宝三个年号，开宝年号最长，共九年，即使算到开宝元年，也是公元968年了，其时距黄巢兵败狼虎谷已是八十四年，黄巢即使还活着，至少也有一百一十多岁了，怎可能在开宝年间还是个“八十老僧”呢？

　　再说李顺。据《宋史·世家二·西蜀孟氏》所载：后蜀灭亡前，蜀后主孟昶派其弟孟仁贽去汴京向赵匡胤请求，给以像蜀汉后主刘禅及陈后主陈叔宝的降王待遇，赵匡胤不但一口应允，而且明确表示：“朕不食言，尔无他虑。”于是，四十七岁的孟昶与其年近七十的老母亲，除掉他已死的儿子玄宝外，另外两个儿子玄喆、玄珏，还有弟弟仁贽、仁裕、仁操都被礼送至汴京，受到比较隆重的接待。长子孟玄喆入宋后官居检校太尉、泰宁军节度，并且跟随宋太宗赵光义灭北汉、征辽，屡受封赏，五十五岁时病逝，他的十五个儿子中有四个进士及第。次子孟玄珏也病逝于滑州知府的任上。孟昶原是割据一方的皇帝，并且已经获准恩封降王，不像造反与叛逆，绝无灭族之虞。当他将老母、子弟等“中外骨肉二百余人”都托附给北宋王朝时，有必要让一个襁褓中的幼子流落民间吗——假如他有这样一个幼子的话。

　　那么，为什么会产生那样的传说故事而被当时或后世的文人们收入稗官野史之中呢？主要原因显然是，他们奋起反抗暴政的义举获得人们比较普遍的拥护与支持，而他们的不幸失败又让人们寄予了无限的同情。唐末政治之黑暗，统治阶级之骄奢淫逸，藩镇之专横跋扈，人民生活之痛苦，已有多书论及，何况这种情况也是一个末世王朝比较普遍的现象。那么，宋初的四川又是怎样一种情况呢？宋军刚刚灭掉后蜀，其军队统帅王全斌就擅杀降兵，豪夺妇女，广纳财货，暴行累累，又将蜀中府库之积全都输入汴京，已经激起过蜀人的武装反抗。而后来宋廷派到蜀地的官员又“竞喜功利，于常赋外更置博买务，禁商贾不得私市布帛”（《宋史纪事本末》卷十六），弄得地狭民稠的蜀人虽尽力耕种，却难以养家活口，而兼并之风愈盛，贫富日益悬殊。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王小波、李顺起义打起“均贫富”的口号，队伍便迅速地从数百人发展到数十万人。为实行“均贫富”的主张，李顺又召集乡里富人大姓，让他们申报各自的粮食家财等，留下他们一家老小足用的，其余的都统一调拨，分发给贫苦群众。而自称“冲天平均大将军”的黄巢，其军队“遇穷民于路，争行施遗”（《旧唐书·黄巢传》）。他们的这些举动，必然能获得穷苦百姓比较广泛的支持与拥护。尽管黄巢的军队在缺粮时也曾以人肉为食，李顺也曾怒斩打了败仗的三百士卒，他们倘若最终成功，也很可能是以暴易暴。然而，人们在被暴政压迫得喘不过气来时，谁起而反抗暴政，总是会被视为英雄而给予支持；倘若失败，则会寄予深深的同情与怀念。至于将来是否会以暴易暴，谁会考虑那么多、那么远呢？这些，难道不是产生那些传奇故事的深厚的民间基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