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文学的作用漫谈 | 邵孔发》

一者、文学之于润身。

宋·洪迈《容斋随笔·初笔·卷四·张浮休书》引欧阳修语：“大抵文学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润字带给人们身心的感受是滋润、滋养、饱满、鲜活。《大学》云：德润身；欧公云：文学润身，可晓道德与文学对人自身修养的作用。

安顿心灵。欲求文雅，便须读书。宋朝诗人黄庭坚说：“士大夫三日不读书，则义理不交于胸中，对镜觉面目可憎，语言无味。”王梓坤《读书的乐趣》也说：“吾于读书，无疑义矣，三日不读，则头脑麻木，心摇摇无主。”读书可安心养心，汲取知识，提升智慧，此文学的功能。

感悟生活。文学作者只能写自己熟悉的事物，在写自己熟悉的事物时，须检视自己熟悉的事物，对自己熟悉的事物反观、反思、反省，加深对事物的理解，重新感悟生活，培养了自己理性精神。

抒发性灵。“吐纳英华，莫非情性。”（《文心雕龙·体性》）诗人的诗性是诗人自带的，李白的浪漫，杜甫的沉郁，是诗人的性格。自带的诗性让诗人喜欢写自身风格的诗；同时，诗人在诗歌创作中升华自身诗性。黄庭坚《送王郎》：“酒浇胸次之磊块，菊制短世之颓龄。”文人多借激扬文字，浇胸中块垒，抒发胸襟。不平则鸣，一吐为快。

文学的地位。这里谈的及物，不是说处理具体事件，而是泛指影响他人及社会。文学的作用甚大，远不止于润身，却不在“百家”之列。司马谈讲“六家”：儒、墨、名、法、阴阳、道德，无文学。《汉书·艺文志》讲“九流”：儒、墨、道、法、名、阴阳、纵横、农、杂。另有小说家不列在九流之数，所谓不入流者。欧阳修身为散文八大家，也如司马谈、班固看法，自轻文学。

诸君见解不及孔子。孔门四科：德行、言语、政治、文学。言语、文学密切相关，今称大学中文系，即中国汉语言文学系。夫子深知，语言、文字、文学是文化载体，也是民众精神生活的寄托；舍此，民族精神文化会迅速衰落消亡。故孔子传学，孔门四科，言语、文学几占其半。

文学的影响。文学的要务不止于润身，更在于及物，在于润人。尽管孔子身为言语、文学教授，能力盖世，当他要求列国诸侯恢复周礼时，遭到驱逐，惶惶然如丧家之犬。当文学与政治理念相冲突时，就像秀才遇到兵，暴露文学对于政治的弱势。于是乎归乡讲学，著《春秋》，编《诗经》《书经》，评注《易经》，修订《礼记》《乐经》。弟子集师言为《论语》，以“治天下”，政事所重，唯此为大。

洪迈22岁中进士，宦海沉浮，官场忙碌。公干之余、致仕后“谢绝外事，聚天下之书，而遍阅之，搜悉异闻，考核经史，捃拾典故，值言之最者必札之，遇事之奇者必摘之。”官场谈吏事，独处作随笔。孝宗赵眘读《容斋随笔》曰：“煞有好议论。”赞许有加。毛泽东战争年代随身携带此书，随时取读。逝世前13天，还让身边人员找来阅读，汲取智慧方略。

欧洲文艺复兴运动，肇始于文学和艺术 ，发端于“文学三杰”。意大利最伟大诗人但丁的《神曲》、以抒情诗著称的彼特拉克、薄伽丘的《十日谈》，三位作者的作品和精神，影响着后来的文化和文学发展。文艺复兴运动结束欧洲中世纪历史，开创欧洲新时代，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次巨大推动。

鲁迅以小说、杂文解剖社会，揭露抨击封建主义“吃人”的旧礼教和虚伪的传统道德。用文学形式探讨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唤醒民众，推动社会变革，引导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成为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若鲁迅、胡适，皆文学之士，开启民智，改造社会，何亚于政治家。

独善其身。“世人有可与言者，有不可与言者。”可与言，便及物；不可与言，止于润身。陶渊明少年时期，受儒道两家思想的影响，培养了“猛志逸四海”和“性本爱丘山”两种不同志趣，构成“儒玄双修”的人格个性，派生出他的为官（政事）、归隐（文学）两段人生。前期为官，任江州祭酒、桓玄幕僚、刘裕镇军参军、刘敬宣建威参军、彭泽令。官场的现实让他意识到仕途的欺诈多忤，毅然辞官彭泽，结束十三年仕途生活。此后二十多年躬耕陇亩，摆脱官场，纵情乡间，写出清新自然纯朴的田园诗、寓意深沉的咏怀诗，成为隐逸诗人的代表。诗文创作是诗人晚年平淡艰辛生活的精神寄托，为后世留下宝贵精神财富。

两者兼得。王维，字摩诘，名和字取自《维摩诘经》中的维摩诘居士。维摩诘是佛门子弟，却过着世俗贵族的奢华生活。王维与维摩诘相似，自壮至老都是朝廷命官。得到宋之问的辋川别业后，是别墅庄园主，一生过着亦官亦隐的居士生活。王维边塞、山水诗，律诗、绝句都有流传人口的佳篇，又兼画师。白日朝堂论事，夜晚虔心礼佛。为官作诗，互不妨碍；朝堂乡居，各得其所。

文化进步是最低成本的社会进步，文学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充分发挥它不可替代的作用。

邵孔发，安徽全椒人。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教师、学报编辑。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襄水文集》《故园屐痕》《琅琊清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