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仪和商鞅是秦国两位杰出的谋臣。他们继承了前人的遗志，对秦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张仪的成就虽然显著，但相较于商鞅，他显得更为幸运。商鞅最终在战场上牺牲，全家被抄斩，尸骨运回秦都咸阳接受车裂之刑，而张仪的命运则要好得多。

虽然张仪的策略主要依靠其高超的口才与游说能力，但他并未完全赢得嬴政的青睐。秦武王继承王位后，张仪仍被赐以重金，并有三十辆马车护送回家。此时的张仪已不是当年那个被楚赵欺凌的穷书生。以其才能，他先后为秦惠文王封卿、秦相，成为秦国的重臣。然后他又排除了秦国的其他重臣，如公孙衍。

张仪后来辗转于魏、楚、韩、齐、赵、燕六国，使其与秦国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此期间，他在政事上有所建树，得到了秦惠文王的封赏，被封为武信君，并获赐五城。张仪声名远扬，在中原诸侯国中声名显赫。回国后，魏王对他礼遇有加，授以相国之职，处理国事。最终，他死于任内。

张仪与商鞅的命运为何如此不同？实际上，秦惠文王去世后，张仪同样面临了清算，但与商鞅不同，他用计谋逃出了秦国。

张仪因忌惮秦武王嬴荡，担心自己会被处死，便以献策为名，逃出秦国，返回故国。

相比之下，商鞅因被王公大臣弹劾、捏造罪名，说他参与谋反，最终新君秦惠文王嬴驷下令捉拿他。商鞅企图逃出秦国，但失败了，他回到自己的封地，发动了一场起义。最后，秦军出兵讨伐，商鞅战死于郑县彤地，尸首运回秦都咸阳，受车裂之刑，三族俱灭。

如果张仪不能及时逃出秦国，他很可能也会走上商鞅的道路，只不过他的下场没有商鞅那么惨。张仪从秦国逃出，成了被追究责任的结局。

虽然秦惠文王钦点张仪为秦相，但实际上，张仪在外交上的作用更大。在秦国任职近二十年间，除了头几年，他不是致力于秦国与东方六国的邦交，就是奔走游说。秦武王即位时，张仪却不在秦国。

可以说，张仪只是秦国朝政的决策者，真正的实权还是在秦王等重臣手中。而且，张仪大多数时间都不在秦国，所以也不会影响到王权。像他这样为秦国立功，却不问政事的大臣，最后没被责罚，也在情理之中。

商鞅之所以遭到清算，除了因为他握有朝政大权（尤其是秦孝公病重后，商鞅一人独揽军政大权，成了秦国唯一实际的决策者），还因为他不肯退隐，不肯放手，以他所立的新法迫使秦国贵族子弟不得不臣服他。

商鞅，本名鞅，出生于魏国的附庸国家卫国。他和周皇帝同姓，又是卫国公的后裔，是卫国君的后代。他本姓公孙，因出身高贵，故又称公孙鞅、姬羊。他出巡时，以卫国公的身份，可以国姓为姓，故称卫鞅。后来，他去了秦国，立下功劳，封了十五座商城，被封为商王。他用自己的土地作为自己的姓氏，最后称为商鞅。

卫鞅少年时就完成了学业，投身于魏国。据推测，他可能是受过魏国西河郡（当时秦国的河西）的西河派教育。魏文侯以吴子为将，率三晋联军攻下西河郡，改名为西河郡。魏国势力强大，到了战国之初已是中原的霸主，所以卫鞅学成后留在魏国，成为魏国的弟子。

卫鞅显然是个人才，否则也不会被丞相看中。公孙座身为魏国丞相的叔座，对卫鞅的才华极为看重，但他不想把卫鞅推到魏王那里去，生怕卫鞅会取代他的地位。所以公孙座一直等到病了，才把卫鞅推荐给魏王，并亲自请魏王给他一些重要的政事。但魏王以为公叔座身体不好，所言不可信，所以没有当真采纳。

秦孝公登位后，一心想恢复穆公的霸业。为求强国之策，他制定了著名的《求贤令》。卫鞅知道了这件事，就离开了魏国，到秦国去了。他多次游说，终于打动了秦孝公，得到了他的重用。三年试验后，他推行的《垦草令》已见成效。于是，他正式发起秦国第一次改革运动，并授以左庶子的身份，封爵为一。

