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9月的一个凌晨,随着蒙古大漠上的一声巨响,国内的政治风向开始出现了一些变化。几个小时后,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向几位副总长传达了消息,阎仲川听到后犹如晴天霹雳,周总理叮嘱他,一定要布置好部队的戒备工作。
10天之后,阎仲川按照原定计划,跟随李先念出访越南。原本阎仲川应该在访问结束后,留在越南考察南方战场,结果就在代表团回国前,阎仲川忽然接到通知,让他随代表团一同回国。
刚一下飞机,阎仲川就被带到了贵宾室,周总理、叶剑英等几位中央领导早已经等候在那里。周总理告诉阎仲川,林总身边的人已经被停职反省,叮嘱阎仲川好好揭发他们的问题。
就这样,阎仲川开始了漫长的隔离审查生活,而此时距离他调到总参工作,不过只有两年零四个月。
随着审查的逐渐深入,阎仲川大多数的问题都已经说清楚了,唯有在“一号命令”的问题上,始终过不了关。无论审查人员几次让阎仲川交代“一号命令”的问题,阎仲川都只有一个回答:
“别说毛主席,就是林总身边的那些人,刚开始也不知道这个电话稿的编号。”
为何阎仲川始终不承认“一号命令”的问题呢?
1969年5月,阎仲川调任军委总参担任副总参谋长。在进京前,阎仲川就知道北京的形势比较复杂,因此上任之后,阎仲川就开始采取“自我封闭”的态度,对所有政治风暴中的事情一概不介入,也不去看望任何老领导,以免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10月,中央宣布老干部们“疏散”各地的第二天,阎仲川忽然接到通知,让他到军委前进指挥部的开会。阎仲川刚一进门,一张记录纸就递到了他手上,让他用电话立刻传达到部队。
阎仲川没有多想,随即走进作战室对记录稿进行整理修改。修改完毕后,阎仲川考虑应该给指示加个编号,又想到这是前指开设之后的第一个指示,就让值班参谋从“一号”开始编起。
就这样,历史上著名的“一号命令”,从阎仲川的手中诞生了。
稿子整理好之后,阎仲川让值班参谋送去给领导审查,结果得知领导已经睡下,不宜打扰,阎仲川又让值班副处长上报到“林办”。
由于迟迟没有收到“林办”的指示,阎仲川本想让周总理把把关,但想到这不符合程序,自己也没有资格向周总理汇报,再加上苏联代表团即将入境,阎仲川感觉事不宜迟,便当即指示值班的所有人用四部保密电话,将“一号命令”传达到了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和有关机关。
为了保证命令准确传达到,及时掌握敌情,阎仲川又相继指示下达了“二号命令”、“三号命令”和“四号命令”。尽管当时已经过了零点,各部队接到之后还是立即开始行动。
没想到“一号命令”转达的第二天,周总理就对军委办事组提出了批评,尤其是没有事先向他报告和文件编号的问题,在阎仲川对文件编号进行解释之后,周总理便没再多说什么。
直到这个时候阎仲川才搞明白,“一号命令”中加强备战的紧急指示没有问题,问题恰恰就出在了编号上面,“一号”不是什么人都能使用的。
而此时的阎仲川不过进京5个月,又没有人提醒他,实在不知道这里面的规矩,不经意间捅了篓子。
尽管苏联代表团访华没有出现问题,但“一号命令”却被全军认认真真执行了半年多的时间,才逐渐开始有所调整。
就是这样一个不经意间犯下的错误,让这件事后来演变成了一个大问题。作为当年“一号命令”的经办人,再加上阎仲川始终坚持认为自己和林总等人是正常的工作关系,因此,阎仲川在问题上和审查组始终无法达成一致。
随着国内的政治形势愈发严峻,越来越多莫须有的罪名,被扣在了阎仲川的头上。阎仲川知道,此时自己任何的辩解都是徒劳的,因此他选择了沉默到底。
1973年,重病中的周总理曾对阎仲川的问题作出指示,问是不是把阎仲川的问题看的太重了。结果由于有人从中作梗,阎仲川始终没有“解放”出来。
由于阎仲川的问题,家里人的处境也十分艰难,四个孩子都被迫从部队复员,转入基层工作,妻子虽然是地方干部,但到了冬天,却领不到一分钱的煤火费。就这样,一家人苦苦熬过了政治风暴。
1976年10月以后,阎仲川的妻子和孩子们就成了信访办的常客,除此以外还到处写信要求与阎仲川见面。在华国锋女儿的帮助下,阎仲川终于得到了一次和家人见面的机会。
当阎仲川出现在家人面前,妻子当场就哭了。此时的阎仲川腿脚特别不利索,再加上一口牙全部都掉光了,整个人显得非常苍老。但阎仲川却对家人们说了一句令人毕生难忘的话:
“你们放心,我不会自杀的,死了就更说不清楚了!”
1979年,阎仲川被解除监管。三年后,总参宣布了对阎仲川的结论,但其中并没有提及“一号命令”的问题。阎仲川随即按照大军区参谋长待遇离休。
离休之后的阎仲川生活恬淡,和家人分别多年,让他更加珍惜和家人在一起的日子。除了每天陪妻子外出遛弯,阎仲川一般都是上午看书,下午游泳,六旬高龄的他一口气可以游几千米。
除此以外,阎仲川还接受过几次央视的采访,帮助一些试验开国将军的演员,回忆当年首长们的工作和生活习性。
1986年,关于“一号命令”的问题,终于有人继续了求证。在当年出版的党史大事年表中,对于“一号命令”的历史背景和过程有了较为客观的评价。在此之后,由于权威著作对“一号命令”的问题作出了澄清,作出了“一号命令”不是阴谋活动的正确结论。
随后,《人民日报》在显著位置发表文章,对这一结论表示了赞同。消息一经发表,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困扰阎仲川23年的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
1995年,中央军委组织编写野战军史,阎仲川受韩先楚和苏静的邀请加入其中。虽然有一些人对阎仲川仍有微词,但韩先楚和苏静据理力争,让阎仲川以顾问身份留在写作班子中。
2002年阎仲川病逝之后,总参的同志送来一幅挽联:戎马一生认认真真,驾鹤西去清清白白。成为阎仲川一生最好的评价。其实在“一号命令”的问题澄清之后,阎仲川的孩子曾问过阎仲川关于这件事的态度,阎仲川坦率地表示:
“国家出了这么大的事,我们有责任帮助搞清楚。如果都屈于压力胡说八道,会伤害多少同志,以后有谁还相信共产党!”
参考文献:
[1]阎铭.父亲阎仲川与林彪的"一号号令"[J].文史博览,2004(10):16-19.
[2]张颂甲.阎仲川与“一号令”[J].炎黄春秋,2015(09):49-51.
[3]张晖.广州军区四将入京齐聚总参[J].党史博览,2020(02):18-24+50.
[4]阎明著. 往事不忍成历史.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