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身体只能承受一个灵魂，如果父母的控制密不透风，孩子实际上已经精神死亡。”

这是国内一位心理学家在提及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时，说过的一段话。今天，我们之所以把这段话再次说出来，是因为15年前一起女研究生自杀事件，再次引起人们的议论和广泛关注。

这起自杀事件发生在上海海事大学的女研究生宿舍。

2009年11月26日早上八点半，当学校保卫科的工作人员带着工具，强行将一间女研究生宿舍的门打开的时候，出现在宿舍洗手间的一幕瞬间震惊了所有人。

只见一位三十岁上下的女子，背靠着洗手池，静静地以半蹲的姿势一动不动，她的脖子上套着两条打成死结的毛巾，那毛巾结成的绳索，紧紧勒住她的脖子，绳索的另一端，挂在洗手池的水管上。

众人见状，一拥而上，快速解掉勒在她脖子上的两条毛巾，把她平放在宿舍地板上，开始给她做人工呼吸。

可是，为时已晚，早已没有了呼吸的这位女研究生，在母亲的哭泣声和同学们的呼唤声中，再也不会醒过来了。

这天上午九时零五分，当校方联系的120急救车到达学校宿舍的时候，自杀者的身体已经僵硬，瞳孔放大。9时15分，自杀者被拉到了南汇区中心医院，被医生宣布死亡。

让人颇感意外的是，这名女研究生的母亲并没有跟着120急救车去医院，而是选择留在女儿生前读书的上海海事大学。

在最初短暂的呼天抢地哭泣之后，这母亲恢复了清醒与理智，她擦干眼泪，对着围在她身边的几个女学生们说道：“你们不要太内向了，元元就是因为内向才这样。”

母亲口中的元元，正是她30岁的女儿杨元元，就读于上海海事大学的公费女研究生，在此之前，她本科就读于武汉大学经济学专业。

这样一位名校的高材生，直到三十岁才考上上海海事大学的女研究生，在海事大学读书不到一学期，就匆匆选择结束年轻的生命。母亲将女儿的死因，归咎于性格内向。

然而，事实是否真如母亲所言呢？

杨元元自杀身亡后，一位校友发帖直言不讳地指出，杨元元是被她病态共生的妈妈逼死的。

在过去长达三十年的时间里，杨元元几乎一直与母亲生活在一起，母女俩同吃同睡，共用一部手机和一张银行卡，就连女儿在学校读书期间，母亲都是女儿同住在学校的同一间宿舍里。

女儿上大学，就和女儿同住在学校宿舍里，这在外人看来，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却真真切切发生在杨元元的身上，而且，杨元元的最后选择自杀，其自杀事件的直接导火索也还是母亲仍然要和女儿一同住进上海海事大学的女研究生宿舍。

虽然已经时隔十五年，可是，在这起自杀事件中，中国式家长的控制欲以及由此造成的对孩子身心的束缚与巨大伤害，仍然带给我们深深的思考和沉痛的启示。

1979年，杨元元出生于湖北宜昌一户普通却特别的人家。之所以说这户人家普通却又特别，那是因为杨元元的母亲只是一位小学文化的普通家庭妇女，而杨元元的父亲却是一位在那个年代少有的大学生。

可惜的是，杨元元六岁时，父亲就因病去世了。从此后，杨元元就与母亲和弟弟一家三口相依为命。

为了养家糊口，杨元元的母亲望瑞玲不得不到厂里做了一名女工。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年幼的杨元元承担了家里所有的家务活。

有了这样懂事乖巧的女儿，按说，望瑞玲应该是感到无比欣慰的，然而，事实上，每天劳累的母亲，从厂里回来，总会有发不完的牢骚，生不完的气，脾气暴躁的望瑞玲常常拿年幼的女儿出气。

除了暴躁易怒的坏脾气，望瑞玲平时对姐弟俩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把你们养大真的不容易，你们可一定要好好学习啊！”

懂事的杨元元在学校拼了命刻苦学习，她以为只要自己学习成绩好，母亲就一定会对自己好一点。

功夫不负苦心人。1998年，杨元元高考成绩优异，她准备报考自己一直向往的大连海事大学，可是，望瑞玲知道后暴跳如雷，认为女儿之所以想去大连读书，就是想抛下自己和弟弟一走了之。