相较于魏国的李悝变法，卫鞅的变法要完善得多。由于当时秦国实力较弱，要想在短期内振兴起来，必然触及到一些人的利益。这些人大多是秦国的贵族，因为变法，他们的爵位、特权和土地都受到了极大的削弱。比如，取消了世袭的爵位和爵位制度，贵族的后代不能通过军功获得爵位，土地制度也被废除，变成了私有土地。

卫鞅推行的一系列新政策，使秦国旧贵族大为不满，也是其悲惨下场的主要原因。第二次变法之前，卫鞅因为变法有功，攻魏军功卓著，被封为大良造，也就是关东六国丞相的位置，同时还兼有官职和爵位。新法颁布以后，卫鞅又因功受封，成为商朝的国君。

商鞅在秦国做了十多年的官，贵族们越来越恨他，因为他不断地丧失自己的利益。如果商鞅在这个时候能够顺利地从权力舞台上退下来，归隐山林，那么他还可以享受晚年的生活。但是，在一位颇有见识的儒生劝他让位时，商鞅却不听，仍然依赖于新的法令来强迫贵族子孙。这一行为最终加速了他悲惨的死亡。

秦孝公临死前，曾经得罪过商鞅的一群贵族，向新君嬴驷上书，说他的坏话。嬴驷必须尽快掌权，成为秦国真正的君王。但是，商鞅不肯放手，于是从一个诸侯变成了一个叛贼。最后，他死在了彤地，尸骨无存，三族惨遭毒手。

张仪是纯正的魏国之人，他的家世相对来说并不算太好。他年轻的时候，曾经在鬼谷学院学习过，毕业之后，他开始游历诸国，希望能够为国王效力。但是，不幸的是，他两次都吃了败仗，不但没有得到重用，反而蒙受了耻辱。有一次，他到了楚国，因为碰上丞相玉璧遗失而被怀疑是个贼。结果，他被逮捕，挨了几百鞭子。这都是由于他的贫困家庭造成的。

幸好张仪心情很好，他告诉妻子：“能说几句话，已足矣！”然后又到赵国去游说，却又碰了壁。他甚至没有机会进入皇宫，只能坐在院子里，吃的都是下人的饭菜。都怪他穷，要是他真有本事，怎么会落得这样的下场！

因为受辱，张仪选择了离开原来的地方，去了曾经羞辱过他的秦国，因为只有秦国，才有可能对他加以重用。经过巧言令色，秦王嬴驷任命他为高官客卿，又给楚国丞相写了一封信，告诫他要守住自己的国土，因为我不久就要攻下你的国家。没过多久，张仪就在秦军的帮助下，巧妙地说服了楚王，成功地夺回了楚国的百里疆土。

张仪还未被秦惠文王封为相国，就已代秦国出使魏国，使魏王背弃合纵盟约，与秦国重订盟约。接着又游说楚、韩、赵、齐、燕五国，使他们和秦国的关系更加密切。最后，张仪说服韩王臣于秦国，封他为武信君，封他五城。

张仪已经劝完燕国，正在回秦都咸阳的路上，秦惠文王离世，新君秦武王即位，张仪做了将近二十年的丞相，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秦国和各诸侯国的合作上。可惜，他没能再见秦惠文王一面，再也得不到他的信任。相较于商王权倾朝野，与权贵结仇，张仪身为秦相，却是为秦国立下了不少功劳，而且不会得罪任何一方势力，更不会影响到秦王的权势，所以张仪才能安然离开秦国。

总而言之，张仪能够安然离开秦国，除了没有结仇，没有插手王权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很聪明，很谨慎，知道什么时候该退。相比之下，商鞅的下场就很惨了，这不只是因为他的权势太大，得罪了贵族，更重要的是，他生性残忍，不仁。太史公在《史记》中多次提到，商鞅假意游说，骗取秦孝公信任，用严刑拷打秦公子虔和公孙贾施，骗过魏将军公子卬，最后因为不听儒生赵良的劝告而惨死，家破人亡。

商鞅与张仪两人在秦国的不同经历，反映出二人在思想与人生抉择上的不同。商鞅变法虽在短时间内加强了中央集权，增强了秦国的军事实力，但同时也树立了许多敌人，并最终走向了悲剧的结局。张仪虽屡遭挫折，但其智谋、口才、进退有度，使他能够在战国复杂的局势中生存下来，并得以安享晚年。作为战国时代的两大风云人物，他们的人生起伏及其结局，给后人以深刻的历史启示，显示出他们如何善用“智”与“权”。