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5月，“十年特殊时期”开始，当时担任公安部部长的是谢富治，谢富治是那段特殊历史时期的“红人”，他也做出了很多令人匪夷所思的事，喊出了很多令人瞠目结舌的口号，是一个比较矛盾的人。

那段时期，因为《二月提纲》的原因，北京市委被形容“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在这种背景下，北京市委受到批判。随着对北京市委的批判，谢富治也安排了由44人组成的华北局、公安部联合工作组，进入北京市公安局进行夺权。不久后，工作组扩大到三百多人，1967年2月11日，北京市公安局实行军管。

刘传新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进入北京市公安局工作的，他原本是南京军区某军的副政委，长期从事政治工作，据说“能文能武”。1967年年初，中央决定对北京市公安局实行军事管制，拟抽调一批军事干部，南京军区推荐的便是刘传新。

北京市公安局实行军管之后，刘传新担任了军管会副主任，是北京市公安局的“二号人物”。在这之后，刘传新狂热地投入到那场特殊的运动中，而且还敢于“冲锋陷阵”，他很快就成为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的“头号人物”，主持实际工作，1973年，刘传新正式上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

整个“十年特殊时期”，刘传新迫害了大批干部与群众。举例来说，1967年3月24日，刘传新对北京市公安局作出初步结论，否定了北京市公安局过去的工作，并诬陷北京市公安局“企图资本主义复辟”。

1967年年底，在刘传新的指示下，军管会出台了《关于北京市公安局问题的汇报提纲》和《关于彻底改造旧北京市公安局的若干问题》。这两份报告诬陷北京市公安局的“10名正副局长、117名正副处长、分（县）局长都是特务、叛徒、三反分子”，“全局有1000多名坏人”。

主席也不相信刘传新上报的材料，曾反问：“十个局长都是坏的？处长都是坏的？1000多人都是坏的？”但刘传新极善于掩盖事实，在刘传新的操控下，北京市公安局的前局长冯基平被诬陷为“特务”，现局长邢相生被诬陷为“特务嫌疑”……公安战线的众多干部受到残酷迫害。冯基平、邢相生等人被长期关押，4000多名干警被赶出北京市公安队伍。

整个“十年特殊时期”，刘传新沦为“四人帮”迫害干部群众的工具，江青还曾多次夸奖刘传新，说刘传新“有功”。令刘传新始料不及的是，1976年10月，“四人帮”被彻底粉碎，在这之后，刘传新的命运也发生了变化，1977年1月27日，刘传新被免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的职务，并接受审查。

被审查期间，刘传新的精神十分脆弱，整日彷徨，仿佛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因为刘传新知道，自己的政治生命已经结束，而且他也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一定不会被饶恕。每天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下，刘传新的压力很大，5月18日，他接到通知，第二天要在北京市体育馆召开“批判刘传新大会”。

在过去，刘传新一直都是整别人的人，如今接到自己要被批判的通知，他变得脸色苍白，一言不发。5月19日上午，北京市公安局的全体干警都在体育馆等待刘传新出现，但左等右等就是等不到人，不久后就接到了刘传新畏罪自杀的消息。这位在“十年特殊时期”犯下严重罪行的干部，最终通过极端手段，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令人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