在望瑞玲的逼迫下，杨元元不得不选择离家近的武汉大学读书。在专业的选择上，杨元元想报考法律系。

可是，固执的望瑞玲坚持让杨元元报考经济学专业，因为在望瑞玲看来，经济学就是学习赚钱的，女儿读了经济学专业，以后就一定能挣大钱，她下半生靠着女儿就可以衣食无忧了。

拗不过固执且无知的母亲，最后，杨元元不得不选择学习经济学。

虽然选择了自己不喜欢的专业，可是，到了大学读书，离开了母亲的管教与束缚，杨元元依然感受到了久违的自由与快乐。

在大学读书期间，杨元元申请了助学贷款，又在学校食堂找了一份一个月200元的工作。为了能够拿到1000元的一等奖学金，杨元元和高中的时候一样，埋头刻苦读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正当杨元元享受这难得的大学自由读书的时光并憧憬着美好未来的时候，时间来到了2001年。

这一年，弟弟杨顺顺也考上了武汉大学环境科学系。然而，杨元元还未来得及替弟弟高兴时，一个不好的消息来了。

这一年，望瑞玲工作的404工厂决定搬迁到宜昌市区，职工住房不再免费分配，需要拿出3.5万元内购。

毫无积蓄的望瑞玲自然拿不出钱来买房，又不愿在当地租房，于是，望瑞玲提前办理了退休手续，然后，望瑞玲做出了一个正常母亲一般不会做出的决定，那就是和女儿同住。

杨元元告诉望瑞玲，“你是我妈妈，我要感谢你培育我这么多年。要是没有你，那也不会有我。你到武大来和我一起住吧。”

就这样，办理好退休手续的望瑞玲，来到了大三的女儿的宿舍，和女儿挤在一张90厘米宽的单人床上。

望瑞玲住进来的第一天，同宿舍其他五个同学就极力反对，很快将此事闹到了学校。

学校了解到杨元元一家的特殊情况，出于人道主义关怀，给杨元元安排了一间单独的宿舍，让她和母亲同住。

住进武大校园的望瑞玲，白日里，女儿上课时，她就在寝室干些织毛衣、做小吃的活儿，又批发了各种文具，在学生寝室门口售卖，补贴家用。

自从和女儿一同住进了大学校园，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杨元元没有社交，没有恋爱，没有个人生活空间，每天面对的都是母亲的各种嘱咐与唠叨。

好不容易熬到毕业，因为助学贷款没有还完，学校又扣下了她的毕业证。这之后，杨元元在一家培训机构当老师，每个月可以拿到七八百元的工资。

每个月的工资，她需要补贴家用，需要给弟弟生活费。这样下来，到她手里的钱，已所剩无几。3970元的助学贷款，杨元元整整还了五年时间。

五年辛苦路，杨元元做过培训老师，推销过保险业务，甚至和母亲一起摆过路边摊，可是，她的月收入从来没有突破过一千元。

此时，她昔日的大学同窗，有的在攻读硕博学位，有的在上海北京拿着高薪，有的已经落户上海，只有她，孑然一身带着母亲，一事无成。

她也曾经考上了北京大学法律系的研究生，但是因为学费太贵，放弃了；还曾先后考上了湖北枝江和广西青州的公务员，但是都被母亲望瑞玲以“太穷、太远”为理由，坚决阻止而放弃了。

“干嘛要到枝江当公务员？我们这些人好不容易从山沟考到城市来，在武汉扫马路也不要回去。”

当西北大学向杨元元发出研究生面试通知的时候，收到通知的杨元元已经买好了去西安的车票，因为母亲望瑞玲一句西北落后，坚决反对，杨元元不得不选择退票。

在母亲望瑞玲看来，只有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才有发展前途，其他地方她一律瞧不上。

母亲的眼光决定了孩子的未来。在杨元元短暂的一生中，母亲的眼光，才是她看得到的未来。在母亲短视的世界里，她注定不会有未来。

2009年4月26日，四次参加研究生考试的杨元元，终于如愿以偿考上了上海海事大学公费研究生，收到了梦寐以求的通知书。

那一刻，杨元元喜极而泣，她激动地抱着母亲望瑞玲，一遍遍说道：“妈妈，我们的好日子快要来了。”

然而，此时的杨元元不知道，她想得太简单了，还有更大的磨难在等着她。

这一年，杨元元的弟弟杨顺顺已经在北京大学读博士了，且也有一定的经济收入，可以保证母亲的日常开销。

但是，在面对跟儿子去北京还是跟女儿去上海的选择时，望瑞玲拒绝了儿子的提议，选择和女儿一道去上海。望瑞玲告诉儿子，她更喜欢上海，不想去北京。

2009年9月12日，又是一年开学季，再一次带着母亲去上学的杨元元，天真地以为上海海事大学会和武汉大学一样，同意她带着母亲一起住进研究生宿舍。

可是，望瑞玲住进女儿宿舍的第一天，就遭到了室友的投诉和宿管阿姨的驱赶。

9月16日，杨元元手写了一封2000字的长信给辅导员吴志毅，要求学校为其母亲和自己提供一个单独的宿舍。

令杨元元没有想到的是，上海海事大学直接拒绝，校方的理由是，这违反了学校的规章制度，不利于宿舍管理，并且对其他贫困生也不公平。最后，校方要求望瑞玲必须搬走。

在杨元元与学校一次次谈判期间，望瑞玲始终没有搬出学校宿舍。迁延至11月21日，校方要求望瑞玲必须在这天早上八点之前搬出宿舍。

同时，出于同情，校方告诉杨元元母女俩，该校一名体育老师在校外有一间闲置的两居室，月租金只要450元，半年付一次房租，可以搬到那里居住。

无奈之下，杨元元带着母亲来到了这个两居室，一进入室内才发现，房间完全没有装修，不通煤气，除了一张桌子，什么也没有。母女俩只能将两床被子直接放在水泥地上打地铺。

已近十二月的上海，夜里到处是一片潮湿和寒冷。夜夜被冻醒的杨元元再也撑不住了。

11月24日夜，躺在冰冷坚硬的水泥地上，杨元元一夜无眠。这一夜，她和母亲说了很多话。

她说：“我不该来这个学校读书，真的非常后悔。”

又道：“那些成绩不如我的同学，在上海都比我混得好。”

说完这话之后，杨元元叹息良久。然后，久久无语。一滴泪无声地滑过她的脸庞，轻轻滴落到枕边。

“都说知识改变命运，我读了这么多年书，却什么都没改变。”

末了，她又叹息般喃喃自语道。

望瑞玲静静听着，她不知道该如何安慰鼓励女儿。一直以来，杨元元在她面前，都是坚强乐观的。今夜，如此反常的女儿，让她无比惊讶，以至于匆忙之间不知道该如何应答。

这之后，杨元元又和母亲说起，自己曾经辅导过一个学生，才15岁，就自杀了，最后，杨元元告诉望瑞玲，自己今年都三十岁了，还带着母亲到处漂泊流浪，居无定所，她没能让母亲过上好日子，她觉得非常抱歉。

直到此时，望瑞玲仍然以为女儿在和她谈心，却不知道，这是女儿在人世间最后的悲鸣。

第二日，杨元元告诉望瑞玲，自己白天要和同学们排练话剧《罗密欧与朱丽叶》，晚上不回来了，就住在宿舍。

11月26日早七点，望瑞玲和往常一样在上海海事大学食堂，等女儿一起吃早饭。

这一次，她再也没有等来自己的女儿。

19天后，杨元元的遗体在上海火化，校方拒绝了望瑞玲要求的35万元赔偿，只给了16万元慰问金，且自始至终没有道歉。

杨元元自杀后，当记者问起望瑞玲今后如何生活时，望瑞玲说：“现在就一个人过吧，儿子也没有房子，等他工作后肯定就跟他一起了。”

杨元元不知道的是，弟弟早已和女朋友商议好了，等明年就把母亲接到北京去，他觉得姐姐这么多年太辛苦了，他还准备带上母亲和姐姐，一家人一道去海南旅游。

“这是我准备给她们的惊喜。”弟弟杨顺顺一脸落寞悲伤。

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

可是，在这起十五年前的女研究生自杀事件中，我们却看到了身为母亲的望瑞玲，将短视的中国式家长的控制欲演绎得淋漓尽致。

他们或许永远都不会明白，对孩子的控制欲才是最失败的中国式家长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